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子、霸主、诸侯的关系论共主政治秩序在东周的演变

东周会盟争霸的结果是形成了“天子——霸主——诸侯”这样的新的等级秩序关系,这既是对西周共主政治秩序的继续和发展,更是对它的否定,并且为先秦共主政体的早期国家形态向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成熟国家形态过渡准备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商代前期：部落联盟共主向方国联盟共主的过渡

商代社会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在商代前期,商民族在整个部落联盟中的共主地位实际上不很稳定,其王权继承制仍保留较多的氏族社会特征,其活动中心又不断迁移。由此判断,商代前期的后半段,中原各部落也开始逐步向方国发展,商族也就由部落联盟共主转化为方国联盟共主。总起来看,商代前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时期。     

略论夏商西周的共主政治秩序

夏商西周的国家政体表现为一种共主政治秩序。夏商西周三代通过朝觐、职贡、从征、出仕等制度来规范与维系王室与方国、诸侯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同于部落联盟时期各部落之间平等的联盟关系,形成了方国、诸侯按一定秩序臣服于某一共主的政治体系;但是,方国、诸侯并不构成共主辖下的政区,王与方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王朝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那样稳固和维系紧密。     

试论春秋会盟的特点

春秋是会盟的兴盛时期。这时的会盟与西周、战国时的很不相同，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特点是会盟的次数多，类型也复杂；礼仪不够完备，有简单草率的倾向；会盟时旧有的尊卑关系遭到破坏；会盟时，夷夏之防也逐渐消失了；会盟中诚信观念丧失了；所结之盟不大稳固，背盟之事屡屡发生，且速度很快。另外，以霸主的出现为界，春秋会盟可分两个阶段，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而这些特点都是与春秋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两周时期的农村公社与井田制问题补论

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夏商时期的家族公社和西周、东周的农村公社三个发展阶段。井田制度与农村公社具有密切的关系。西周时期,农村公社兴起,井田制度形成;到了东周时期,农村公社衰落,井田制度瓦解。这一事实,既能得到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史学理论的支持,又有大量传世文献的记载与新出土考古材料的印证。     

夏代早期国家结构探析

本文结合有关文献材料,从夏代国土结构研究入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夏王朝的构造及夏后氏与邑外侯伯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作者认为,夏代国家既不同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同时也非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奴隶制国家,它是早期共主制政体下以夏后氏为共主,并以万国诸侯初具原始性的从属关系和相对松散性、不稳定性为特点的早期政权。     

东周时期北方腰带饰的起源与传播

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腰带饰是"胡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作为带扣的动物纹饰牌和联珠形带饰、S形带饰的发展演变大致分为三期五段,反映出其自东向西由内蒙古东部传播至内蒙古西部和宁夏等地的过程。S形带饰主要见于男性墓葬中,联珠形带饰则主要见于女性墓葬,并由实用趋向象征意义。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东周时期中国北方腰带饰的传播也反映了中国北方对欧亚草原的文化影响。     

商周等级君主制——由氏族民主制向君主专制转化的过渡形态政体

<正> 史学界对商周政体问题的讨论已延续了数年之久,结果是形成了两种影响最大的对立的观点:一是认为我国商周与古希腊一样,实行的是城市国家的贵族民主政体;一是认为从夏王朝创建、君主制形成开始就确立了君主专制的国家政体。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会抹煞商周政体的本质特点而使之严重扭曲。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前商周和后商周时期,还是在世界其他民族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找不到与商周政体雷同的政体模式,而只能找到某些方面的相似点或相同点。商周政体的形成、它的结构形态和鲜明特点,都是由我国商周时期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和社会内部机制所造成的。     

东周时期野猪纹饰品所反映的文化交往

东周时期欧亚草原各地文化交往频繁，文化面貌日益趋同，本文以中国北方与南西伯利亚图瓦地区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野猪纹饰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野猪纹饰品的演变规律，同时结合零星采集品的年代判定，明确不同类型野猪纹饰品的发展演变脉络与传播路线，探讨了东周时期以南西伯利亚为中心的草原地区与中国北方地区的动态联系以及中国北方地区内部之间文化的交往与影响。     

政体的模式与选择——以近代中国政体变迁为例

政体的本质是国家权力之间关系,即权力在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及各权力机关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认识、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政体的选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完全可能的;政体的选择是政治制度创新中的一种,政体选择的动力与制度创新的动力大致相同,取决于政体选择者与政体需求者各自对选择的收益和成本的估价;最理想的政体应该具备一定的"素质",将政体所应具有的"素质"视为政体模式的评价指标,以此衡量政体的良善与否。     

保育式政体——试论帝制中国的政体形态

帝制中国是封建社会与专制政体,似乎早已成为政治常识。然而,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常识难免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帝制中国的"专制政体说"产生于清末,源自外部对中国政体的观感与指认,进而被国人所广泛接受。"专制政体说"经由地方性知识到一般性知识的转换,使得帝制中国政体的独特性被忽略,且难以解释帝制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特殊性及接续性。从地方性知识出发,重新考察帝制中国的政体属性,"保育式政体说"也许更能反映帝制中国政体的特质,且有助于摆脱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削足适履"的思维习性。     

