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与《十日谈》叙述语式与语体比较

语式为文本由叙述方式的运用而构成的形态模式, "三言"的叙事法基本上是以一事为枢,串联多事,记人一生的"纪传体",故事多曲折而且完整,体现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传统;<十日谈>却没有承接西方叙事文学在史诗、戏剧、长篇小说形成的塑造性格的语式传统,大部分文本是只叙一事,不注重写人物的一生,叙述时间和故事发生时间都比较集中,篇幅不长.语言形式与语体变化的意义并不是只局限于语言学、文体学本身.它实际上更多地含带着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等观念方面的色彩.     

"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论《秦腔》的叙事方式与情感表达

贾平凹的长篇新作<秦腔>展现了中国当代农村真实的生存状态,表达了作家拳拳的乡土之情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作品写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采用了环形的故事结构和密集的流年式写法,他是以对于故乡农村十分复杂的情感来叙写故乡的,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采取故事中人物的叙述与故事背后隐藏的叙述者交织的叙事视点,塑造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乡镇人物,夹杂着大量的方言土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修辞策略,是一次新的卓有成效的艺术探索.     

论林徽因小说"现代性"审美特征

作为文学家的林徽因,其小说的"现代性"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以人文主义为出发点写人性,体现作家对"人"的人道主义的关注,对人生形态的情感体验.她以节制、适度的方式表现忧郁、感伤的情感;二是通过独特的叙述方式,用讲故事、串镜头,绘画面来创造意境的美;三是运用象征、暗示、意识流手法写人物的潜意识、性心理四是在故事编织的"技巧"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三姑六婆"——《歧路灯》中的另类女人

<歧路灯>描写了一系列社会下层的另类女人--"三姑六婆"形象.她们以自己独特的生存状态,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新的层面,丰富了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人物群像的画廊.     

知情叙事:从新家族小说到新追忆小说

以往我们对叙述者的关注,常常是追踪谁在叙述。叙述者是谁固然十分重要,但叙述者与故事中人物的关系也非常重要。我们将探讨的小说叙述者的知情者身份,就表现了叙述人与故事中人物的某种特殊关系。而正是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知情叙事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叙述形式上     

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

本文以明清蒙学的教育内容及教育效果作为主要对象,从三个方面考察明清时期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生成之间的因缘关系.(一)文学知识与戏曲故事的生成.蒙学读物中的历史人物故事为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而便捷的素材,其伦理内涵也为戏曲创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进而培育了文人戏曲家"寓义于事"或"借事明义"的创作理念,促成了独特的戏曲之道. (二)文学思维与戏曲叙述的生成.八股教育所形成的文学思维方式与戏曲叙述的生成有直接关系,八股文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为戏曲的长篇叙事结构所借鉴,而其"代圣人立言"的文体特征造就了戏曲叙述的深层结构. (三)文学表达与戏曲语言的生成.文词派戏曲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是"以时文为南曲"的产物,更进一步看,则与戏曲家早年接受的蒙学教育有关,传统蒙学教材大都是整齐、对偶、押韵的诗歌,这种诗歌教育对戏曲语言的生成具有深远影响.总之,明清文人士子经由特定的文学教育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戏曲文学生成的催化荆,并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戏曲文学的鲜明特征.     

叙述学范畴下《荒凉山庄》故事层面研究

叙述学通常从两个角度分析作品:故事层面和话语层面。《荒凉山庄》故事层面的情节研究以传统叙述学中的情节观为研究框架,而人物的研究将结合"功能性"和"心理性"两种人物观来进行分析,最后从中探讨小说黑暗主题的表现方式。     

论《红高粱》的叙述视角

《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标志着莫言小说叙述视角的创新:一方面,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由故事外的"我"提供叙述声音进行历史想象,故事内人物"我父亲"从亲历者角度回忆历史,这既对先辈传奇人生及其意义做出了不同的经验处理,又让抗日故事与爱情故事交错展开,凸显先辈的旺盛生命力;另一方面,叙述者"我"的现实与叙述焦点"爷爷"、"奶奶"的历史拼贴在一起,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互交错,建构了现实与历史的对话。     

