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自贸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下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新发展格局依赖于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收入，如何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以自贸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自贸区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政策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自贸区政策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竞争环境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其对非国有企业、非服务业企业以及沿海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且该政策具有一定的微观经济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为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也为完善自贸区政策以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为什么国际直接投资不集聚中国西部?--动态经济分析观点

为什么国际直接投资不聚集中国西部譹?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区域FDI动力系统机制、发展阶段和稳定性,发现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FDI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这是西部FDI没有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从长远看,西部FDI面临进一步下降的危险。同时,由于非线性机制对西部FDI政策溢出的传导,当国家进行政策促进西部的FDI略有增加,那么,中部FDI有较大增加,东部FDI则有更大增加,这使得对西部FDI促进效果不明显。另外还受促进力结构影响,近来西部FDI份额还在下降。西部作为我国吸收FDI最弱的区位,对我国吸收FDI具有重要意义。     

FDI对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1个省的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2002——2010年中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房地产开发FDI对全国房价的整体影响以及对东、中西部的区域影响。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中国房地产开发FDI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价格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推动作用;东部房地产开发FDI对房产价格的影响主要通过"羊群效应"和汇率的间接作用实现,中西部的"羊群效应"更为明显,但对汇率的敏感程度较东部弱。这些结论对规范引导FDI进入中国房地产行业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含义。     

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我国工业行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利用Panel Data模型,对2000-2006年FDI对中国工业部门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区域分析,指出21世纪初,中国工业部门引进FDI在总体上对内资部门产出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但这一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并不太大且在地域上不均衡.分东、中、西部的研究表明,中国西部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FDI引起积极作用的门槛,而东、中部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当前FDI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大.     

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原因分析和政策取向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由之前的零提高了不少,然而相对中国东部,中部的外商直接投资,西部地区FDI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在一定程度上,FDI分布的不平衡性成了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的最大阻碍之一,也是造成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巨大差异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对西部地区利用FDI的现状、原因、影响、及对策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加快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     

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本文研究了人工智能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基于人工智能是具有新型基础设施属性的通用技术、对劳动或资本都可能产生偏向的替代性、在不同产业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前景等3个特点,本文建立一个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提出人工智能服务或人工智能扩展型技术提高,都会促使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流动,流动方向取决于不同产业部门在人工智能产出弹性和人工智能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替代弹性上的差别。这一结构转型过程也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本文在理论上给出了有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方向的条件,并就发展人工智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吸引FDI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运用2006～2014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针对劳动力成本变动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的变动与我国FDI的吸引存在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并且这种负相关的程度在东、中、西不同区域上存在差异。因此,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区域,合理调整外资利用的目标和政策,对于我国培育利用外资新优势,更加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析我国FDI的区域选择问题

目前关于我国FDI区位选择因素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内,考虑第三方效应并从城市角度进行的研究还少有涉及。本文在新近发展起来的"第三国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2001-20036年期间我国东部地区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的FDI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周边省份的FDI增量可以增加某城市的FDI流入量,周边省份的市场规模越大某城市的FDI流入越多,各城市的FDI流入也受到周边城市FDI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对东部地区内部,以及东部地区与全国不同子样本的FDI空间效应的检验,发现东地区FDI和全国的FDI的主导类型都为集聚垂直复合型。     

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增长

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化问题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乃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回顾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效应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然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运用VAR模型分别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并对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政府财力给定的情况下,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财政政策须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中份额自1995年不断下降,深入而广泛的贸易自由化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1998~2007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将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关税的迅速下调视为一次自然实验,用倍差法进行实证回归。实证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过程通过降低资本品成本、中间投入品价格和技术引进的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下降幅度越大,其劳动收入份额减少越多。在考虑了序列相关性、同趋势假设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显著。     

中部奋起看河南

"东引西进"战略是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在全面分析全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本省省情的基础上,于1999年果断提出并开始实施的."东引"即全面开展与东部诸省市的经济技术合作,吸引东部地区的名优产业及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促进河南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西进"即以优势企业和名牌产品为依托,大力开拓西部市场,提高河南产品在西部市场的占有份额并逐步扩大对周边及中亚国家和地区的边境贸易.全面实施"东引西进"战略,既是对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力支持,也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对外对内开放,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中国和印度利用FDI绩效比较研究

