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伦理观念与民族关系——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研究之二

社会伦理是处理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行为准则,其间的宽容忍让、重情尚义、守望相助等优良的道德传统在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尤其具有代表性。湘西地区各民族关系之所以能够长期以来得以和谐发展,与他们的民族伦理思想观念是分不开的。     

文化涵化与民族关系——湘西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研究之四

文化涵化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在文化涵化的过程中,湘西地区不仅在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获得巨大发展,而且也推动了该地区民族之间的关系和谐。因为,它能使湘西地区各民族人民增进相互之间的民族认同感,并在掌握汉族认知符号系统的基础上,树立国家观念,从而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力。     

论历史记忆对民族偏见形成的影响

民族偏见的形成与历史记忆的转述密切相关。一方面,历史记忆的植入与“强权”使得民族偏见的产生与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与经济、政治、阶层等社会因素相比,根植于历史事件与历史文化土壤中的民族偏见更容易“合法化”为一种与他族的交往经验,以致造成民族隔阂。积极倡导民族宽容,增加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与交往,客观、辩证地看待个别历史事件是消除民族偏见、维护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苗疆再造”与民族关系

在对清雍正朝武力“开辟苗疆”动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针对 “开辟苗疆”历史事件之“苗疆再造”阶段所施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教育教化措施对苗疆民族关系所产生的系列深刻、深远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苗疆民族关系由此而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直接的结果是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并因此带来苗疆社会的急剧动荡和清政府对苗疆治理措施的审视和调整。对这一过程中的民族关系思考无疑有助于对当今国家民族政策更加认同和理解,也有助于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湘西书写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湘西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地域性乡土。湘西书写,是指以湘西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湘西乡土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对湘西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湘西书写可分为“诗意化”与“审美化”的湘西书写、“写实”与“批判”的湘西书写、“左翼”与“革命”的湘西书写、“传奇”的湘西书写四种形态。这是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从诸如反现代与反都市、追求现代化、追求左翼与革命、追求形而上的终极与民间狂欢的立场和角度将自己对湘西的记忆、想象、感受和期盼文学化的结晶。     

湘西永顺土家族文化旅游发展刍议

在新世纪新一轮的区域和全国旅游业的竞争发展中,湘西永顺作为我国土家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应加快实施以土家族文化振兴旅游的发展战略,着力推出“湘西永顺--中国土家源”的新旅游品牌形象,藉以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当地的土家族历史文化资源,提升重点旅游景点的品质,从而在湘西乃至全国确立起核心竞争力优势,实现旅游业的“二次创业”。     

溪州铜柱铭文中湘西彭氏土司族源考

长期以来,湘西彭氏土司族源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目前在学界存在着以下两种相悖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湘西彭氏源自江西”,另一种观点认为“彭士愁不是从江西迁入的汉人,而是溪州‘土著’”。查阅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志谱,并专门认真研究由后晋楚国天策府学士李弘皋撰写的《复溪州铜柱记》以及《铜柱记》后面关于彭士愁官职爵位的介绍文字,可发现二者竟然分别支撑着“本土说”和“江西说”两种观点。因此,不能武断地否定任何一种观点。湘西彭氏土司族源或许不能简单地用“本土说”和“江西说”来盖棺论定,彭士愁的身世可能有更深的历史谜团有待解开。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改土归流后的湘西经济与民族关系

<正> 清康熙、雍正年间先后在湘西苗区和土家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给湘西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改土归流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如移民垦荒,土地开辟,人口增殖等.其中最为有效的是鼓励汉民入峒垦荒.大批汉民进入湘西,打破了土司原来据地自封的闭塞状态.使湘西与湖广和其他邻近行省各州、县连成一片,促进了湘西的社会生产、城乡贸易和农副业的发展,使民族关系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趋向.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改土归流时期的湘西开发及其社会历史变迁

湘西开发历史悠久,土司统治时期既开启了新的开发进程,又产生了历史的不平衡性;改土归流时期,原土司区开发历史进程加快,广大苗区“屯政开疆”,也进入新的开发历史时期,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古代湘西社会的历史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湘西民间家具的设计思想与文化内涵

