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趣与爱好：鲁迅弃医从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兴趣与爱好：鲁迅弃医从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孔昭琪青年时代的鲁迅，曾先后两次面临人生事业道路的选择，第一次是立志学医，第二次是弃医从文。鲁迅弃医从文的主要原因，当然是为了通过文艺改变当时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而促使他作出这种抉择的直接原因，则是１９０５年在...     

“鲁迅与仙台”研究述略

1904年,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开始学习医学,两年以后,他弃医从文。这个时期在他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医学训练,他同藤野先生的关系,他的弃医从文的决定,成为许多著作和论文的研究对象。本文对有关鲁迅与仙台的研究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并展望研究的前景。     

中国传统“病德”观及其对当前医患关系的启示

中国传统“病德”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容,它和医德观共同构成了医患双方应遵循的道德内容?在择医问诊方面,中国传统病德观强调患者在择医时首先要搜集相关医疗信息,选择一位好的医生,且应将病情详尽地告知医生,不能有所隐瞒?在遵医治疗方面,患者应该及时?及早进行治疗;在治疗过程中要信任医生,做到用医不疑;对医生开出的药方和其他治疗措施,要遵照医嘱?在病情康复过程中,患者应戒除烦恼抑郁等负面的心理情绪,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有益的调养之道?中国传统医论中对“病德”十分重视,如今也应该大力倡导广大患者遵循一定的道德观念,将中华传统病德观转化为现代病德观,为缓和与根治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作出贡献?     

医菀出文杰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早年学医后来又弃医从文,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古今中外具有这样相同经历的著名作家颇不乏:     

替患者"出头"为医院"叫屈"的双面侠"

医改逐年进行,最不见成效的似乎就是医患关系的改善了.患者平时视医生为"白狼",老早摒弃了"非典"时期赋予医生的"天使"殊荣.作为医生,是否也难以承受冰山火海的角色转变?医与患这间艰难的协调、沟通工作,落在了2004年成立的北京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肩上.     

中国传统医患诚信模式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医学强调"医乃仁术"和"医患诚信"等伦理原则,形成了所谓的医患诚信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医患关系建立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真诚的内心信念和切实的日常行为实践基础上,医患真诚相待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基本要求。医患诚信模式要求医生有为患者谋利益的赤诚之心,也要求医生尊重患者及其决定。医患双方在真诚沟通的基础上共同做出医疗决策。医患诚信模式既坚持了知情同意,又维持了和谐的医患关系,对当代医疗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清代医生的道德生活

清代医生的道德生活是"民医"而非"官医"的道德生活,它具体地表现在对医疗事业、同行、患者和社会的态度上.医生对医疗事业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医生选择医生职业的动机、对医术的精益求精和著书立说上.医生之间既存在着合作关系又存在着竞争关系,其态度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对利益的态度,并通过如何对待医术表现出来.一般说来,清代医生对待其医术时是奉行内外有别的原则的,不仅血缘有内外,而且师承也有内外.医生对患者的态度具体表现在对生命健康、金钱的态度和一般的文明举止上.出于生命神圣的观念、出于医生的做人原则和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对待生命,是医生对病人的三种态度;正当谋利、不计较酬金的多少、不受酬报和资助病人并不图回报是医生对待金钱的四种主要态度.医治国家、扬善抑恶、传播知识和乐善好施则被医生视为自己对社会的主要道德责任.     

塑造启蒙文学者的“理想典型”——鲁迅“仙台叙述”的再探讨

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对"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等仙台留学经历的多次叙述中,鲁迅将弱国子民的屈辱感和民族危机感作为自己当年弃医从文的情感和心理依据;然而,"仙台叙述"的文学真实与当年仙台留学的生活真实之间的差异,实与鲁迅后来重精神、轻体格的启蒙立场及身份认同有关;此外,经由对以往留学经历的重现、"选择"乃至"虚构",鲁迅回顾并确认了自我成为启蒙文学者的思想历程,也以向世人昭示的方式提供了人格形成的"榜样"。如是,鲁迅塑造了一种启蒙文学者的"理想典型",呈现了他所愿意承认的仙台记忆对于自我与过去、现在及未来之间的连接关系。     

