“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

以“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区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系统构建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函数及综合协调发展度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广东区域城市群综合协调发展情况总体较好,但城市之间差距较大;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迫在眉睫,广东21个城市中,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子系统均衡发展的城市1个,某个子系统发展指数滞后的城市6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滞后的城市14个;珠三角地区各城市协调等级全部属于协调类,从协调度评价结果分布来看,已经形成梯度发展的态势;粤东城镇群、粤西城镇群和韶关都市区协调度和协调类型明显逊色。依据此结论,论述了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以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落实振兴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各区域城市应结合自身特点加以调整发展,利用“一带一路”的政策红利和战略机遇提升城市协调度的观点。     

从村庄建设到地区发展————乡村集群发展模式

根据比利时Meetjesland农业地区集群发展模式和区域发展的广义梯度理论及中国城乡关系演化趋势,中国城乡一体化应建立在“城市群-乡村集群”的基础之上,并将“乡乡一体化”作为“城乡一体化”的前提。基于中国国情的乡村集群发展模式应当是：　以地区发展为价值观,建立以县(县级市)为依托的乡村集群合作平台,制定乡村集群发展战略规划并推进品牌策略,以集群的优势实现中国乡村地区主动、可持续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协同度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到高度水平的产物,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发展状态直接关系到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长株潭城市群于1997年正式开始规划建设,发展至今,三市在融合发展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产业结构相似导致区域内部竞争、行政区域划分弱化合作机制、传统产业比重过大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慢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利用熵权法计算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株潭三市三次产业发展的有序度,并建立复合系统模型计算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株潭三市的产业协同度,再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协同度的影响因素。结合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加强产业结构规划、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完善市场资源配置等建议,以不断优化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协同。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湖南是中国的旅游资源大省之一,＂长株潭＂三市又是湖南旅游业的中心和重轴。本文以长株潭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为研究对象,从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发展现状入手,并通过分析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发展目前所存在的问题,阐明了长株潭城市群进行区域旅游整合的必要性,为该区域的旅游整合研究打下了基础。     

长株潭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分形特征研究

在界定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范围的基础上 ,运用分形理论对长株潭城市群的等级规模结构进行了研究 ,测算出了分维值 ,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的等级规模结构比较分散 ,人口分布不均匀 ,城市群体系发育还不成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优化长株潭城市群等级结构的对策措施 ,使长株潭城市群能形成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的等级规模结构 ,实现长株潭城市群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泛长株潭”区域旅游合作的阻碍因素及对策分析

“泛长株潭”区域旅游的合作不仅可以加快湖南旅游业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通过从“泛长株潭”区域旅游合作的阻碍因素入手分析,探求发展“泛长株潭”区域旅游合作的有效对策。     

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框架研究——新区域主义的分析视角

新区域主义为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提供了一个包括“谁治理”“治理什么”“怎样治理”“治理绩效是什么”等内容在内的分析框架。基于新区域主义分析视角,我们认为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治理对象主要是跨界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应当建立跨界环境污染区域共同治理模式和治理网络、治理绩效包括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和综合绩效等。     

基于文化价值的中国消费区域差异实证研究

该文从消费文化价值的视角实证研究了中国消费区域的差异性。研究表明,中国消费文化价值系统由“长期与短期导向”、“人与宇宙”、“不确定回避”、“物质主义”、“时间导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情绪化与情绪中性”7个维度构成,除“人与宇宙”维度外,其他6个维度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东、华中7个区域表现出显著差异。最后,文章探讨了研究结果在市场营销管理上的运用。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长株潭“3+5”城市群经济网络结构研究

长株潭“3+5”城市群是湖南省经济上紧密联系、功能上分工合作的城市聚合体。为了更好地构建区域经济格局,更为全面而清晰地把握单个城市之间、单个城市在城市群中以及城市群整体网络的真实关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城市引力模型,对长株潭“3+5”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强度、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核心-边缘结构等指标进行定量化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3+5”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高,8个城市间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网络中心度较高,城市群网络化结构明显;整个城市群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凝聚子群之间处于较弱连接状态。鉴于此,亟须进一步大力推进长株潭三市一体化建设、推动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群内部主体关联度和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是优化长株潭“3+5”城市经济网络结构的有效途径。     

