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自觉审美创作

最早的＂小说＂一词,实际上指的是文言小说。文言小说的自觉审美创作不代表白话小说的审美自觉,白话小说的产生、发展与说书艺术密切相关。从说书艺术的渊源来看,说话艺术的出现应该早于话本,而话本创作是对说书艺术的模仿。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在内容上没有承袭前人之嫌,虽然它们的模式大都相近,但是其故事已经不再见于史书,是文人的独立创作,而且数量巨大,形成自己固定的模式和美学风格,可称其为一个文学流派。尽管它的情节关目颇具浪漫色彩,但毕竟是对真实的人与事的文学化反映,这正代表着它的成熟。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自觉审美创作便由此开始。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变迁的文化机制

作为文化产品的小说文体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又由于新的文化场的出现而发生变迁。历史叙事与说书艺术孕育和制约着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文体的建构,在语言表述、叙事方式等诸多方面形成与西方小说文体迥异的语体和体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论孙惠芬小说的审美品格

在近20年的当代底层文学创作中,东北女作家孙惠芬将散文化的叙事语言、心灵化的叙述风格和"地方志"式的新文体特质相结合,共筑了其小说独特的审美品格,丰富并发展了中国当代底层文学的创作风格。     

从文言到白话:论小说文体对人物叙事的影响——以侠女形象的演化为例

以侠女形象作为探讨小说文体与人物叙事间相互影响的线索。侠女形象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人物类型,在文言和白话两种小说文体中经历了从虚构到写实的转化。文言小说以限制视角和片段化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剑侠形象;白话小说因限制视角难以贯彻,人物形象向褪去神性的凡俗女子转向。同一类型的人物在两种文体中受不同的叙事伦理支配,一种是文人理想的寄托,另一种反映了民间的情感立场。清代小说中两种人物模式出现了融合迹象,人物的行侠手段转向多维度的女性气质。蒲松龄写女性用身体践行不爱其躯的慷慨,体现了民间社会以宜子孙为最大道德的价值观。虽然在文言和白话小说中侠女形象都被纳入道德伦理的支撑力量,但其形象和意趣则受到叙事文体的内在限制。     

古代白话小说语体之形成及特征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汉语书面语曾一度为文言所垄断。汉译佛经的广泛传播为书面白话争取到一定表现机会,白话小说的兴起更为白话书面化运动提供了有利契机,近代汉语由此形成。由于使用言、文一致的白话叙事,白话小说在语体风格上表现出平易通俗、自然逼真以及富于动态性和地域色彩等有别于文言语体的特点,这也影响到白话小说的整体艺术风格。     

由"讲述"到"展示"——政治文化语境下的文体矫正与20世纪30年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加世纪30年代,对政治文化影响下小说文体进行"形象化"矫正的追求,使中国现代小说开始重视并发展以"展示"为特征的叙事手法,推动中国现代小说情节发展方式由"概述"到"场景",叙事风格从"热"到"冷"的转变,并由此玉成了新的小说亚文体,促进了短篇小说文体的成熟.从文体矫正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在加世纪30年代的叙事模式转变进行分析,可以揭示现代文学文体形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因素,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     

古代小说类型新探——兼论《金瓶梅》在小说文体演变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科学地把握小说文体的审美特征,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的区分,长期处在模糊状态,人们往往停留在语言载体的文言与白话之分,或满足于题材层面上的所谓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等等的界定。于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经常出现一种“类型性错误”。所谓“类型性错误”,就是主体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混淆了不同范畴的小说类型,从而在研究活动中使用了不属于该范畴的标准,这种评价标准上的错位就象用排球裁判规则裁决橄榄球比赛一样。在价值取向上,诸多的著名小说中,《金瓶梅》的命运是最不幸的,它遭到不公正的评价,原因之一就是批评的“类型性错误”所致。本文意在确立一种小说类型理论,并兼及《金瓶梅》在小说文体演变史上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把握它的审美特征。     

在"异构同质"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

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也是中外小说"异构同质"的叙事传统。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在中外交汇、古今争斗背景下发生、形成,从晚清到"五四"的整体发端,始终没有摆脱传奇叙事传统的背景影响,既"承袭"中国小说传奇叙事的传统,又与西方小说传奇叙事模式相整合,在"传统与发展"的意义上完成了"现代"转型。     

诗化叙事与人生救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审美现代性

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中一直有一个"呼唤现代文明"式的历史主题,而在对现代小说的研究中也相应地存在一个中心价值——文学对历史进步主题的呼应。这一表现与评价模式同样规范着现代小说的体式。现代作家的诗化叙事正是逸出这种规范后的小说实践,其中也正蕴含着小说文体解放和生命自由的可能。"诗化小说"接续的更多的是王国维曾经实践过的现代性理路,既强调小说的审美特性,又不忘与人生"救赎"关联;而这种小说的拯救功能与强调"小说救世"的社会历史意义的不同在于,诗化小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时不再需要经由"小说救世论"的认定方可获得自身的价值依据。诗化叙事有效地克服了心灵单一化、粗俗化所带来的叙事局限,在文体形式和文化理念上使小说叙事获得了双重解脱。     

论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的文体特征

由于作者书写"风花"的文学姿态,民国初年骈体小说中的骈文选择了齐梁风格,多用典故、讲究音韵、重视藻饰,形成了阴柔的抒情体式;骈文风格影响到散文语言体式的选择,使散文的表述也呈现出阴柔抒情的特征;语言体式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小说的叙事方式.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营造了含蓄蕴藉、诗意抒情的美学风格,成为一种别具特色的诗化小说.     

