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追求与反思: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与文化产业

采用"现代性"(modernity)这一理论视角考察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在文学史进程中与文化产业的复杂关系,从中国近现代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剖析其现代性追求的产业性因素以及带来的文化反思.     

鸳鸯蝴蝶派与左翼文学

以鸳鸯蝴蝶派为参照系观看左翼文学,可以发现从鸳鸯蝴蝶派到左翼文学,再到当代文学中的大量"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实际上是具有比较清晰的"草蛇灰线"可寻的。五四新文学革了鸳蝴派的命,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但五四新文学由于不重视文学市场而渐趋式微,又被重视文学市场的左翼文学革了命。左翼文学在重视文学市场方面与鸳蝴派是相通的。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性,不论在何种时代,都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鸳鸯蝴蝶派文学新论

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它的发展和繁荣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而且鸳鸯蝴蝶派随时代潮流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其作品有其积极意义。它与新文艺的分歧,实质是文学观念的分歧。在当前文化背景下,应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鸳鸯蝴蝶派:吴地文学的一次现代化集体转身

鸳鸯蝴蝶派中的吴地文人是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逆流".本文论述了三个问题:鸳鸯蝴蝶派文学现代性特征;为什么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会首先在鸳鸯蝴蝶派身上发生;怎样评价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现代化.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问题论争探源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间的论争实肇端于翻译问题.早在两大文学社团成立前,郭沫若与郑振铎在翻译问题上就已构成对垒.<创造季刊>创刊前,茅盾、郑振铎对郭沫若的译介活动的批评力度和强度远高于郭沫若的反批评.茅盾和郑振铎等宣扬的翻译经济论和系统论,对郭沫若等人的译介活动构成了压抑.话语权问题、翻译情趣的分歧及译者个性气质等差异,使茅盾和郭沫若引领的两大文学社团在翻译问题上逐渐走上了对峙,进而扩展至其他问题.拥有<创造季刊>等话语阵地后,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在翻译论争中由被动转为主动,为现代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     

再评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主要特征体现在通俗性上。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具有合理的一面；但他们排斥鸳派进步、健康的一面，否定鸳派追求文学娱乐性和消遣性的观点，也有偏颇之处。鸳派在文学形式、语言、叙述方式等方面对新文学影响很大，对鸳派的评价，应建立在对通俗文学的正确理解的框架中     

鸳鸯蝴蝶派与大众传媒关系探微

鸳鸯蝴蝶派的兴盛与近世大众传媒的发展密不可分。娱乐休闲性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给予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安身立命之处 ,促使他们由传统文人向新型市民作家转变 ,从事着小说创作、翻译、报人等与之相关的自由职业。同时大众传媒本身的媒介特色及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传媒角色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特点的形成 ,促使其小说创作在对传统的守陈中产生了新变     

鸳鸯蝴蝶派与近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中国小说观念在清末民初经历了巨大变动 ,从“小说界革命”到鸳鸯蝴蝶派 ,小说观念由新民救国回到游戏消遣 ,这既有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的作用 ,也缘于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鸳蝴派小说观念在当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     

鸳鸯蝴蝶派文人:第一代中国电影人

中国第一代电影人由通俗小说作家(主要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与电影人组成。西方电影发展中,专门为电影工作的小说作家不多,且多半出现在无声电影时期。到了有声电影时期,小说作家基本退出电影事业,而代之以专门的电影作家。鸳鸯蝴蝶派文人作为文学与电影的双重作者,体现出中国现代电影发生的独特性。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悲剧性阐释

鸳鸯蝴蝶派小说在叙事方法上也是有很多积极的方面的。最明显的就是它在作品结局上的悲剧性安排,就不同于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这与中国人传统的惯于＂曲终奏雅＂的欣赏模式和崇尚＂中庸之美＂的社会哲学是极为矛盾的。虽然鸳蝴派作家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创作的手段,但他们在创作方法上的认知以及这种独特的结构处理方法却推动了悲剧意识在中国小说创作中的确立,意味中国小说在审美意识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市民文学与平民文学之争

关于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长期存在两种理解：一种认为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是市民阶层,甚至直接称之为市民文学;另一种认为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是平民阶层。这两种理解长期存在,市民文学提法占据上风。然而市民文学理论体系来自欧洲,在中国运用有生硬牵强之处,平民文学观念体系更适合中国国情。实际上平民与市民两种体系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相支持互相依存的互补关系。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与平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也是同步互补的关系。     

从《野玫瑰》之争看战国派文学

《野玫瑰》是战国派文学的代表作,它是抗战期间僻居昆明的知识群体中的部分自觉投身民族救亡的文学艺术活动的产物。它既体现了该派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也展示了其独具的艺术匠心,同时还暴露了重文化学理轻政治实际而与现实相脱节的学者化思考之痼疾。当年左翼对它的诟难,相当程度源自于"政治声讨重于艺术论争"和"实事求是的艺术分析"的缺席。     

文学研究会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构造左翼文学历史的设定出发,把早期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才是革命文学最初的倡导者.文学研究会认为,使革命得以成功的应是革命文学而非革命理论,呼吁文学家要创作反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革命文学.文学研究会开启的"文学与革命"讨论,引起新文学家与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使命的思考,他们从文学或革命的立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强调革命文学家的重要性与神圣性.换言之,将革命文学家道义化与神圣化,成为初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历史特征.     

不校校之还是断以义理？——论段玉裁与顾广圻之争

清代乾嘉年间有几段著名的学术论争,其中之一就是段玉裁与顾广圻的论争。段、顾二人原本情谊笃厚、近于师生,但却在周代学制问题上发生分歧,往来笔伐以致决裂。本文试图通过对二人相交过程及论争详情进行梳理,寻找出段顾之争的原因与影响。     

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礼仪之争"研究综述

明末清初时期的中西礼仪之争是海外汉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曾给中国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窗,同时论争双方在欧洲发表的大量介绍中国的文献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催生了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本文主要梳理了礼仪之争的不同阶段,使我们对其发展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并探讨了它在中欧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彰显其研究的学术价值.     

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普通话与陕西方言声母的对应规律

普通话与陕西方言差异最明显的是语音,主要表现在声母上。虽然其差异相当复杂,但均有对应的规律。     

作为事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言志、公安派、小品文的论争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文学分为载道、言志派,并以二派的起伏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变迁.钱钟书、朱光潜等批评者认为,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区分在于文学内容之思想与情感;实则,周作人依据即兴与赋得的为己与为人之不同.针对周氏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复兴之观念,阿英、陈子展、许杰等批评者或者把新文学看作载道文学以截断其与明末言志派文学之联系,或者从社会经济方面说明新文学发生之因.周作人与批评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小品文是言志,抑或载道.周作人舍弃"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独尊个人主义,把革命文学看作载道/遵命文学,从而从"叛徒"走向"隐士";而鲁迅、阿英等左翼文人提倡小品文的战斗性,意识到干预时代和社会之可能性,从而徘徊于"十字街头".     

被发现的风景——国语运动与现代儿童文学的兴起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使现代文艺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得到相对一致的方向性指引和一元化规训.<讲话>以后渐次展开的"文化下乡"运动促使作家在思想改造与语言实践的层面进一步"工农兵"化,然而作家语言观念的转变一旦落实到文学实践,仍然遭遇到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难以协调的创作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