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富仁的郭沫若研究

王富仁不仅对郭沫若做过很深入的研究,而且他的学术成果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的启示意义和学术史价值,学界至今没有对他的郭沫若研究做专门的评述。王富仁对郭沫若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他以高水平研究成果对郭沫若研究起到了加持和推进作用,遏制了当时郭沫若研究“滑坡”的态势;2.作为鲁迅研究的旗帜人物,他对郭沫若及其创作的客观认识,对扭转“以鲁视郭”的偏向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3.他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真正走进了郭沫若诗歌世界,对其文学史价值和历史局限都有独到的学术发现。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对孔子的“曲解”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尊孔现象是一学术难题。从青年学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青年诗人郭沫若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了诗人艺术化情绪化的曲解改造，他与“新青年”派的对立和封建旧营垒与“新青年”派的对立有名根本出发点的不同。郭沫若的曲解是一种新价值观创造的需要，他在孔子身上提取了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提供了观测传统的全新的眼光。但这种眼光当时缺乏实践有效性。     

郭沫若亚细亚生产方式观点的形成与反响辨析

在郭沫若的认知中,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他在实际处理中的化约思维和做法存在明显二重性。有消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忽视中国社会特殊性、论据单一等不足。郭沫若的观点招致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方的贬损、曲解。托派借助亚细亚生产方式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进而否定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郭沫若观点的主要分歧基本限定在学术层面。郭沫若“沉默”应对外界批评,并非认同他者观点,亦非外部条件干预下的被动选择。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辩中充斥的盲从域外学者、宣扬国情特殊论等倾向,与郭沫若治唯物史观史学的旨趣相悖,应是他“回避”对话的主要原因。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读诗札记

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李集不收,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旧唐书、文苑、杜甫传》也涉及到,都说是对杜甫的讥刺。关键在三、四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是从前作诗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别出新解,说这两句中前一句是李白发问,后一句是杜甫作答,并无讥刺之意。但他也觉得题目的“戏”字有碍,于是便断定为后人所误加。我看,没有任何证据,仅仅为了要助成己说,而把“戏”字除掉,这未免近于武断,绝不是科学的态度。李白和杜甫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彼此之间开开玩笑,有何不可?杜甫自己也说过:“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便可看出他     

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就五十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

王维江先生仅以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的研究路径,有勉为其难之虞。他对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学术成就“不成东西”的评说难以与事实相符,把一直主张“西周奴隶说”的郭沫若,因其所谓的“紧跟毛泽东”,而划到“西周封建说”一营,更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与给予党外学者的理解包容相比,他对郭沫若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77—1985年)

<正>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出现了研究杜甫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至1985的九年间,各种报刊发表的杜甫研究论文多达一千二百余篇。这些数量众多的论文,涉及到杜甫研究的各个方面,现分七个问题,作一简要综述。一、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是从批判梁效的《杜甫的再评论》开始的。这方面的文章有二十篇左右。大家主要是从政治上进行批判,着重揭露了“四人帮”操纵御用写作班子炮制反动文章的政治目的。这个阶段杜甫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杜甫部分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批评。前者,文章只有三篇,可以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为代表。陆文集中就所谓杜甫后期“轻儒重法”问题,提出商榷。指出在杜诗提到的三百三十多个历史人物中,被“四人帮”封为“法家”代表人     

学术批评的“文明”与“人本”

《文汇报》2005年1月29日第七版特大字标题(《学术“抢滩”不可取》)下的编者按语与沈国威先生一文拜读之后,笔者对学术批评的规范问题颇有感触,现提出来就教于编者、作者与读者。该报在第五版天头“文汇周末特刊”的“导读”上列目:“从冯天瑜新著《新语探源》,看‘学术抢滩’的危害”,醒目的正副标题(副标题为:《惊读冯天瑜新著〈新语探源〉》)与按语,都在提示读者注意:冯天瑜先生在学术规范上出了大问题。编者按说,沈文“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目前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学术课题上的争夺。许多高校为此组织力量大干快上,搞大题目,出大…     

被误释的杜甫诗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被郭沫若称之为“响彻干古的名句”。然而中学课本及某些古诗选注本对“酒肉臭”三字采取望文生义的解释，以为所措是豪门中“酒肉多得腐烂发臭”，这实际上是误释了。臭，即气味。《辞海》中对“臭”字的解释是：“气通于鼻皆日臭，无香秽之别。《易经》中有一句为人熟知的“其臭如兰”，就足以说明这问题。所以，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应释为；豪门府中飘出的是酒肉的香气，而路途上却是冻饿而死的穷人。被误释的杜甫诗     

