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罪探疑

滥用职权罪是新刑法增设的新罪名,由于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简约,所以滥用职权罪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分歧,运用犯罪构成的理论着重论述了滥用职权罪的法律特征,并将该罪与玩忽职守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要区别,作了比较和分析,为正确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论劫持航空器罪

对劫持航空器罪的判定，全国人大专门作了《决定》，这是对我国刑法的补充和完善。本文对该罪进行了分析界定，对立法必要性、犯罪基本构成、犯罪的主客体及处罚进行了分析阐述，并进一步说明该罪的特殊性。     

论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对现行刑法典存在的不足，全国人大专作了《补充规定》，特别提出了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本文对该罪进行了分析界定，对犯罪的基本构成特征、犯罪的主客体及其方面进行了分析阐述，并进一步指明了该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别，还对该罪的刑事责任作了充分说明。     

《新刑法》:运用刑法手段调整民族关系的新举措

本文就《新刊法》中“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出版物罪”，谈设定该罪的必要性和依据、该罪构成的法律要素以及司法行为问题     

论危害人类罪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危害人类罪规定为国际刑事法院有权管辖的四类核心犯罪之一。通过分析和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各相关国际法文件对该罪的定义,便可得知,无论是在外延上还是在内涵上,该罪都获得了迅速发展。从《罗马规约》谈判中对该罪的争议看,该罪的定义还有进一步扩展的可能。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浅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飙车行为入罪，对严厉醉驾行为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提前介入以及该罪的内涵与外延该如何理解；社会舆论对于醉驾行为的性质还存在行为犯或者危险犯的争论：这些问题对于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极其重要，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影响力交易罪比较研究

为因应我国现实中复杂多样的腐败犯罪以及切实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义务，《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规制了部分影响力交易行为。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修七》仅设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作法，既有悖于《公约》要求和国际化趋势，也不符合我国具体情况。客观要件上，该罪乃属单一行为结构，而主观方面则为目的犯，如此理解，有助于贯彻“预防在先”的反腐败理念。相较于《公约》，该罪主体范围明显过窄。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若干实务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称《修正案(七)》)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该罪名自颁布实施两年多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该罪的理解见仁见智,导致适用的不统一。该罪的犯罪构成、此罪与彼罪的联系与区别、共同犯罪如何认定等问题都亟待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明确,以利于刑法规范作用的有效发挥,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对《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污染环境罪规定的理解与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做了重要修改, 将原来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污染环境罪”, 使得污染环境罪刑法治理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通过修改犯罪客观要件, 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 扩大了刑事追究范围, 这都有助于更有效地惩治环境犯罪。但同时也带来了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设立及该罪主观罪过的合理区分等问题, 需要在立法中进一步加以明确。     

论侵略罪

由于侵略罪是一种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犯罪,所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侵略罪规定为国际刑事法院有权管辖的四类犯罪之一。但是,由于在《罗马规约》起草过程中对侵略罪的定义始终未取得共识,使得该罪成为国际刑事法院所管辖的犯罪中唯一未被界定的犯罪。《罗马规约》生效后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提出了《侵略罪提案综合案文》,该案文必须得到《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的正式通过,才能生效。     

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司法适用的问题与完善——基于实证分析的研究进路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该罪的增加改变了原虐待罪的第一款“告诉才处理”的模式；此外将虐待行为的主体也进行了扩大，由具有家庭关系的人员扩大至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该罪已经历7年的司法实践，虽然在加强对未成年人、老人、患病的人和残疾人的保护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却遇到了主体和犯罪对象认识不正确、“情节恶劣”难以把握等问题。针对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应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的行为主体或者去身份化，明确解释该罪的犯罪对象，以及明确界定“情况恶劣”，这样既能够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稳定，又能够有效打击虐待类犯罪，充分保证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醉驾入罪的法律理解与适用

醉驾入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一个亮点,然而它的适用与理解引起了法律界和实务界的争议。如何理解醉驾入罪的客观内涵,准确适用法律,是法律界和实务界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文章通过对该罪的立法意义、法律理解、处罚标准、刑罚责任等进行解析,试图准确理解并适用该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兼评 《刑法修正案(九)》 第十七条

针对《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修订而产生的争议,通过结合司法实践,指出应当以信息主体相关性、可识别性把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同时应以多个维度考量本罪的"情节严重"标准,以期为理论研究及司法认定该罪名提供参考.     

刑事司法语境中恶意欠薪入罪化的体系性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国家机关是该罪的犯罪主体。欠薪行为人罪化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具有恶意。“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规定对关于恶意的证据认定做了有力补充。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为结果犯,影响该罪成立的是追诉时效。该罪的免责条款规定较为严格,而这实际上与该罪设立之初的立法原意相违背,应当予以修正。     

构建和完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已成为联合国人权宪章确立的一项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此原则不仅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而且对于进一步加强诉讼民主、文明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确立已成为一种必然。     

论中国古代亲属为人杀私和罪

亲属为人杀私和罪初见于《唐律疏议》,其后的《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中都有相应的规定。私和的本质是通过经济赔偿代替血亲复仇的纠纷解决机制,它是人类法制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却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尊奉的儒家伦理道德要求完全无法共存。私和罪的确立就是统治者为加强国家的司法管辖权结合儒家伦理道德的要求,对私和现象做出的制度回应。该罪名确立后,其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大明律》减轻了其法定刑;《大清律例》在加重常人私和、卑幼私和的法定刑的同时减轻尊长私和、卑幼行求的法定刑。在《后唐书》《刑案汇览》中有私和罪相关案例,明清小说中也有相关故事可以反映该罪名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情况及人们对它的认识观念。     

“醉驾入刑”引起的思考——对“醉驾不一定入刑”的反思

酒后驾车这一困扰我国多年的社会问题,自《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便有了刑法的严格约束,然而《刑八》实施一段时间以来,却在法律的适用上出现了许多问题。对此,应当从醉酒的标准、"醉驾入刑"的立法背景和目的等方面,严格区分罪与非罪、危险驾驶罪与其他相关罪,合理地适用该罪名,使《刑八》真正得到实施。     

论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扩容性”立法——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相关修改的正当性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扰乱法庭秩序罪存在着行为类型单一和行为对象过于狭隘的弊端,《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于该罪的"扩容性"完善,有利于其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但随着扰乱法庭秩序罪入刑门槛的降低和"兜底条款"的设置,该罪呈现出恣意扩张并有可能侵蚀当事人及律师诉讼权利空间的新倾向。对此,应从"二元化"立法体制的衔接、定罪标准的确定和事前介入防范等多方面就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具体适用做限制性探讨。     

《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罪名之解析

《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的行为构成犯罪,该犯罪罪名的确定,对理解本罪、区别本罪与他罪有很重要的意义。本罪罪名的确定,应从本罪犯罪构成特征入手,使之符合罪名确定的基本要求。     

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制约我国股指期货的推出

我国股指期货推出的法律环境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一方面,《证券法》、新《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刑法》和新《破产法》、《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的颁布和修订,为强化市场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现有法律体系在交易所规则的效力、会计制度、税收制度、净额结算、交易所的性质、透支交易、交易信息的送达、期货公司的举证责任、涉外期货等方面规定不明确,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梳理和完善,并在刑法典中增加虚假陈述罪、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罪、泄漏内幕信息罪和挪用期货保证金罪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