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甘地和金--二十一世纪的选择

小的时候对暴力怀有一种恐惧。如今，人到中年对暴力怀有一种极深的厌恶。一戏剧《切·格瓦拉》２０００年在北京上演后，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居住在外省小城，至今还没有机会看过《切·格瓦拉》的演出，只读过朋友从网上发过来的剧本。这份剧本被注明是２０００年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首演版本。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空间中，我不知道这份剧本是不是可靠，所以我称这个剧本为网络版《切·格瓦拉》，本文也只就这份网络版做些议论。但是，北京的舞台上肯定有过一部剧名为《切·格瓦拉》的戏剧，也就构成了可以议论的条件。因为，切·格瓦拉这个名…     

《风雪夜归人》版本尾声之比较

吴祖光的剧本《风雪夜归人》共有四个版本:初刊本、初版本、人文本和中戏本。其中中戏本是还原到剧本的初版本,即严格来说《风》剧只有三个版本。而这三个版本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剧本的尾声部分。而作者最后还是回到了初版本,觉得初版本的尾声最为理想。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比较这三个版本的尾声来说明,为什么初版本的尾声最为合理。     

对包公艺术形象应有个正确的评价

包公戏剧形象早在南宋时就出现了,但到今天所见到的宋金时期的剧目仅有三个,即《刁包待制》、《三献身》、《蝴蝶梦》。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到,这些剧本的大致内容多是表现民事诉讼的,而包公则只是作为一般的秉公而断的审判官的形象出现的。到了元代,包公形象才逐渐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也谈武则天(之二)

在这里想就武则天的剧说几句。过去武则天的剧本,有宋之的的,主要从男女平等角度来翻案,不够全面;越剧《则天皇帝》把武则天写成一个失败者,令人丧气。郭老的《武则天》剧本的确后来居上,郭老因为传记式的剧本不好写,就选择了一段(679—684),期限仅仅五年,以徐敬业叛变事为中心,可惜我没看过。郭老在《我怎样写武则天?》文章里(《光明日报》62.7.8)说:“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又说“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我对艺术外行,不敢谈,只谈谈科学性这方面,也就是郭老所根据的史料问题。     

从读者、作者到主管、主编

从读者、作者到主管、主编王致远（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我和《学术研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初时,我在大学教书,是杂志热心的读者和作者,在杂志创办的第一年,我就为它撰写了三篇论文。１９６４年调到省社联工作以后,我就责无旁贷地成为杂志的主管。十年浩劫结束后...     

傅山剧作考辨

现存的《红罗镜》、《齐人乞食》、《八仙庆寿》三种杂剧是研究傅山剧作的重要资料,从这三种杂剧剧本的被毁与流传情况,可以说明剧本的真实性和可能性;联系傅山的生活时代及其一贯思想倾向,重点以《红罗镜》为主,论述其创作方式以及思路同傅山的生活经历、思想认识的统一性,能够辨别出傅山剧作的真伪,并进一步说明它们在傅山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我国最早的白话报创办于一八七六年

《学术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六期发表的《我国最早的白话报创办于何时?》(作者周庭)一文,认为我国最早的白话报,并非一九一八年的《无锡白话报》,而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三月就创刊于无锡的《无锡白话报》。该报初创时每五日发行、木刻活字毛边纸印,每册十余页。他引用的史料出自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匠心独运著新篇——试论曹禺剧作《家》的艺术创造性

曹禺是我国“五四”以来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剧作《家》是曹禺一九四二年(动笔于一九四○年)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小说《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它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衰败和没落,控诉了封建旧制度旧礼教的罪恶,揭示了它必然灭亡的历史发展趋势。这是一部在当时就有着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文学杰作。小说的成功,为剧本的改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学基础。但唯其成功,改编者所面临的考验也就更加艰巨。如果改编者不能独具匠心、独辟蹊径,运用舞台艺术手段完成小说的使命,那么改编本要取得读者和观众的承认将是很难的。令人信服的是改编以后的剧本《家》,以它独特的艺术创造性获得了成功。这种独特的艺术创造性体现在情节、冲突的提炼、集中上;体现在人物性格的生动刻划上;也体现在剧作家艺术风格的日趋成熟和发展上。这些     

演出儿童剧的一段回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在香港主编的《新儿童半月刊》被迫停刊。1942年春天,我们杂志社的同人和社长曾昭森共四个人,撤退到桂林筹备复刊。到了桂林,我看到救亡戏剧运动蓬勃发展,觉得应该提倡一下演儿童剧,便想把原来刊登在《新儿童半月刊》上我写的两个儿童剧本拿来上演。一个是《中国小主人》,写的是一个地下游击队的儿子的故事;另一个是《国庆日的礼物》,是写两个爱国的小孩子的。那时我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桂林对我一切都是陌生的。要上演儿童剧,除了心头一     

关于《丁玲的名、别名、笔名辑录》的补正

本刊一九八○年第四期发表王中忱同志的《丁玲的名、别名、笔名辑录》一文以后,相继收到几份来信来稿,提出补正,现综述如下: 乇乇:(zhè音浙)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二日在《中央日报·红与黑》副刊第三、四号,发表散文《素描》时署名(上海潘颂德,无锡荣耀祥)。喻自己是文坛小兵。(武汉熊守海)     

