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视野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正编者按:近年来,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语境,借助民国社会历史的视角重新打量、研究我们的文学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在民国史视野下,我们将发现哪些新的文学研究话题呢?这一组论述大约可以让我们耳目一新。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在新文学主导格局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一些相对"边缘"的文学形态,除了通常所谓的旧体文学、通俗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略论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较早、人数最多、影响很大的新文学社团。关于该社团对新文学的历史贡献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有许多论者做了大量研究,似乎已经有了定评。但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轻视儿童文学,忽略了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考察,因而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及其这场运     

平衡与差异:五四时期中日文学交流史论

中日两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五四时期中日文学交流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交流双方鲜为及时地介绍对方同时代的文学。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介绍日本近代文学时带有清醒的功利性目的 ,日本译介中国新文学时则忽略社会的功利价值而注重从文学角度看待五四新文学。由于中日两国这一时期文学自身的现代化变革都已完成 ,双向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交流局面也便开始形成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替代言说”——传统形式的断流与缺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即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主要文体诗词曲赋与章回体小说被排除在文学史视域之外,而主流文体则是从西方传统而来的小说散文与新诗。这种传统文学形式的"断流"就其本质而言即后现代批评中的"替代言说"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与"旧文学"决裂后,传统文学的格律诗与章回体小说被认为是"旧形式"的延续而"不在场"。虽然部分文艺理论家与毛泽东等人都曾经提倡继承民族文学传统,但仍然未能使传统形式的创作真正进入"新文学史"的视域。正是这种传统形式的断裂使现代文学史成为持续接受西方新思潮与文体的宏大叙事,直至今日传统形式创作仍未能进入格局。新世纪文学史的书写不应再排斥传统文学形式如诗词曲赋戏剧和章回小说等,转型为全视域、体现源流通变关系的文学史。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文学传统的规范化阐释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确定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派生出一种新的文学史系统。"文代会"对纷纭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作了梳理,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和结论对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中国文艺生产与管理体制的形成,是以"文代会"为发端,并由此获得理论支持。"文代会"显示了一个特殊年代对于文学传统的理解力,同时也表现出难于超越的历史局限性。随着时代变迁,"文代会"的思想、观念和概念有些已被摒弃,有些则在文学史书写中延续下来,甚至存留在"集体意识"之中,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历史的"想象"。本文试图从几个最有影响的概念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带有界碑性质的史事。     

民国文学机制研究中的经济视角 ——西川论坛第一届年会综述

中国现代文学从产生伊始,有关其性质和命名的争论就从未停息。从强调相对于古典文学之新的"新文学";启蒙论与阶级论相抗争的"中国现代文学";到凸显文学自主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再到宽泛而模糊的现代性视角的引入,在关于自身性质与价值判断的不断更新中,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既释放出历史阐释的巨大思想活力,又在命名的不稳定性中包含着自我颠覆的危机。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论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在中国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学实现由旧文学向新文学现代转型并不断变革发展的历史。其变革发展的历程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变革进程相适应,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形势和文学自身的状态,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它继承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汲取外国文学营养,取得了巨大的创作成就,也留下了值得总结的教训。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理论体系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和变革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等命题的提出,都是从不同视点对展现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思考。在多重方法论提供的新的文学视野中,我们仍然需要坚持以富有真知灼见的史识,准确地把握其历史现象的认识要点并作出科学的史的阐释。     

新国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

朱寿桐先生将"汉语"这种语言形态视为"汉语新文学"的主要构成性要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当他以此作为否定"国族意识"在学科分类中的作用,并对现行学科分类的意义做了近似笼统的否定,甚至将"五四"文学革命也仅仅归结为白话文变革的时候,就令人难以苟同了.这里有一个"汉语"与"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个"国族意识"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汉语新文学"的主词是"文学",而不是"汉语","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基础应放在文学观上,而不应放在语言观上.同样,"国族意识"构不成文学创作的主导意识,"汉语新文学"可以超越"国族意识",却不能超越"文化共同体意识"."文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可以弥补"汉语新文学"论证过程中的某些不足. "汉语新文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找回中华文学的统一性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不可能通过对原来的分类方式的否定来实现的.我们必须在"汉语新文学"这个整体性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避免将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者单方面建构起的"汉语新文学"就视为这个学术概念的真实无误的内涵,以使"汉语新文学"不但在形式上,也在文化内涵上成为一个动态的、协调发展的文学的乃至文化的共同体.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视野中的文学史分期

