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产业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均等的异质性影响

已有研究在分析整体非农产业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均等的影响时,忽略了非农产业的异质性。本文根据2009年CFPS数据,利用EGR法对非农产业进行划分,运用反事实的收入模拟方法,分析了高收入非农产业、低收入非农产业及总体非农产业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均等的影响。分析发现:总体非农产业和高收入非农产业拉大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低收入非农产业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将低收入非农产业进一步按年龄组划分后显示,若高年龄组低收入的非农居民转向传统农业,将改善农村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此外,农村居民所得收入与其土地拥有量之间呈U型关系。这些结论为我国有效地制定农业政策,引导非农产业良性发展提供了参考。     

城镇居民收入结构转型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收入差距的变化及收入结构的转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改革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已形成从以低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梨型”向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转型的趋势。影响其转型的成因与对策,则在于调整收入分配的制度、经济结构的偏差,以及居民消费的抑制等因素。     

中国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及教育在传递中的作用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实证检验了出生于1949-1990年男性是否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和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机制。估计结果表明,1949- 1990年代际收入传递程度总体上不断加强,其中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出现两次传递高峰。中等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及加强趋势均最高,呈现双倒“U”特征。城镇传递加强趋势约是农村2倍,城镇高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更强,农村则低收入水平者所受影响更强。对教育作用机制分解发现,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程度在农村达到26%,城镇则达到36%。家庭环境导致的子女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影响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变化的最主要原因。随着国民教育水平提高,在中国教育的作用也出现了”组合效应”特征。     

低收入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回报分析

文章利用CHIP2002数据，考察了我国高、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收益。研究发现，无论来自于哪个收入层次家庭的子女，收入随着教育程度提高而提高。然而，低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相对中、高收入家庭子女较低。与此同时，在同等学历下低收入家庭子女收入相对中、高收入家庭子女较低。原因可能在于低收入家庭子女更难获得进入垄断性行业等高收入行业的机会，因此，教育收益率的差别，还在于就业的差别。为了提高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除了提高教育程度以外，还需提升就业公平。     

中国居民家庭夫妻收入差异研究

居民家庭是组成整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居民家庭夫妻之间的收入差异是了解全社会性别收入差异的重要指标,但却少有研究对此关注。本文采用CHNS2000和2009年数据,对我国居民家庭夫妻间收入差异和全社会性别收入差距进行了动态比较研究,发现夫妻间收入差距远大于全社会不同性别间收入差距,基于Mincer收入方程和Oaxaca分解实证法揭示了“门当户对”观念和“婚姻梯度”现象双重作用下夫妻间收入差距与全社会性别收入差异不同的形成机理,并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     

中国收入流动性再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1989-2006)数据,从不同角度测度了中国收入流动性,分析了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按不同收入阶层对收入流动性进行分解,最后考察了个体的教育特征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流动性都先上升后下降,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背景下,收入流动性降低加固了现有收入分层,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收入流动性并未改善社会福利;低收入阶层对总体收入流动性贡献最大,但大都在中低收入阶层内部变动;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不易向下流动,城市个体尤为显著。因此,在制定收入分配、教育政策时对低收入群体进行扶持,将有利于促进合理的收入流动进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从基尼系数看和谐社会建设的对策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测定与分析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测定与分析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是基尼系数。本文计算的我国1985年至2005年的城镇基尼系数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应对城镇基尼系数上升,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政府应规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不合理、不平等行为;调整再分配政策;不断增加就业岗位,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通过实施政策优惠,大力支持发展慈善事业。     

四川城乡收入差距变迁实证研究

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但城乡收入比与城乡基尼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城乡差是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差扩大的主要原因,而农村经营性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贡献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农业发展水平、非农业产业就业人员数量及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省际农村居民收入分布演进特征分析

运用非参数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基于我国1990~2010年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分组数据,对农村居民收入分布及其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就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分布演进特征来看,收入分布呈现出双峰分布,两峰的峰度值在不断减小,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人群的集中趋势逐渐减弱;从代表性省的农村居民收入分布来看,收入分布密度曲线从单峰向双峰演进,总体上各个省的低收入人群聚集度在逐渐减小,低收入者在不断地向中高收入阶层跃进;从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分布来看,我国区域间的农村居民收入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江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1998-2009年江苏城镇住户调查分户数据为基础,通过分位数分解出高、中、低收入组的就业特征,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和状态空间模型,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度量江苏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影响因素及其动态趋势。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所从事行业是影响江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据此,提出就业优先、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加强教育提升劳动者素质等政策建议。     