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FDI无疑是一个技术和诀窍转移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印度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FDI与日俱增。中国和印度虽然同为发展中大国，FDI在两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差异。本文从规模、结构等多个角度对两国利用FDI的绩效进行比较分析，得出虽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印度，但印度的FDI利用效率较中国为高的结论，并据此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防止返贫帮扶政策效果评估——基于劳动收入的视角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要前提。本文将2019年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系统的建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21～2022年我国中部地区X地级市所有建档立卡脱贫户和边缘户的全样本面板追踪数据,通过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考察了防止返贫帮扶政策的劳动收入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防止返贫帮扶政策显著提高了易返贫群体的劳动收入,这一增长效应主要源于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工资率的提升及劳动时间的延长。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的就业帮扶政策中,设立公益岗位、推动以工代赈、鼓励创业带动和加速劳务输出4项政策能够直接带来显著的收入效应,而发放外出务工补贴和进行技能培训两项政策无显著的收入效应。同时,非就业帮扶中的健康帮扶和基础设施建设帮扶也间接提高了易返贫群体的劳动收入。第三,防止返贫帮扶政策队伍养护压力或家庭成员健康的农村易返贫户作用更显著。防止返贫帮扶政策的不足之处是,尚未显著提高易返贫群体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的农业生产活动。本文提出的防止返贫帮扶政策的内生发展动力效应,对进一步完善农村易返贫群体的帮扶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部塌陷”与中部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一直是东快西慢中部居中的态势。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地区发展差距缩小=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力量。西部地区经济“亮点”不断生成，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基于PSTR模型

本文在测算2001—2019年我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基础上,利用PSTR模型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并研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当汇率较低时汇率贬值的促进作用较弱,而当汇率较高时该作用较强。(2)实际有效汇率贬值通过国际贸易、FDI和居民消费三种主要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其中,国际贸易和居民消费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FDI表现为负向效应。相较于低汇率水平而言,高汇率水平下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而FDI和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较弱。(3)从区域差异性来看,汇率贬值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从具体影响渠道来看,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国际贸易在汇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而FDI和消费的中介效应则较弱。     

贸易企业“用脚投票”?——基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的视角

贸易企业转移既受到劳动力成本和产业聚集的影响,也受到金融要素的制约。以往学者主要从要素禀赋、规模溢出效应等角度研究贸易企业的转移,鲜有对金融要素作用机理的直接研究。本文的研究表明只有高生产率企业能"用脚投票",转移到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同时也发现传统因素对我国贸易企业转移的影响正在减弱;金融变量中,股票IPO和银行信贷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贸易企业转移均有显著影响;股票二级市场对东、中部地区贸易企业转移具有一定影响,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信用债市场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贸易企业转移作用均不明显。上述结果说明,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现实条件下,企业跨区域转移替代了金融要素在企业间的流动,从而实现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从企业跨区域流动的视角提供了对金融资源重新配置的解释。     

FDI与广东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FDI对广东省在技术进步方面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进一步从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来分析则发现,来自港澳台的FDI对广东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负面的;而来自西方7国的FDI对广东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影响。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比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FDI有着更强的溢出效应,而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有负面影响。     

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技术进步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人工智能等技术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在创造新的生产力和新的产业模式的同时,也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重大变化。文章从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就业均衡、劳动力市场结构、收入分配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四方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提出了为缓解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负面冲击的相关政策建议。并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空白,对未来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外商直接投资对产品出口贡献的效应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跨国投资与国际贸易已经变得密不可分,不仅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持续上升,而且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也不断加大。跨国投资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对于资金短缺的国家(地区)而言,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外部资金来源,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地区)经济增长所做出的最主要、直接的贡献;对于国内储蓄率较高、有较强投资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来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能大幅提升投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等。本文拟通过建立相关系数模型,运用SPSS软件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产品出口规模、出口产…     

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并基于中国省级行业层面数据系统检验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体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叠加,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体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动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稳定、持续的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部地区在金融危机后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第三,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上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降低渠道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服务创新渠道促进作用不显著,且生产性服务FDI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