“相对论”视角下的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对时空的感受方式是“相对”的,他可以并行不悖地同时存在于时间的两个极端。郭沫若研究中的最大困难不在于其思想内容的深邃,而在于其思维方式的复杂。这种“相对”也促成了郭沫若早期的浪漫诗作和后来史学研究的融合。同时,郭沫若在考古等史学研究中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也是与他“相对性”的“对称”思维分不开的。“相对论”的视角提供给我们一种研究郭沫若的新思路,只有还原郭沫若思维方式中的“相对”的时空关系,我们才能全面把握真正的郭沫若。     

准确认识和把握“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本文认为，（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新探索的主要成果可以归纳为“三论”、“九点”，构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完整的体系，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之一。（２）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阶级斗争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命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实质上是坚持运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倡导和成功运用的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阶级分析、调查研究、具体分析三者统一综合运用的方法。（３）“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样一个命题体现了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反对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这样一个重要方法     

论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产生的理论原因

建国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产生，有深刻的理论原因。把阶级斗争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还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介绍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都把阶级斗争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特别重视，并且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他甚至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阶级斗争学说。偏离了科学的阶级划分标准，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又一重要理论原因。在土地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套关于划分阶级的科学标准，但在合作化中，却把“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为分析社会阶级关系的依据，从而偏离了阶级分析的科学性。以“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划分阶级，是导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错误估量的主要原因，也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一个方面

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一个方面陈鸣树拥有多方面才智的郭沫若，他的贡献不仅在于文学方面，对中国历史学、文字考古学方面的研究，也是卓绝的，具有开拓性的，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享有卓越的地位。郭沫若学术研究所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除了他以科学的态度，注意对实...     

中国杜甫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杜甫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综述惊春中国杜甫研究会成立大会及首届学术讨论会，已于近日降下帷幕。大会收到了代表们所提交的数十篇论文。学术研讨会在会长霍松林和副会长邓绍基、廖仲安、张忠纲等先生的主持下进行。与会的代表针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杜甫...     

我院举行郭沫若学术讨论会

<正> 为纪念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我院隆重举行郭沫若学术讨论会。山东省有关领导同志到会讲了话。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学者和从事沫若研究的七十余位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导下,就郭沫若研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

萧涤非先生是著名的杜甫研究专家。他的《杜甫研究》是试图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一部力作,代表了建国初期杜甫研究的最高成就,对新杜学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一些主要论点如“人民诗人”、“主导思想”等问题,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     

郭沫若与中国古代诗歌研究

郭沫若先生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评论散见于他的著作、文章及讲话稿中。本文的宗旨是,对郭沫若先生此方面研究的思想倾向、评论方法和它们的学术价值、影响等,加以归纳评说。郭沫若先生首先是一位革命者、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然后才是学术的巨擘,所以他的学术活动,始终贯穿着批判的精神。他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同样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在研究古代诗歌时,郭沫若先生十分注意用思想的利斧,去剁开诗歌表面的硬壳,还诗歌以本来的面目。例如他告诫人们:“《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迷恋,也值不得我们去批评。…     

关于古文字研究给容庚的信

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同志在旅居日本期间,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着手进行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他曾与当时在燕京大学工作的我国著名金文学家容庚同志作了多次通信,探讨有关学术问题。现由容庚同志保存的郭沫若同志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问所写的信件共有五十余件。承容庚同志同意,我们选了其中的十二封在本刊发表。这些信件,为我们了解郭沫若同志在日本期间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情况提供了重要史料,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郭沫若同志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而得到启示和教益。——编者     

郭沫若“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与其前期新诗创作中的“返祖”意识

“泛神论” ,与其说是郭沫若的“哲学思想” ,不如说是他的思维方式。“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在根本上是一种原始思维。以“相似律”与“互渗律”为主要思维机制的原始思维构成郭沫若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郭沫若前期新诗创作中原始崇拜的“返祖”意识创造了《女神》天才美 ,同时也消解了天才的诗人。这也是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转换的一个重要内因     

试论我国现阶段的级阶斗争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当前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专政的一个关键。”他在报告中精辟地阐述了党中央关于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问题的基本方针。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在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上发生过严重的“左”的错误,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果断地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六中全会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