从《论法的精神》追寻孟德斯鸠“最优的政体”

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为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这一划分不仅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他强调政体的核心在于政体的原则。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感情,包括风俗、人情、民族性、地理环境等等。每一种政体都有其赖以依存的原则,当这种政体原则发生变化的时候,政体就发生了腐化,造成了政体之间的循环。前三种宽和政体之间的转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防止政体向专制政体转化,就需要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他认为"最优的政体"是一个最适宜于一个民族特征的政体,是一个包含社会各阶层的中庸政体,是一个在法律的统治之下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政体。     

19世纪前西方政体学说演变探析

政体问题是西方思想史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本文通过对古希腊到近代的一些重要思想家之政体学说的梳理,分析每种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找寻每种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勾画出政体学说演变的轨迹,总结他们对19世纪后的现代政体学说的重要贡献。     

墨家天道观对董仲舒儒学体系的理论贡献

秦汉以后,墨家学派式微,逐渐衰落下去,但墨家的思想传统却融入到新的理论体系中。其中,墨家天道观就得到了董仲舒的借鉴吸收,在其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天论思想和政体观对墨家“天志”、“明鬼”学说及天道思维模式的借鉴利用上。厘清墨家天道观对董仲舒儒学体系的理论贡献,对于我们理解把握秦汉以后墨家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修史机构的设置及变迁的时段特征

清代修史机构的设置及发展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即天命到康熙初年的起始阶段、康熙初年到雍正末年的发展阶段、乾隆、嘉庆年间的完善阶段、道光至宣统时期的衰落阶段。清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修史机构呈现时段性的主要因素,也为制度变迁提供内在动力。     

从政策问题建构权看社会治理体系的演变

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可以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转移过程中加以认识,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中,政策问题建构权掌握在立法部门。立法部门从事政策问题建构和制定政策,行政部门只负责政策执行。19世纪的"党争"破坏了三权分立的政体框架,以至于在民主政体的重建中发展出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使行政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加以建构,并规定政治部门是决策部门,掌握政策问题建构权,而行政部门则是执行部门。随着行政部门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出现了政策问题建构权向行政部门转移的趋势,并形成了"行政国家"。其中,"新政"时期是行政部门攫取政策问题建构权最为关键的阶段,自此,行政部门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发生,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宪政体制的解体。     

东周时期的道德虚伪与周礼的名实分离

东周时期,随着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衰落,社会上逐渐兴起一股道德虚伪的风气。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道德虚伪主要表现为人们关于传统道德,如仁义、孝道、诚信的外在表现与实际行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离和反差。该现象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所固有的结构特征有直接关系,它是周礼名实分离影响下传统道德衰落的必然结果。     

再论中国封建政体的历史特点

中国封建政体除众所周知的中央集权专制、官僚机构庞大、吏治腐败等负面特征外 ,其基本历史特点至少有四 :政体形态总体适应性与具体时代性统一、政体结构内在发展性与外部开放性共存、政体演变内涵传承性与主体创新性互动、政体理念一定理想性与浓厚致用性结合。     

从“君民共主”到“君主立宪”——以戊戌变法前夜康有为“孔子制宪说”为中心的考察

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自"君民共主"转变为"君主立宪",其所持的"孔子制宪说"可为此转变提供解释。康有为的"孔子制宪说"源于其突破传统公羊学后形成的新的"孔子改制说",强调了孔子立制的根本性法规范地位。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在于其为实现"君民共主"主张,于1895年提出的"议郎制"改革设想受挫。面对挫折,康有为继续坚持其"议郎制"的立论基础——"孔子改制"思想,又复受近代宪法理念激发,最终融铸传统"宪法"思想和"孔子改制"思想形成"孔子制宪说",以强化孔子的政治权威地位,突出孔子立法对君主的规范作用。"孔子制宪说"建立起了"君民共主制"与"君主立宪制"间的逻辑联系。"君主立宪"思想经康有为提出后在清末广为传播,成为清末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     

浅析古罗马共和制

古罗马共和国自公元前510年至公元前28年,前后共经过了约480年时间。这一时期正是古罗马国势日益强大,大规模对外侵略的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平民与贵族不断进行斗争,古罗马的共和制亦不断得到改革、发展与完善。作为西方政治文化发展、演进历程的第二个传接者,古罗马人创建的共和制是一种精密的混合政体,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均衡与自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好的体制是三种政体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均衡结合”。古罗马共和体制的创立深受古希腊哲学尤其是古典自然观的影响,古代思想家关于自然、自然权利、正义、善等内容的探讨和争论是古罗马共和制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西塞罗作为古罗马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将共和制这种混合政体作了全方位总结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