"重写"记忆中"情爱的中国"--印尼土生华人文学中的一种流行叙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尼西亚土生华人文学中,有着大量的情爱故事.在故事的叙述中,透露出土生华人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他们将中国的情爱故事--梁祝故事,转化为一种对"神话"的记忆男为爱生,女为爱死的情与爱的神话.这个神话,通过"记忆",深化在印尼土生华人情爱故事中的"一些套子"与"结构"之中.土生华人在"重写"自己的情爱故事时,一方面透露出一些"中国神话"的影子;另一方面,这种"重写",也重在发挥,在发挥中叙述"自己的故事".     

"故事"与"历史"互文性关联之重识

讲述故事和叙述历史,作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在一逝不返的时间性进程中建构意义的独特方式。尽管真实与虚构是文史分途的关键,但这并不影响故事与历史在话语形式上同为叙述文本的基本事实。故事与历史的互释,使我们意识到文本叙述是一个互文踪迹相映成趣的开放空间。历史真实究其实质是一种历史判断的结果,它建立在认识群体的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     

"秦岭志"如何成为"山本" ——论《山本》 的方志书写

方志书写贯穿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始终,具体表现在:其一,作者通过方志书写建构人物活动的空间序列,还原陕南山区的地理生态和民俗风情,构成小说的地方性背景;其二,方志书写在文本中承担叙事功能,一方面神秘主义文化作为情节发展的关捩,代替了现代社会所推崇的理性逻辑,也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情节发展逻辑关联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方志性内容的引入使历史叙事在一个又一个山野逸趣中被不断解构,文本形态因此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其三,作者在方志基础上展开对"人"的现代性思考,主体性的缺乏与非理性的暴力表现出"人"与"动物"之间的同构关系,涡镇人内在意识的承接与循环则是造成小说悲剧的根本原因。正是借助以上三个层面的方志书写,作者透过秦岭故事写中国世事,通过地方经验写中国文化成为可能。     

迷失在时间中的“缺席者”——论格非小说的时间与人物设置

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格非的小说中设置了"缺席者"这类独特的人物要素,时间也是他小说的另一个主题,这些"缺席者"迷失在非理性的叙述时间中。通过对"缺席者"的追寻,作者将笔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探索时间和历史与人的命运、个体的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可把握、无法言说的神秘力量。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空缺"、"重复"手法,不断地"设谜",瓦解了时间顺序,使故事呈现出一种摇曳多姿、含混隐晦的情境。真实在时间和记忆中已无法辨识,对"缺席者"的探询,折射出人的存在的种种焦虑和迷惘。     

女性书写的两种姿态——张爱玲、张洁女性小说叙事话语比较

张爱玲、张洁的小说创作虽然都属于现实主义,可她们又形成了迥异的创作风格.张爱玲从女作家惯用的徜徉在情感和思辨的"自序传"中撤离,避免以主观意愿对她的人物故事的干预,用细节叙事来强化客观写实;采用让情境话语和叙述话语巧妙相融合的叙述方法,形成了独特的"张看"叙事姿态.张洁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主观倾诉型作家,她的小说创作带有显明的主体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创作意图对故事的制约性;其二,随时介入故事的叙述人声音;其三,富有主观情感的叙事话语.在欣赏其作品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爱"、"恨"满腔的张洁.这种迥异的创作风格,是由不同的教养、文化背景、人生立场,文学观念等原因造成的.     

文学理论的"自性"问题

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必然有其独特的学术品格,即"自性".但是来自社会价值观念与文学活动现象两个方面的"召唤"使得文学理论在"价值中立"与"价值介入"之间徘徊不定.本文即通过剖析这两种"召唤"所形成的紧张关系来探讨文学理论的"自性"问题.     

