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对社会形态的解读

"以人为本"对社会形态的解读,突显了人在社会形态中的基础和中心的地位,确认社会形态就是人本身.社会形态有两个层次的结构.第一层次结构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统一.这里的"社会"是社会群体利益关系及其分配调节的领域.第二层次结构是社会的结构、制度和生活的统一,其中"生活"是社会形态的价值目标,即实现人的利益,满足人的需要,提高和改善人的生活的直接领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又与结构、制度、生活发生相互交错的网络关系,综合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形成了社会形态整体的网络结构,成为人创造活动的历史舞台.     

论匈奴社会中的定居因子

匈奴以畜牧为业、兼营狩猎的游牧生活形态已是学术之共识,土地的价值似乎远不及农业社会。实则,土地曾在匈奴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精神信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蕴含的定居因子与匈奴社会发展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这对于匈奴民族的汉化,乃至最终融入农耕文明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汉化和各民族大融合促进了中国古代和谐边疆之构建。     

大夏国铁弗匈奴社会经济状况探析

大夏国农牧经济交相辉映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区具有农牧经济并存物质文化特征的小区域中具有典型性。草原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复合文化,有具有突出特色的游牧文化,也有局部区域的农耕文化,还有适应某个地区经济交融而形成的农牧结合的文化。大夏国的物质文化正是第三种类型中成功的范例。     

中国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与社会管理创新

中国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但以“单位社会”为主体的格局依然存在.由于“单位社会”与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执政党生存发展和执政的牢固基础,也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支柱,在保持其稳定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管理的改革与创新无疑是必要的.被称作“公民社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是客观存在的,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力求在传统体制之外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使之成为我国社会形态的主体,并以此为基础推动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且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应当在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下,引导各类社会组织融入社会主流,同群众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协调发展,共同构建健康有序的社会形态格局.要适应社会形态多元化的趋势,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的改革与创新.其总的要求是,“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匈奴婚姻习俗论

匈奴婚姻习俗是匈奴社会习俗的一个组成部分。“妻后母、报寡嫂”是匈奴乃至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一种重要而又普遍的婚姻形式。在这同时，匈奴贵族过的却是一夫多妻制的生活。在历史上，此族与彼族之间、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统治阶级与臣僚之间的婚姻关系从来都是一种带浓重色彩的政治行为。匈奴别种人在婚前的性生活是极为自由的。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民族的婚姻形态也有所不同。     

略论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通用的一种处理少数民族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特殊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很长时间.而西汉王朝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和亲创始王朝,其和亲政策更能反映出最初的和亲政策对一个王朝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影响,这对我们研究整个中国的和亲史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就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和亲的三个阶段来进行简单梳理.     

简论北匈奴西迁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民族,她的历史是我国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对中华民族史有着巨大影响。北匈奴西迁推动了整个亚洲和欧洲的历史车轮。北匈奴西迁是连接中国史、亚洲史和欧洲史的重要历史事件,因此,加大对北匈奴西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简述了北匈奴西迁的原因、路线及影响。     

“读懂”马克思——马克思“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范畴

俄苏模式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社会形态”一词,有违马克思原著文本“社会形态”范畴的本义;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的舛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抗形式”‘‘社会形态”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不等于“社会形态”范畴.     

略论北匈奴西迁的原因

东汉初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南匈奴南下,臣属于东汉。北匈奴继续与汉为敌,不断侵扰边境,双方战争频仍。公元91年,北匈奴单于在战争中惨败,被迫挟众西逃,踏上了西迁之路。北匈奴的西迁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相对而言,外因大于内因。     

关于匈奴城址功能的探索

匈奴城址中大多数建筑和使用都与汉人密切相关。其中存在集定居的农业、手工业和军事防御为一体的城邑,以人名命名的城,有可能用于安置和亲或投降的汉族上层人物,其性质似乎类似于后世隶属大贵族的"私城",并允许部分汉人在城中从事农耕、屯田、戍边;还有一些具有墙壕防御设施的小型城址更像是临时性的军事堡垒,担负着卫律所说的"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的功能。蒙古境内多数城址不能排除用作祭祀庙宇的可能性,或许其中可能有类似单于为贰师将军建祠庙一类的宗教建筑;像"龙城"那样具有诸长"大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功能的城,则很可能属于最高统治者单于,或许是由穹庐站长组成的逐水草迁徙的城。     

匈奴的城塞及相关问题

匈奴以畜牧为业、兼营狩猎已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不争的共识。但匈奴境内不断发现的城塞和定居遗址也提示我们关注匈奴社会存在的定居生活方式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经济成分。随着匈奴考古研究的深入 ,对匈奴文化的认识也将拓展新的领域     

关于北匈奴西迁的考古学新探索

考古学上划分南、北匈奴文化以公元48年为准。中国新疆地区曾是匈奴活动地区之一。北匈奴西迁后仍保留较多匈奴游牧文化传统因素。从西迁匈奴人的葬俗仍可看到秦汉时匈奴的传统、礼仪和文化特质,但也有变异。     

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

学界对匈奴与乌桓的关系研究涉及比较多,但有些问题仍未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这是因为后来者在前人研究和对史料罗列的基础上,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系统分析.在梳理匈奴与乌桓关系的同时,就乌桓与匈奴的役属关系和规定交纳的皮布税何时中断、何时开始、何时解除和摆脱等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匈奴人的发型与发殉考

通过对匈奴墓葬出土的发辫实物以及陶俑、壁画等考古资料的梳理,参照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匈奴人"披发"、"椎结"、"编发"、"索头"等发型的辨析可知,匈奴人的发型包括:披发,又有各种变化;长发后披,尾端扎松松的马尾巴;辫发,有两股、三股之分;盘发,两鬓和脑后披发,头顶结髻.而以头发殉葬是匈奴特有的丧葬习俗,可能与匈奴人的宗教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发现不仅为研究匈奴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修正了历史文献中相关记载的错误,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探索匈奴人种问题、匈奴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思想观念,及其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提供了参考资料.     

科学社会主义再认识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终结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点,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次重大的、革命性的转折和质的飞跃,为社会主义在最终意义上成为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析匈奴单于位的继承制度

单于是匈奴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关于其继承制度,目前史学界尚未达成一致见解。在匈奴单于位的继承上,贵人会议的推举、已故单于的遗言、继任者的实力、阏氏的意向及用事大臣的倾向等是重要的因素,尤其贵人会议推举是必经的法定程序。因此,单于位的继承实行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袭制,而是向世袭制过渡的世选制。     

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历史探索及当代阐释

新时期我国学术界对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探索主要观点有 :五种社会形态论、三种社会形态论、六种社会形态论、四种社会形态论和多种社会形态论。这些学术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 ,但又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 ,立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当代解读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可概括为三大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五种社会制度的相继更替、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先后出现。如此理解马克思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理论 ,从逻辑上和理论上有其合理性 ,并有其实践意义     

匈奴政权的创建问题——兼论冒顿单于以前的匈奴与东胡的关系

通过对东胡政权存在的大体时间、林胡、楼烦、匈奴等"诸胡"称谓、东胡与冒顿单于前匈奴的关系等问题的考证,进一步论证匈奴政权创建于头曼时期甚至更早的观点。     

试论两汉时期匈奴的农业生产

匈奴虽然是一个游牧民族,但是,到两汉时期,由于游牧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农耕民族经济的影响,匈奴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不仅使其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且为其向汉王朝及西域诸国扩张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