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年龄之制约性条件研究——平均初婚年龄为什么推迟了

在法定初婚年龄较低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呈现出一个较高的年龄段．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也处于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这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同时在内在因素上受结婚对象的机会成本比较、教育程度的提高、结婚成本的增加和性行为、同居现象的普遍化影响。婚姻与性及生育的逐渐背离使得结婚更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标志,而不是生理上的需要。     

利用普查数据估算平均初婚年龄与平均初婚初育间隔的方法及其在四普资料分析中的应用

全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与1988年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提供了1988年前我国初婚与初育等人口数据.1988年及以后的情况如何?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最新信息.由于人口普查未提供结婚日期(或年龄)以及生育间隔数据,我们无法直接计算80年代末的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而必须借助于人口学分析方法予以估算,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估算方法,第二、三部分对我国80年代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的变动作了分析.最后一部分就狠抓晚婚晚育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与讨论.     

对我国人口初婚年龄的探析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然而,这个“大”到底有多大?中国人口的婚嫁年龄发生过怎样的变化?过去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15岁以上人口进行了婚姻状况方面的全面调查,用电子计算机汇     

初婚夫妇年龄差的特点、变动趋势及分析——以北京为例

利用北京市2004～2009年的婚姻登记数据,对近年来初婚夫妇年龄差的特点和变动趋势进行考察,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年来北京市初婚夫妇的平均年龄差为1.87岁,"男大女小"仍是主流的婚龄匹配模式,但由于"妻大于夫"的夫妇数量的增多和大年龄差距的"夫大于妻"的情况的减少,夫妇年龄差呈逐渐缩小的态势。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女性教育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及其与男性学历差距的缩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等,均使夫妇年龄差趋于缩小。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大城市的婚配状况和发展态势,并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依据。     

外出经历对农村妇女初婚年龄的影响

本文应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讨论了农村妇女初次外出时间与初婚年龄的关系。所用数据来自２０００年安徽、四川省４个县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妇女的外出经历及外出时间对她们的初婚年龄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婚前曾经外出的妇女初婚年龄较大。婚前外出的流入地为外省或城市的妇女，初婚年龄大于其他婚前外出过的妇女。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村年轻妇女的初婚年龄。     

我国妇女初婚年龄的变化及其原因──河北省资料分析的启示

我国妇女初婚年龄的变化及其原因──河北省资料分析的启示叶文振一、理论背景和假设过去对我国妇女初婚年龄变化原因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理论派别，即人口政策派和社会经济发展派。持人口政策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妇女初婚年龄明显上扬主要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强有力地推行...     

对五省一市妇女初婚年龄的分析

70年代初以来,中国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妇女的婚姻生育行为逐渐有了很大改变,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推迟,生育子女数减少.随着时间推移,婚姻生育模式出现转变.国家统计局继1985年在河北、陕西省和上海市进行第一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之后,又于1987年4月在北京、辽宁、山东、广东、贵州和甘肃等五省一市进行了第二期调查,取得了丰富和详细的资料.本文将对部分资料进行分析,以进一步了解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进程和成果,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     

中国城乡人口的婚姻匹配及其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

初婚年龄关系结婚率、出生率以及人口结构等重大议题,是反映个体初婚特征的重要指标。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关于婚龄的政策保持不变,学界对初婚年龄的探讨开始重点关注社会经济特征、人群差异、多样化影响因素等,在现代化观念、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婚姻市场结构变动的影响下,个体资源、择偶观念以及择偶标准均发生转变,夫妻之间的匹配程度对个体进入婚姻的影响愈发重要。本文通过利用2015年CGSS数据以及2018年全国百村调查数据,使用描述性分析、多变量回归分析等方法,试图揭示中国城乡人口初婚年龄的发展趋势与分布,进一步聚焦婚姻匹配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初婚年龄持续攀升且城乡始终保持约2岁的差异;夫妻年龄差越大则男性初婚年龄越大、女性初婚年龄越小且不具城乡差异;跨户籍通婚的城市男性初婚年龄显著提前,跨户籍通婚的农村男女两性的初婚年龄均明显推迟;夫妻教育差越大对农村女性初婚年龄有显著推迟作用;婚姻成本与夫妻相对来源地对农村男性的初婚年龄具有显著影响。在男性婚姻挤压背景下,城市男性在婚姻市场依旧占有绝对优势,而农业户籍人口则面临较大的择偶困境。     

90年代以来中国夫妇年龄差变动趋势及其原因分析

夫妇年龄差的研究是人口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目前的研究由于数据来源多样化,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关于年龄差的变化方向也没有形成定论。为此,本文利用我国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对年龄差变动趋势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同龄婚配的特点非常稳定,其比例维持在16％～17％之间。中国夫妇年龄差模式自90年代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10年中国传统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有所改变,这种＂男高女低＂婚姻明显下降,而＂女高男低＂婚姻明显升高,扣除同龄婚后二者平分秋色。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和婚姻观念的转变等因素有关。     

初婚年龄推迟、婚龄差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放开"二孩"政策遇冷引起了对我国夫妇生育意愿的检视。基于CGSS数据的Ordered Logit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我国青年男女的初婚年龄延迟显著降低了生育意愿,而年龄差与生育意愿之间呈倒U型关系。夫妇之间适度拉大的婚龄差具有显著更高的生育意愿,但丈夫超过妻子22岁或妻子超过丈夫4岁的生育意愿又会降低。中介模型估计结果则显示,相比初婚年龄,夫妇年龄差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初婚年龄每推迟1年,生育意愿降低0.54%,而夫妇婚龄差每增大1岁,生育意愿提高0.94%。最后根据经验证据提出政策建议。     

高校扩招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基于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人口受教育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校扩招后,我国各年份出生同期人的中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在2010年,受益于高校扩招的适婚人口的已婚比例相比2000年同龄人的已婚比例显著下降,且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低于未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口受教育结构变化对我国初婚的推迟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解释力表现出随年龄增加逐渐减小的特点,并具有性别差异,其中对“六普”时点23岁的男性解释力高达78％,对23岁女性的解释力亦超过50％.     