“池田鲁迅”:战后日本鲁迅传播的新形象

与"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日本"学院鲁迅"形象一样,"池田鲁迅"也是在战后日本时代语境中建构的日本鲁迅形象。一方面,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思想探究和价值传播一直紧贴战后日本变化的时代语境,并积极致力于发掘鲁迅之于当代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池田鲁迅"不同于日本的"学院鲁迅",它是日本鲁迅实用性研究的典范。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后,池田大作在注重鲁迅"人性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发掘鲁迅的文化交流意义和教育思想价值,并以鲁迅为媒介,推进东亚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使得鲁迅传播显示出强劲的活力,而"池田鲁迅"也成为鲁迅在海外传播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形象。     

毛泽东与鲁迅

一、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虽然终生未曾谋面，但是他们彼此信任，互相尊重。鲁迅对毛泽东衷心拥护和爱我，毛泽东把鲁迅当作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酷爱鲁迅著作，经常阅读．在战争年代，行军打战，长征路上，也把《鲁迅全料带上。解放后，在书房卧床上放着《鲁迅全集》，出外观察，也常常带着。毛泽东很熟悉鲁迅著作，很了解鲁迅的为人。早在1937年他就充分地肯定和赞扬了鲁迅。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的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     

“带了镣铐的进军”:“且介亭杂文”的生成与艺术特征

鲁迅以“且介亭杂文”命名自己1934—1936年间的杂文，强调此间写作与“周围的情形”的密切关联。鲁迅用“且介亭”为题强调半租界的环境，不仅强调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上的杂糅与交叉，更强调资本市场与专制政府的合谋，尤其是其联手对革命文学进行的压制。在这样的压迫下，鲁迅的反抗也就具有了更明确的针对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且介亭”中想方设法写出诗史般的杂文并使之与读者见面，如何“带着镣铐进军”,是鲁迅彼时最重要的任务。换句话说，“且介亭杂文”本身就是鲁迅在这一阶段反抗和突破文网的成果，它们既是“且介亭”处境的体现，也是这一处境的产物，因而独具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与艺术特征。“且介亭杂文”一方面是“含胡”的，以迂回、智慧的斗争方式面对审查；另一方面，鲁迅在杂文和《故事新编》里都使用了借古论今的方式，取道历史而批判现实，这也成为其后期杂文的重要特征之一。     

新时期鲁迅作品研究综述(1976—1988)

当鲁迅的名字与他那篇石破天惊的《狂人日记》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划下一个巨大时惊叹号后,中国文学便与鲁迅和鲁迅作品一起走向了二十世纪的新纪元.鲁迅作品无庸争辩地成为经典与模范,因而关于鲁迅创作的研究,历来是鲁迅研究中具有传统优势的强项.在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中也一直保持着传统的优势,同时也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进展     

从影像到文字：东西方视角下的鲁迅文学道路转向——从“幻灯片”事件谈起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文学道路选择始终是众说纷纭的热门话题。传统文学史认为，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原因是“幻灯片”事件。但悖论在于，相比传统的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学创作，鲁迅应该切身体会到了以幻灯片或电影为代表的视觉传播的巨大普及传播效果，但鲁迅却最终选择了传统的文学写作。以文本梳理为出发点，分析鲁迅所具有的现代性悖论，并推断正是基于对以影像为主的大众消费文化的清醒认识，并在中国传统精英主义的影响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合力下，鲁迅的文学道路才最终以传统的文字为中心，建构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批判。     

鲁迅与顾颉刚交恶之我见

３０年代前后，鲁迅与顾颉刚曾发生过一场笔战，之后在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顾颉刚头上都一直笼罩着这块阴云，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其实在这场笔战中，尽管顾颉刚存在诸多不是，但鲁迅也有气量狭小之时。因此说，双方的误会和意气用事才是俩人交恶的主要原因     