中国养老金体系待遇充足性的多维度评估

养老金制度的首要目标是防止老年贫困和实现一定水平的收入替代,从而养老金的“待遇充足”至关重要。本文借鉴国际上关于养老金充足性的多维度评估思路,结合中国实际,构建了中国养老金体系待遇充足性的三维度、六指标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以及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提供的微观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发现我国养老金体系在收入水平、防止贫困和性别差异三个维度上的表现并不理想,各地区养老金充足性在不同时间上存在差异。进而提出我国应在不同层次养老金制度设计中强化收入替代功能、防止老年贫困和缩小性别差异等政策建议。     

生命周期中教育收益率变动轨迹分析

有很多使用长期面板数据的研究指出,当期收入与终身收入并不平行,表明教育收益率在生命中的不同时期可能是有差异的。认识教育收益率的异质性是有效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也是研究领域非常关注的问题,但是很少有研究分析教育收益率在生命周期中的异质性。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面板数据以及多水平分析方法,探讨了教育收益率在生命周期中的变动轨迹,并进行了性别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分布,在初期为负值;在生命周期前期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大于男性,后期是男性大于女性;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增长所持续的时期越长。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性别差异

 现有对中国居民收入性别差异的研究都是基于个人收入样本数据,进行收入差异均值分解和歧视定量研究。指数基准问题是横亘其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本文基于人们对其收入是否合理进行主观评价的指标,来选择指数基准以深入研究城镇居民收入的性别差异。本文的计算结果显示,按照经典的Blinder-Oaxaca模型和Cotton模型计算,收入的性别歧视被大大低估。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误差修正模型研究

在以绝对收入假说为基础的消费函数分析中发现,消费倾向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不显著,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通过构造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误差修正模型,发现他们之间还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为此,要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需要消费政策与收入政策协同并进。     

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多变量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东部省份最显著且程度最高,在中西部并不明显;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加快商业金融发展、促进金融业合理竞争的金融手段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财政支持措施比金融手段更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提高,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进而影响消费总需求。本文利用Panel data模型,对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6年),具体分析不同收入等级在各种消费品上的差别,从而有利于调整和实施不同收入等级的不同消费政策。     

农民工收入统计归属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针对农民工收入归属的不明晰,本文在对农民工收入不同归属方式的含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收入不同统计归属下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数理分析,并采用CHIP2007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提出采用常住人口的标准对农民工进行分类,分别归入城镇和农村,是比较合适的统计归属方式,可以更全面、合理地表征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因何而生

本文借鉴Roemer的环境和努力二元因素分析框架,采用CHIP数据,构建相对全面的环境集,然后借助事前法构造的反事实收入来间接测度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程度及其具体生成渠道,并选取年龄、性别和地区三大环境因素,进一步剖析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的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1）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中的23.2%是由环境因素所引致的机会不平等。城镇机会不平等程度随年龄增加而逐步积累,但在51-60岁时有所缓和,呈现倒U型特征;女性的机会不平等程度高于男性;机会不平等程度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2）从生成渠道来看,机会不平等中的78.3%源于环境因素的直接渠道影响,剩余21.7%为环境因素的间接渠道影响。两种渠道的相对程度在不同年龄间差异明显,间接渠道对女性机会不平等的解释力是男性的2倍以上,间接渠道相对程度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旨在缩小机会不平等的政策应致力于补偿年龄、性别和地区等环境因素差异,尽可能使所有人的同等努力得到同等回报。     

中国人口死亡率改善水平比较分析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如期公布,本文利用1981-2010年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死亡率数据,对四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国人口死亡率改善水平进行深层次分析,分别按年龄、性别、城乡、是否投保等进行对比,并与其他国家的数据对比,旨在探讨中国人口死亡率变化趋势和不同分类人群死亡率改善的差异、成因及变动趋势,最终为长寿风险管理提供依据。主要结论是：建国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持续改善,死亡率改善程度随年龄的增长呈下降趋势,近十年来死亡率改善程度最高,特别是婴儿和55岁以上人口尤为明显。在大部分年龄组上,女性死亡率改善水平高于男性,市人口死亡率改善水平明显高于镇和乡,投保商业保险人口的死亡率改善水平高于全国人口,我国人口的死亡率改善水平高于对比国家,这反映了我国人民生活和医疗水平的实质提高,也表明未来死亡率还有较大的下降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