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都市现代化直观与都市人的状况分析

在日本，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都市气息，整个国家就好象支架在都市之上。发达的都市交通设施，都市的人文气氛和人性化，以及都市文化的开放性结构，充分显示了日本都市现代化的高层次、高水平发展程度。同时，日本都市人的紧张和无奈，都市人的多重人格与“另类”，又为当今现代化都市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沉重的思考课题。     

城与乡之间的“边际人”——沈从文小说中的“外来者”形象

中国现代小说家往往借助“外来者”的特殊身份和文化立场来表达他们对于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多重复杂关系的审视与探究。作为徘徊于现代都市和传统湘西之间的“边际人”,沈从文创作了大量鲜明独特的“外来者”形象，如早期都市小说中的“乡下怯汉”、成熟期湘西小说中的“城市病人”和晚期湘西小说中的“掠夺者”等。藉由这些“外来者”形象，沈从文在小说中实现了都市与湘西的近距离对照与互参，在对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进行双向审视的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探索和更新着自我在城与乡之间的身份定位。     

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的路径与模式刍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邹平模式”代表了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学者发展乡村以引发都市的路径；而为学界长期忽视的青岛乡村建设运动则采取的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模式。“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各界对乡村改造与发展道路探索的两个路向：从乡村走向都市抑或从都市走向乡村。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与乡村的关系角度对青岛与邹平乡村建设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无借鉴意义。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青岛乡村建设运动模式已经具有都市“反哺”乡村、城市文明“反哺”乡村文明的意涵。     

谁能诗意地安居——解读厄普代克长篇小说《农庄》

《农庄》是约翰.厄普代克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讲述了“我”和母亲的矛盾:母亲希望“我”留在农庄,不要返回都市,而“我”则坚持出售农庄,回到纽约。农庄是乡村文明的象征,纽约是都市文化的隐喻,因此,母子矛盾其实也就是两种生活状态的冲突。“我”的选择代表着现代人对“诗意生活”的期待。     

从文化角度看“知青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面积展开并形成一种运动,是在1968年.毛泽东同志点明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是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贫下中农是否教育了知识青年,以及教育和接受教育的程度如何,我们不在这里进行探讨.本文旨在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农村的影响.笔者认为:在文化上,是知识青年改造了农村.这种改造是知识青年对农村的非主观改造,是无意识的对农村的改造.这种改造的实质,是代表进步文化的都市文化,对相对落后的乡村文化的改造.知识青年从城市来到乡村,大数量地集中地且长期地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生活在农村,这在我国历史上不曾有过.人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知识青年以其自身的知识、存在和行为方式表现着都市文化,影响和改造着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十几年间,社会的传播媒介还仅局限于有线广播和报刊书籍.农村人对都市文化的了解和接触,仅限于个别人偶尔走马观花后的描绘和传媒的间接介绍.这些,远不及都市里来的文化群体更能直接表现都市文化.在农村,接受都市文化较早的是生长在乡村的青年人,尤其是乡村中的文化青年.一方面是青年人少保守,愿意并易于接受来自于“城市”的东西;另一方面,青年人与青年人的较多的接触机遇,也造成了他们首先接纳进步文化的良好     

近代上海狭邪小说与都市性

近代上海是现代城市转型的典型代表。都市的崛起直接促进了小说的繁荣,广受欢迎的“都市狭邪小说”表现出新型知识分子对都市公共生活以及个人空间、世俗常态的体认,也表现出近代上海人在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多种矛盾共同作用下矛盾复杂的社会心态,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     

晚清狭邪小说的原型剖析

狭邪小说中蕴含有丰富的原型 ,它们或隐或显地制约着叙事。具体讲 ,仙人思凡原型建构起“犯戒受惩———凡间磨难———重返仙界”的叙事模式 ;凡人游仙模式则聚焦游仙过程的艰难 ,行为主体超越生死、勘破色相方能成仙。因果相报模式既成为组织情节、安排结构的依据 ,也是制约人物命运的要素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成为人物命运的预置模式 ;它还成为增加叙事魅力的手段。乡下愚伯模式建构起“离开乡村到都市———流连都市———逃离都市回到乡村”的叙事模式 ,其价值在于表现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优劣。     

论鲁敏小说中的“孤独”与“喧嚣”——以《零房租》与《隐居图》为例

鲁敏的小说大致可分为“都市”与“乡村”两类,她的作品关注当下生活,关注人的内心世界。《零房租》与《隐居图》两篇小说诠释了都市人的“孤独”,而她笔下的孤独总是隐藏在喧嚣的生活中。     

穆时英笔下的城与人

被誉为“新感觉派的圣手”的穆时英的小说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的感性画面,写出了这个现代都市的文化个性以及都市人的精神面貌。他所描绘的城与人是都市的二重性与作家人格的二重性相契合的结果,并呈现出颓废的美学特征。     

都市中的乡民生命——论萧乾的早期小说

低贱出身和民族身份，使生长于京都的萧乾在成年时渐成一种文化上的自卑，并内在地认同于京派作家的文化倾向——乡村人文精神。他笔下的都市下层人物的生命形成是由乡村塑造的，具有健康活泼的生命强力和人类的各种优秀品质，以此构成了与都市“文明”、“讲究”的对峙。因此，京派作家乡村与城市对立的共有主题在萧乾那里变衍成都市下层与都市中上层的对立，从而使其作品在京派文学的共性中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个性     

沈从文文化选择的两难性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多巴佬的性情，爱惜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受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这字里行间充分流露了作为艺术家的沈从文执拗的乡村意识，同时也逐腔了他蔑视都市的信息。正是这位宣称自己是“乡下人”，不喜欢“城里人”的沈从文，面对“城居生活”，一方面沉浸于乡村世界的回顾，鄙视都市文明的侵袭，一方面又渴求现代文化的熏陶，以摆脱封建文化的缠绕。沈从文的情感就是在这文化选择的矛盾中倘佯，置身于…     