初婚模型——对中国人口数据适用性的探讨

由于婚姻在人口再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人口学家历来重视婚姻研究。从七十年代以来，以美国人口学家寇尔为首，在定量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人口学家在人口初婚模型建立方面所作的一些重要工作和初婚模型间的联系，并把这些模型用于中国女性人口的调查数据上来探讨它们的适用性，最后还探讨了在实际中使用这些模型时的一些注意点     

婚前同居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基于Heckman二阶段模型的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初婚年龄持续攀升,婚前同居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那么婚前同居与初婚年龄之间有没有关系?本文基于婚前同居对离婚影响的选择假说与经历假说进一步探讨两种假说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选择假说认为同居者自身特征促使他们追求思想解放,消极地影响着婚姻稳定性,因此与其同居伴侣之间并不想建立一个长期的契约。由此推测这些积极影响同居的特征因素会给结婚带来消极影响,婚前同居就会推延初婚年龄;经历假说认为共同生活的经历将会改变同居者对婚姻的认识,他们不再强烈地致力于追求婚姻的身份。他们将会接受婚前同居这种暂时性的本质。很多夫妇认为同居提供了一个婚姻的替代品,结婚的欲望由此下降。因此这也将推延初婚年龄。除两个假说外,同居者想要通过同居搜集更多对方的信息,这种想要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想法也将推延初婚年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10年CFPS抽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纠正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带来的偏误并检验婚前同居推延初婚年龄的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发现婚前同居使女性与男性的初婚年龄分别推迟了0.415岁与0.868岁。在控制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后,婚前同居对女性与男性初婚年龄的影响仍然很...     

对诸暨市527对农村夫妇放弃生育二孩原因的调查

近年来农村主动放弃生育二孩指标,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这些家庭放弃二孩生育指标的动因是什么?是不是都从根本上转变了生育观念?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527对主动放弃生育二孩指标的夫妇进行了调查。     

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的实证探索

中国人口的初婚年龄呈现出明显的推迟趋势。推迟的原因是“促使变化”与“保持稳定”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对后者的关注相对缺乏。从代际传递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进行实证探索,以事件史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初婚年龄存在显著的代际影响,但父亲与母亲的影响存在差异。父亲初婚年龄显著影响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初婚年龄,呈现出代际传递特征;但母亲的初婚年龄无显著的独立影响,且不因子女性别而变化。除了差异,父母间的代际影响又彼此联系,父母初婚早晚的一致性较高,如均为早婚或晚婚,则代际传递影响会更加明显。进一步将代际影响置于宏观环境中发现,当父亲初婚年龄与周围他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差距较大时,父亲的代际影响更为凸显。初婚年龄的代际传递体现了父母及家庭对于个体婚姻行为的重要意义,可视为初婚年龄变迁中重要的“稳定因素”。推而言之,代际传递影响可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变化与不变共存的现实提供解释路径和分析视角。     

逐步提高平均生育年龄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不少学者就晚育与拉大生育间隔对我国人口数量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除极少数同志错误认为晚育与拉大间隔对控制人口增长影响极小外,大家都认识到了晚育加间隔的积极意义。当然,有的外国学者提出的如果从1985年起,中国妇女生育第一胎的年龄为25岁,第一、二胎间隔为4年,那么二胎加间隔可使中国2000年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样一种设想是不切实际的,它只能作为在极端理想化条件下的一种可供参考的“推算”。因为在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要求全国妇女从1985年起“一刀切”,“齐步走”,25岁生第一胎,29岁生第二胎,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     

上大学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基于IV-Tobit模型的估计

在估计高等教育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时会同时面临生存数据结构(Duration data)与内生性问题,以往文献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基于已有研究方法,本文设计了一种计量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将该问题等价转化为研究在给定年龄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对已婚时间的影响,从而将数据转化为一个单方向截尾的数据结构并使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然后用是否在扩招后参加高考作为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用IV-Tobit模型估计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每多接受1年高等教育平均初婚年龄将推迟1.5年;相应地,大专、本科教育会将初婚年龄推迟4.5和6年。由于女性生育存在一个最佳的年龄阶段,因此该推迟效应可能会严重影响生育率和母婴健康。另外,高等教育对男性初婚推迟的效应大于女性,对非农业户口的影响大于农业户口,在东、中、西部地区没有差异。本文发现这种推迟效应主要是在校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顺延,高等教育并没有显著降低接受者的结婚意愿,上大学只是推迟婚姻,而不是终身不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人口与较低教育人口的最终结婚率几乎没有差异。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的高等教育群体仍然具有较高的结婚率。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降低他们步入婚姻的经济成本,延缓这种婚姻推迟的趋势。     

战后日本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及其原因

<正> 战后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十分迅速,并且很快相对稳定下来。这对当时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为什么日本人口出生率能够迅速下降,并且长期保持着稳定下降的趋势?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及其总趋势战前日本是个人口出生率很高的国家。它当时每年人口的出生率一般都保持在30‰左右的高水平上。战后初期,由于日本当时曾出过一现个“生育高峰”,人口出生率连续几年都超过33‰,比战前的平均人口出生率还高。例如1947年,日本人口出生率为34‰,已接近战前出生率最高点(1920年为36.3‰)的水平,甚至超过某些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