从小说文体演变看《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类型品位

科学地把握小说文体的审美特征,还没有受到我们古典小说研究界的应有重视.因此,关于古代小说类型区分,长期以来,还处于模糊状态,人们往往停留在语言载体的文言与白话之分,或满足于题材层面的所谓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等等的界定.于是,在价值取向上,许多著名小说遭到了诸多不公平的评价.本文意在从小说类型、小说形态的角度,尝试性地探索《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在小说文体演变史上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把握它们的审美特征.     

宋代禅林佚事小说的叙事特色及文化成因

禅林佚事小说是由宋代僧人创作的反映唐宋禅林中高僧大德的逸言高行、奇人奇行、禅徒入道机缘、士大夫参禅问道等的文言小说.其叙述角度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立型全知视角,一类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其叙事方式主要有:角色模式的主角与对象的关系主要是主观的;叙述结构上偏重记言;善于把记诗记言记事相结合.其文化成因与宋代小说创作大气候、禅林内部危机以及教内教化文体的变革有关.禅林佚事小说是中国文言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世说新语>是主要记载玄学家"魏晋风度"的佚事小说的话,那么禅林笔记则属于描述唐宋"禅家风骨"的佚事小说,堪称中国文言小说史中交相辉映的双璧.     

中国古代小说叙述者简析

中国古代独特的“史传”和“说话”的叙事传统，造就了中国古代小说所独有的两个“叙述者”形象：文言小说的“记言者”和白话小说的“说书人”。他们鲜明而独特的模式化特征，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文本的特殊风貌。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者形象暗合了隐含作者（作者的“次我”，正统文化的价值集合体）的价值观，自身已强化为理性化的、具有价值整合功能的特殊形象。这正是中国古代小说叙述者长期模式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幻: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审美形态

从中国小说的起源上看,源自于民间神仙信仰的"幻化生成"使古代小说包含了"幻"的特质,后经佛教文化的浸染,其想象空间得以拓展和深化。"幻"如同一种文化因子,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从未消失。从以神仙妖怪的传说幻境为主的普泛叙事,逐渐衍化为一种情节类型和文学结构手段,"幻"成为贯穿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叙事传统和审美形态。这种形态在经典的史传"信实"传统之外,一直本真地存在于中国古代小说中。     

试论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叙事语言

唐五代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链上重要的一环,虽然大多篇幅短小,但仍然符合小说的特征,自有其独特的叙事语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叙述式叙事;描述式叙事;对话式叙事。     

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理论之变迁

叙事艺术的灵魂是读解性，读解与叙事、读解与群体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构成为小说文体的深层次的矛盾。前者体现为如何叙事的问题，后者表现为读解者的读解与群体的接受程度及其喜好是否符应的问题。读解与叙事是浑融的．叙事中有着读解，读解决定着叙事，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叙事角度、风格及人称的变化。叙事艺术中容纳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搭配，也会形成不同体式的小说。小说与散文靠得很近，只要削弱了故事性，加强了写意性，则小说便会散文化。诗性成分、诗的技法的多量渗透，便会形成诗化小说。如果较多地限制主观成分．忽视了小说…     

“文备众体”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唐小说吸收某一文体、某一文体元素进行小说叙事,破"体"为文;唐小说还从前代作品中吸取"营养"进行创作。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某一种文体,与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其他文体元素及"营养"一样,以吸收和组合两种文本自合方式,成为小说文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其"文备众体"的艺术特征:"吸收"就"形式"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形式"上吸收前代不同的文体或不同文体元素及其表现手法加以会通;"组合"就"内容"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内容"上从前代作品中吸取相似或相近的"文本"加以融合。     

古代“通俗小说”考辨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把通俗小说基本上等同于白话小说 ;一是视通俗小说囊括全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这就带来了概念和研究上的混乱。考察白话小说的文人化和文言小说的通俗化轨迹则发现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既不等同于白话小说 ,也非涵盖所有古代小说。判定小说的雅俗分野应考虑到作家的创作动机、作品的传播范围、读者的文化审美水平等综合因素。通俗小说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以娱人为目的 ,审美上追求世俗化 ,传播方式的商业化     

不拘格套 独抒性灵——论萧红小说的文体风格

萧红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独特的创作方法,形成了“萧红式”的小说范式———散文化、抒情化的小说体式。这种创新的小说文体风格既是对小说叙事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的背离,又是小说艺术本身的一种发展与创新。     

文言小说“类’’的争鸣与厘定

如何厘定文言小说的“类”是文言小说研究中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文献中区分文言小说“类”的观念与方法入手,分析了文言小说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两种不同风格趋尚;指出文言小说的分类宜从风格上把握,不宜从题材上去把握。可按风格分为“晋类”和“唐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