历史的心灵镜像——郭沫若历史小说论

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可分为前后两期,其前后期历史小说的思想脉络与郭沫若的思想脉络一致.不仅叙述者与郭沫若自我的思想历程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而且被叙述的主要历史人物也常常与郭沫若的自我构成互文关系,郭沫若的自我形象常常隐藏在叙述者与部分历史人物的身影里,他们互为投射自我的心灵镜像.之所以如此,与郭沫若不"博考文献",更不求"言必有据",而是"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这种独特的历史小说创作观念有关.     

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小说的特性

故事、叙述、虚构是"叙事虚构作品"的三要素。小说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一种代表性样式,其本质特性恰好可以通过叙事虚构作品的三大要素得以体现。故事由一系列前后有序并且互相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件构成,当故事被讲述出来时,就变成了情节。故事的讲述方式则是由叙述话语完成的。叙述是一种"后向预言",它造成了小说叙述的"逆向因果关系"特征。虚构则处于真实与虚假之间,它表明了小说叙事的可能性与自由性,展现了小说对可能世界的构建与描绘。     

论中外叙事文学中的“死亡剧情”——以《呼啸山庄》《活着》为例

"死亡剧情"这种文学现象是深植于作者内心对于生命、生存的理解和情感的表达,它是作者驱除生命苦难和死亡本身的一种方式."死亡剧情"对于读者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它的悲剧感染力使其拥有独特的文学艺术魅力而经久不衰.但是"死亡剧情"并非只是单纯的作者与读者之间表面人为力量互动的产物,作品中仿佛隐含一条暗线,人物受社会集体潜意识中的"死亡本能"影响--人物在故事中自身有一种天然的意愿,贯穿于情节发展的始终,一种本能的不可逆转的力量,一种要消灭生命的势力,以毁灭生命而重返于无机形态为目的,在心中暗暗期盼自己和别人的死亡到来.     

当代长篇小说:从"大合唱"到"个人独奏"的演变

本文从当代长篇小说的主题趋向层面切入,认为大体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限,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一种革命性的根本变化,就是从服从社会流行意识的"合唱"走向了张扬个性意识的"独奏".长篇小说在这一演变中发挥了艺术个性,实现了审美革命.     

元杂剧"楔子"简论

凡论元杂剧体制者,无不提及"楔"."四折一楔子"乃通常格式."楔子"用小令,"折"用套曲,此乃"楔子"与"折"之分水岭也."楔子"居于剧首者,主要作用乃交代故事情节之背景、原由,亦常介绍剧中主要人物及其之间相互关系.以马致远<汉宫秋>剧首之"楔子"为例,解析剧首"楔子之基本状态.元杂剧中人物上场时,通常念上场诗."折"中之"楔子",主要是在故事发展过程之中,有必要插入一段情节.多本剧之"楔子"不同于单本剧之"楔子",而有其特殊性.     

叙事修辞阐释的若干原则——以爱伦·坡的《一桶阿蒙提拉多白葡萄酒》为例

叙事的修辞研究方法将叙事看成是一个具有目的性的交流行为.因此,叙事就不仅再现事件,其本身也是一个事件:在这个叙事行动中,某人通过再现事件来做某事.在修辞方法看来,叙事就是"某人在某个场合为某个目的向某个人讲述发生了某事",这个定义有几重含义:首先,它特别关注故事讲述者、听众/读者以及讲述的事件之间的关系;其次,它强调讲述目的,也就是承认叙事交流是一个多层次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讲述者希望吸引听众/读者,并影响其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再次,叙事者讲述某事发生的过程中,他叙述的人物与人物之间有一个伦理的层面,同时,他的叙述本身和对这些叙述的接受也有一个伦理的层面.这样,修辞研究方法就既关注"讲述内容"的伦理,也关注"讲述行为"的伦理.本文拟以埃德加·爱伦·坡的<一桶阿蒙提拉多白葡萄酒>为例来说明修辞阐释的以上主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