论长株潭城市群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即为长株潭城市群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迫切要求完善其社会保障体系,以提高综合竞争力。首先要确立长株潭城市群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思路和原则;其次,应整合社保工作机构,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水平;第三要统筹兼顾,构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社会优抚五大体系。     

“汉字文化圈”刍议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汉字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汉字并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这一文化场在地理分布和构成上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地为外缘,即“东亚文化圈”所囊括的范围,从泛宗教视角又可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中华佛教文化圈”。这一区域的文化共相是：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等,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汉字文化发展并在中国境内外传播的结果。以汉字这一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富于弹性的、有着强劲生命力的人文地理区域和文化存在。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是检验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为切入点,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就长株潭城市群在2010—2018年期间的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展开具体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总体维持在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达到了较高水平的生态城镇化;长沙市的核心效应明显,领跑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进程,同时长株潭城市群三市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有些区域差异;其三个城市或存在城镇化滞后与生态环境滞后等问题,延滞了其生态城镇化进程.未来推动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城镇化须以"两型社会"为引领,以"生态绿心地区"为生态示范,以绿色工业提升城镇化质量,将长株潭城市群三市打造成为以绿色为底色的现代化、生态化、一体化的高质量城市群,为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的推进提供强有力支撑.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财税法制对策研究

财税政策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长株潭城市群在获批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后,该地区在财税制度方面也迅速做出了一些应对之策。但由于现行财税制度方面存在财政投入不足、调节手段单一及财税制度缺乏整体协调性、循环经济理念及绿色税收理念不强等局限性,因而难以两型社会建设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要想在长株潭城市群闯出一条发展循环经济建设两型社会的发展道路,我们一定要以"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以循环经济绿色税收等理念作导向,努力克服现行财税制度中的制约因素及制度障碍,积极试验大胆创新,并在财政税收方面提出了一些创新性建议。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与重点

今后五年,我国将处于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这一次转型与改革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点,不仅要从外部以及外部市场的变化看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更要从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了解和把握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与基本趋势。当前,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集中表现为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它体现为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脉络,其基础在于我国开始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本质在于人对自身发展的基本需求。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发展方式的相应转变。从总体趋势看,“十二五”是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历史起点,是改革发展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关键五年,迫切需要实现“四大转变”：即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从公共产品短缺转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要求政府果断地放弃GDP增长主义,实现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转变,国有资本由“盈利性”向“公益性”的转变。     

长株潭“3＋5”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

在分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群实际情况,首先构建长株潭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然后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模型,据此对长株潭3+5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定量测定。研究结果表明:除长沙市和岳阳市处于基本集约外,城市群其它各城市及城市群整体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在时间上呈现总体上升趋势;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并与区域经济的差异高度相关;影响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因素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等各个方面。     

关于长株潭生态城市群建设的几点思考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要求加强生态城市群建设.长沙、株洲、湘潭在建设生态城市中各自优势明显,但市民生态道德意识缺失,政府在如何协调建设城市群方面经验不足.应该进一步运用循环经济理念,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市民生态道德教育,着力建设好长株潭生态城市群.     

湖南推进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研究

湖南推进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坚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战略研究可分为两个层次：在宏观总体战略上,首先应有“三位一体”的战略意识,其次应放在“四化两型”和“四个湖南”建设视域下实施,第三应坚持协同发展;具体实践战略上,应落实在五个方面,即空间结构优化发展战略、主导产业与特色产业发展战略、人才人才资源开发战略、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战略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战略。     

新时代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的战略解构及其路线图

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关乎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三权”问题置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逻辑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研究，发现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在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向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成员权是其原因、本质，而“三权”则是成员权的结果、形式。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在成员权之得失与“三权”之变动的关系上应坚持缓和有因性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战略阶段，“三权”问题所蕴含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政策取向将不断演变。由于“三权”中各项权利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进城落户农民有序适时退出“三权”的路线图呈现复杂的时空差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