社会认同视角下都市边缘人的社会融入困局

作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建设背景下社会流动的重要主体,务工青年连接着城市和乡村,是现阶段城市发展规划、人口流动所面临的重要难题。本文对于务工青年的界定既包括农民工也包括中高学历青年务工人员,笔者将该类人群统称为“都市边缘人”。本文运用扎根理论,以成都市都市边缘人为研究对象,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研究方法,通过“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心理认同与社会网络”“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职业规划与相关政策”五个维度挖掘该群体的融入状况与所面临的困局。对都市边缘人的现状调查,有助于更好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及社会网络治理,促进都市边缘人从“城市融入”到“城乡共生”的实践探索。     

沈从文本土文化阐释视域的人类学分析

沈从文上海创作时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针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虚伪、堕落和汉儒家理性文化的机械、板滞，对包括苗、瑶、土家、侗等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来展示湘西异样的生活世界，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面向边远之地，聆听异域之音，寻找文化他者，以此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想资源，这是沈从文对中国文化转型时期所存在的中国文化复兴问题的积极应答。     

文化视角下的都市与乡村：20世纪30年代的城乡关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都市去”与“回乡村去”成为背道而驰的两大社会现象,“乡村破产”和“都市膨胀”为知识分子所广泛关注和焦虑。由此,“建设新都市”和“改造旧乡村”成为解决城乡关系危机的两条路径,并在当时形成两股强劲的思潮。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还是“发展乡村以救济都市”抑或是“都市与乡村相互调和”,知识分子都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当今城乡发展须打破“二元对立”格局,建立“文化共同体”,促进城乡关系协调融合发展。     

城市化:都市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化

城市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代都市中,一方面,乡村文化、城市文化、各民族文化以及 外来文化共同编织了一幅多元文化的图景;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在冲突中不断融合,也使都市文化呈现出一元化倾向。这一看似矛盾的"一"与"多",其实并不矛盾,都市文化——乃至人类文化在实质上都是多元文化的统一体。     

家文化为乡村振兴铸魂刍议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铸魂应以家文化为着力点。因为“家”在中国有着“根”的意义,中国拥有浓厚的家文化传统。同时,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维度,而家文化是乡风文明的源头抓手。然而,当前中国部分乡村乡土文化凋敝令人担忧,表现为敬畏农耕文明意识弱化、否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人情淡漠等。这种精神文明的衰落是乡村更为致命的伤痛,精神的脱贫、文化的兴盛才是深层意义上的乡村振兴。基于家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地位,要以家文化为乡村振兴铸魂,培育文明乡风,助力乡村振兴。应从以下路径做起：培育优良家风,夯实农耕文明的复位与新农耕文化的弘扬;挖掘地方优秀家文化思想资源,营造乡村文明新风尚;传承传统家文化和睦向善之精髓,构建乡村新型邻里关系。     

沈从文与劳伦斯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之比较研究

沈从文与劳伦斯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了对人类文明进程关注的文化心态。劳伦斯立足英国工业社会的文化背景,表现工业文明对人及其两性关系的异化,探索西方文明社会的出路。沈从文则主要是在半封建的或前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乡村和都市的背景中,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表达着对都市文明或直接、或间接的批判态度,试图用乡民身上充溢的生命力为老迈龙钟的民族注入活力,实现民族再造。     

都市与乡村的异构：“李子柒现象”之人类学解读

从人类学视野看,"李子柒现象"是都市与乡村相互异构的新网络文化镜像。李子柒视频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的乡村图景,是农耕文明时代的生活画面,也是对农业社会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高度浓缩。都市生活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但也带来了诸多现代性问题。"李子柒现象"表达了都市人们对传统乡村世界的憧憬与想象,表征传统乡村文化的"复魅",也深刻说明传统乡村生活是反思现代性的空间所指。     

新诗的现代主义与都市文化

现代文学与都市文化的关系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难题。由于都市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尴尬位置，致使现代文学中的都市身影如吹皱的池水中的倒影，模糊且变形。从资料看，新诗的现代主义与都市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现代主义诗歌丰富了相当薄弱的都市文化的表现领域。然而新诗的现代主义和“都市文明”曾经都遭受过蔑视，因此新诗的现代主义与都市文化的密切关系至今仍很少被人注意。发掘这份文学资料无疑是有意义的。     

中国乡村振兴对世界乡村发展的价值与启示

乡村与城市是构成人类文明演化的阴阳两极,是人类文明演化“种子信息”的携带者。农业文明时代是乡村文明信息充分显化时代,也是东方文明鼎盛的时代。近代以来是城市文明信息充分显示的时代,也是西方文明复兴走向世界的时代。迈向城市与乡村两极信息充分显化、城乡融合发展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在这样一种世界大变局、文明大转型的背景下,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探索城乡共生发展新文明之路,不仅顺应中国发展趋势,也是世界文明发展大趋势。中国乡村振兴对世界乡村发展启示与价值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中国乡村振兴对当今世界单级城市化矫正具有不可替代重大作用;二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的中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为世界乡村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带来新思路、新希望;三是中国乡村振兴对世界多样化文化复兴与生物多样保护具有重大促进作用;四是中国乡村振兴之路对发展中国家跨越“文明鸿沟”具有重大启示;五是中国式扶贫对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具有重大借鉴价值。总之,坚持走符合本国特色发展道路,是世界所有国家都要走的路,也是中国发展之路对世界发展最重要贡献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