丁玲《意外集》散论

<正> 一在丁玲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意外集》是比较不为人知的。她说这个集子里的作品是“在极不安和极焦燥的里面”写的。集子中除了附录的《莎菲日记第二部》、《不算情书》和《杨妈的日记》写于她被捕以前外,其他几篇,包括《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生活》、《团聚》,都写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她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幽禁的三年间。这些作品有小说、速写和报告文学,也有属于抒写个人生活与感情的日记和书信体的散文。她在序中还说到自己很不满意它:“我实在不希望读者花钱来买我这本书,我汇集起来不过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纪念。我以后大半还要写文章,也许写得更坏,但将不写这一类型的东西了。”     

文艺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札记

(一) 歌德在谈到他的剧本《塔索》的时候,曾经这样说道:“我有塔索的生平,我有自己的生平,我把这两个奇特人物和他们的特性融合在一起,我心中就浮起塔索的形象……关于我的描绘,可以说句真话:这部剧本是我的骨头中的一根骨头,我的肉中的一块肉。”(《歌德谈话录》第146页)象歌     

何其芳在重庆的三组杂文

一九四四年四月我曾到重庆去过一次,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回延安。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以后,我又到重庆去工作,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撤退为止。这两次在重庆的时候,曾为了《新华日报》副刊和其它杂志副刊的需要,写了一些杂文。现在编起来,就叫它《星火集续篇》。     

巴人同志的一封遗信

……我已于十一日脱离了外交部。准备在十五日,即下星期一到文学出版社去办公。工作初步谈了一谈,名义上是个副社长。责任主要是看稿,大概侧重于古典文学出版方面的,还对译稿作文字上的审查。出版古典文学就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文学社出版了《水浒》《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仅这三部就出了许多的毛病,《红楼梦》就有一百多处错误,稍有研究的读者就写信来责问;但一般读者又要求逼切,一出版就卖空,需要再版;而要再版则非重新校勘不可。这不过一个例子说明工作的繁重。雪峰倒同意我半天到社办公。余外时间可在家工作,或自己写些东西。他竭力鼓动我用十年工夫,来写一册中国文学史。我到现在还没有决定自己应该写些什么。在这三天中,我竟乱看起印度,印尼的历史书籍来了。也看印度大使夫人送你的那些《拉摩耶那》的研究。有趣得很,我在那书里发现《西游记》的牛魔王,身上长着十个头子的,却和《拉摩耶那》的一个魔王,叫拉凡那的一个样。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子,本领高强,骑风火轮的,又     

斜阳影里话《金钗》——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的发现与研究

1975年 ,广东潮安发现宣德写本《金钗记》。该剧是宋元以来“刘文龙”剧在明初新编的演出本 ,在现存南戏剧本中 ,其时代仅次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而成为研究刘剧及整个南戏从形成到演变再到地方化的一个重要范本。就研究实践来说 ,则日益偏向于追溯“刘文龙”故事在民间的流传———也即将古老南戏与地方戏史、戏曲声腔、实地演出、宗教傩戏种种研究相交叉 ,成为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影响下的一道热闹风景     

怎样认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正> 长期以来,在我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上,在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分歧。学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人们的认识仍未取得一致。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以及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关键性的三步。只有正确评价这三件大事,才能正确认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孔雀胆》研究中不同观点综述

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孔雀胆》是一部争议最多的作品。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观点的论争日益热烈起来。 1942年秋,郭沫若写成了历史悲剧《孔雀胆》。当他把初稿拿出来征求意见时,人们对剧本所选取的历史事实和表现的主题思想就有不同看法,后来经过作者的几次修改,仍未消除这些争议,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周恩来同志就认为“剧本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致斐·拉萨尔两封信札记

1859年4月19日和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分别由伦敦和曼彻斯特写信给当时在柏林的斐迪南·拉萨尔,评论他写的五幕历史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这两封信谈到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问题和美学问题,是不可多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献,也是今天我们在文艺理论领域里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的锐利武器。一马克思在信的一开始就说:“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并说,剧本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恩格斯在信的开始处也说,第一二次读这个剧本,“使我在情绪上这样地激动”,     

宋词的抒情和比兴

<正> 词为诗体之一。一般说来,诗长于抒情,文胜于事理。但是,如同文主事理而不排斥咏景抒情一样,诗主抒情也不摒弃叙事说理。以叙事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出车》、《六月》诸篇,就有“周的史诗”之称;汉魏乐府民歌也不乏《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陌上桑》等名作;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琵琶行》、《长恨歌》,也都是叙事诗或叙事成分很浓的抒情诗。以说理言,魏晋有“玄言诗”盛行,唐有杜、韩的以议论为诗,宋诗则以议论化为其主要艺术特色之一。相比之下,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一诞生就带有近乎纯粹抒情的特性,即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从西蜀的《花间》到南唐的《阳春》,几乎一色抒情小令。入宋以后,     

多元系统论视角下《赵氏孤儿》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从边缘到中心的经典化过程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一。这个剧本很早就传入欧洲,是我国传统戏曲中最早被翻译介绍到国外的古代戏剧作品,《赵氏孤儿》从此也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著名东方悲剧之一。所以本文拟从流传学的角度,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对于《赵氏孤儿》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从边缘到中心的经典化过程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