鲁迅“弃医从文”转因研究述评

"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研究的重点,其转因研究一直存在争议。多年来,围绕争议,学界从社会环境、主体心理、日本文化等各个视角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思想启蒙说"、"民族屈辱说"、"文学自觉说"、"兴趣爱好说"、"日本文化影响说"等多种观点,其中"思想启蒙说"融合"民族屈辱说"成为现行教科书的通行看法。但是,历史地具体地看,有些观点也存在着片面性与逻辑性等问题,需要理性分析,以达到客观认识鲁迅、准确理解鲁迅、还原鲁迅之目的。     

鲁迅小说散论

鲁迅是划时代的文学巨匠。他以辛勤的艺术劳动，开拓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诸多领域。鲁迅以他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作品，为新文学奠定了第一批基石，亦为新文学人物画廊塑造了第一批典型形象。鲁迅从旧中国的下层世界──农村，接触到广泛的生活场景，从最富于生活情调的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了无比丰富的创作素材。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上层社会的腐朽回落。他为寻求人生道路，为改造“愚弱的国民”留学日本，他亦为拯救国民性而弃医从文；他目睹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从胜利回归失败，他也看到北洋军阀是怎样“纣借无道”，屠杀无辜的…     

鲁迅与书刊宣传评介

鲁迅是伟大的编辑家,他一生花去大量心血和精力从事编辑工作,有许多精湛的思想,有十分高尚的风范。然而,有人至今仍囿于编辑无“学”,自然也无“家”的成见,认为封鲁迅为编辑家,不过是想拉鲁迅这面大旗,为编辑这一行装门面、壮声威。持此论者,只能说明自己对鲁迅还缺乏应有的了解。事实上,鲁迅“弃医从文”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办《新生》杂志。《新生》流产后,他又与周作人合作编辑《域外小说集》。鲁迅逝世前的最后一     

大萧条与鲁迅的“上海困境”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成为重灾区。而这段时间，鲁迅恰好定居在上海，其生活与写作自然也受到了大萧条的影响。甚至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大萧条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冲击极大地困扰着鲁迅的写作与生活，使得他陷入了“上海困境”之中。1932年鲁迅家庭收入锐减，为了维持“中产阶级”的基本生活水准，鲁迅开始拼命地写作与翻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6年10月其生命的终结。可以说，鲁迅晚期写作与生活的状况与大萧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这一点几乎不为世人所关注。     

大师们的孝顺

正文学大师鲁迅,从小到大都很孝顺。少年时,作为长子的鲁迅,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主动承担起典当旧物和为父亲请医买药等杂务。母亲60大寿时,鲁迅先寄回60元钱,给母亲过生日,在生日将临时,又特意从北京赶回绍兴,为母亲祝寿。为了让母亲愉快,鲁迅专门邀请演员来家里唱戏。这一天,全家热闹非凡,也是鲁迅母亲最欣慰的一天。后来,鲁迅在北京西城八道湾购置了一套住房,购房当年,鲁迅就亲自返回绍兴,把母亲和全部家属接到了北京。母亲爱吃火腿,鲁迅在上海时,经常寄火腿给母亲     

鲁迅对儒家思想的另一面──兼论鲁迅的孔子观

当年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鲁迅先生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儒学，从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衍变来看，他的批判矛头指向宋代以后的程来理学及被近现代尊孔派恶性膨胀发展了的封建糟粕。鲁迅先生的一生，其人、其文对儒家思想的精髓，对孔子的思想品格都多有肯定和赞扬。这是研究鲁迅不可忽视的一面。鲁迅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历代尊孔派的揭露与批判。这种从现实斗争需要出发，并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揭露与批判，不仅构成了鲁迅创作的基本内容与特色，而且规定了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的主要功绩。但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鲁迅，即便是在揭露与批判历代尊孔派的时候，也常常顾及到历史上好的和比较好的东西。这些好的和比较好的东西，又往往包含一些儒家思想的精华在内。而这，便是人们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忽略了的鲁迅对儒家思想认识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