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海外的治文学史者各有其本土,本土以外的汉语文学就构成了其境外,不管置身何处"本土",都需要避免"本土中心"或"本土边缘"心态,以本土和境外文学的互为参照,建立一种跨越本土的、流动性的文学史观,身处本土,却能关注境外;在学术"旅行"中既能反观"原乡"所在,又能对"他乡"在地文化有深切关怀.从不同的本土出发,聚合起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才能充分接纳汉语新文学历史和现状的丰富性.在这样一种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中,我们就有可能借助于汉语新文学的一些认识对文学史分期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思想启蒙和民族认同冲突中的文学转换,政治意识形态下文学"主体性"的追求,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形成进程中文学的多向发展,这三种形态构成了"五四"前后产生的新文学始终前进的状态,它们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华人社会都面临过的最重要的文学课题,其实践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时期.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化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传统"与"现代化"相互抵牾、碰撞,成为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母题."五四"新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反传统"的历史印记,但"重估"是现代作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根本态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化"再次遭遇"传统"的挑战,文化和传统问题随着‘寻根文学'的勃兴而进入作家、批评家视野.90年代,"现代化"遭到质疑,文学发生了转型.面对挑战,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当代文学家们仍充满信心,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创造独具特色的文学图景.     

“文学”与“文章”——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

从"文学"的角度探索和反思现代中国文学的形成,可以看到"文学"与"文章"在新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文学"作为途经日本的回流语,在促进"文学"产生的同时并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文章"作为西欧文学的译语,成为鲁迅、周作人反抗作为回流语的"文学"、复古的"文学"和"纯文学"的特别用语。而"文学"与"文章"以其对抗性的存在和转化构成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征。     

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学地理变迁

抗日战争使中国文学地理发生了两个向度的变迁,一是文学中心的广泛流布;二是形成了色彩迥然不同的文学区域。这些变迁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扩大了新文学的生存空间和传播领域,改善了文学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为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自足的空间,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多样化发展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新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体制与文学史——1950年代的教学大纲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独立学科与新中国建立初的教育体制有重要关联,1950年代"教学大纲"的颁布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形成有重要影响,并进而推动1950-1980年代新文学的历史建构;教学大纲的颁布,使新国家意识形态对新文学的规范具体化、体制化,并落实到新文学教学和文学史教材编写中;新文学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并最终纳入服务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这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形成有正面促进作用,但也是对新文学史真实本体的解构,它把不符合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排斥于文学史之外.     

新文学的“独家逻辑”与“一家之言”的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不言自明的时间逻辑,获取了文学史长河中1917年-1949年这一个时段的管辖权,却以经意识形态过滤的"现代"标尺清除异己,把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排除在文学史体系之外。现行的文学史通过贬低晚清白话文运动,省略同时代非"新文学圈"作家的贡献,漠视北洋政府的作为,来建构新文学的发生地图,达到纯化、神化新文学发生史的效果。把现代文学史笼罩在新文学的霸权话语下,以新文学的"独家逻辑"来阐述1917年-1949年的文学发展,文学史多元共生的格局被肢解、简化,最终使得文学史的叙述仅仅成为一家之言。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引入的西方"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除了作家作品以外,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沙龙、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制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实,作为文学史,如果这些现象和因素被略而不记,显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也缺乏历史应有的过程性.文学史在模式上不具备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大体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描述:"中国文学史"这样一种著述方式是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产生的;现代的纯文学观深刻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史"撰写;对古今文学之异的清醒认识是编年体文学史兴起的契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古今"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即从这四个方面展开.     

世界华文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和价值——以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为例

关注世界华文文学显然能在汉语新文学/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整体背景上加强"世界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话。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中考察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有着众多深化:一是世界华文文学强调的互为参照的学术视野和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有利于二战后文学转型的深层次机制的把握,最终会超越单一地区"文学运动史"、"文学思想史"等层面而指向文本自身,从而凸显史的"文学"性;由生活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等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人/华人提供的"历史逻辑修正"所揭示的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在不同的文学价值观的冲突、递变中的代表性,在历史传承中对后来者有巨大引导力的影响性等,都反映出文本的经典性累积倾向;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以民族语言的根提醒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走出国族意识的局限,使其学术期待、努力更好回归文学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