湘西民间家具的设计思想与文化内涵反映了湘西地区长期以来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变迁。湘西民间家具保存了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与习俗,见证了湘西地区人们的生活场景与历史变迁;湘西民间家具的文化气质体现了湘西人对对大自然的崇拜与敬畏之情,蕴含着湘西人自然观、审美观和生活观中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湘西民间家具的造型淳朴、雕工精细,雕刻题材丰富等造型与装饰特点体现了湘西地区文化与审美的多样性与融合性;湘西民间家具在布局与陈设的反秩序特征,集中体现了湘西人对人与自然的尊重;湘西民间家具的就地取材、生态环保、朴实无华、经久耐用,展现了湘西民间家具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特征。     

沈从文与湘西方言——兼论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贡献

沈从文非常年轻时就离开其母语方言环境,出于一种自觉的“乡下人”身份认同,60余年语言面貌“湘西的根”未改。湘西根性的坚守,在创作上就表现为母语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语言自我的不懈探求,并在其“湘西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形象。这是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独特贡献。     

湘西悬棺葬的文化意蕴

悬棺葬是我国古代一种奇异的葬俗,研究者普遍认为它是古濮越文化的反映。湘西人认同悬棺葬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悬棺葬既是楚文化中灵魂回归意识的表述,又是他们凤鸟崇拜这一“集体表象”的展演。湘西悬棺葬是楚文化在湘西地区传播的结果。     

附魅、返魅与仿魅：影像化湘西的文化逻辑

对于湘西形象塑造，从来都是通过影像化的。影像化湘西塑造了人们脑中的湘西，经历了“印象湘西”“影像湘西”和“影响湘西”。而影像化湘西的文化逻辑是附魅，返魅与仿魅的三部曲。在传播学中解读的影像化湘西存在着危险的陷阱：商业和政治的封建化，这危害着湘西的文艺创新。     

《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

《边城》在重塑中国形象时其叙事基点是张扬民族伦理;民族伦理表述框定着文本的性别叙事：失衡的自然性别设置、抽空与变形的社会性别意涵、诗性叙述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逻辑、女主人公的“失语”与“假借”、一潜一显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与民族历史文化命运表里互衬的结构等,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社会性别形象;在女性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隐含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     

宪法的民族观

宪法的民族观应当呈现出多层次性 ,即主权民族、自决权民族和自治权民族。自宪法诞生以来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的谱系 ,因此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 ,应当表述“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同样 ,无论当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构成状况如何 ,都在一定程度和形式上建构着各自的主权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 ,我国已从实质意义上构建了主权民族---中华民族 ,但尚未从宪法上予以确认。“中华民族”入宪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等基础已经具备 ,因此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保障国内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华民族”入宪势在必行。     

“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海洋意识提升

 实施“一带一路”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空间战略、经济战略、跨越海洋走向世界的大发展战略,导致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时空转换,必然要求强化“向海的社会意识”。“一带一路”战略为海洋意识提升预设了逻辑步伐：“一带一路”现实要件应然要求并设定海洋意识从传统边缘化状态中剥离,型塑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内涵;战略目标实施方式与海洋意识演进机制的契合必将促成“向海的社会意识”上升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海洋意识由传统薄弱状态转化为社会意识的关键要素,再上升为民族精神因子这一逻辑进程与精神嬗变,必然提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两者之间现实应然、过程使然、规律必然关系之有效确认,必将有助于把握和挖掘这一伟大战略实施的当代社会动力源。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武陵山民族地区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探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但不能以“大一统”强加于不同地区的和谐社会（区）构建,必须尊重各个地区的实际,区分对待,扬长避短。武陵山民族地区突出的特殊性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明显的优劣势,文章依据武陵山民族地区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等特殊因素,对该地区和谐社会指标选取原则、指标体系内容以及指标体系的具体应用作了探讨,以期对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遗产

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成为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建构资源。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有利于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清理和辨析对民族关系发展存在负面影响的遗产,清醒地认识民族关系发展的状态。各民族人民应以更密切的团结应对敌对势力的挑战,消除历史上残存的不利于民族团结大局的负面因素,进而走向各民族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