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制度环境及基础性制度的借鉴

香港的体制优势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向先进体制学习有助于消除制度变迁的时滞,降低制度变迁成本,减少制度变迁中的无形损耗,使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更快地走向成熟、理性,并学会具有服务社会与民众的职业人的价值取向。对转型社会而言,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构成了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政府的文明程度决定了制度的文明程度,从而决定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文明程度和开明程度。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经过三十多年的循序发展和渐进演变,其具体政策内容也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情况在进行不断更新与完善。通过对1984年至2017年的农地流转政策及法律文件进行梳理和政策文本解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地流转政策变迁过程分为重启—发展—规范—创新四个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分析范式研究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重启背后的制度逻辑发现,该政策的重启是由广大农民自下而上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过程中带来的一件"副产品"。与此同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农地流转政策经历一次路径上的调整,成为中央政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工具手段,并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最后,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结构分析范式探讨农地流转政策变迁动力机制议题,并解析出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政治精英理念的更新、其他相关政策的作用、社会经济技术的革新、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外部示范效应的压力以及政治行动者的推动七个主要影响因素。为此,中国农地流转政策未来发展演进需要在坚持完善现有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基础上,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客观规律,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人本价值取向。     

新医改方案的制度预期:一个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分析

本文总结了医疗卫生体制的现有问题,用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需求供给均衡的角度考察了新医改方案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点,在此基础上对新医改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做制度预期。研究结论表明:新医改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第一行动集团"已经出现,但有效形成"第二行动集团"存在一定的客观障碍。其中,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值得担忧,而且监管很难;公立医院是矛盾聚焦点,需要切实有力的补偿激励机制;医药产业可能在行业调整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同时,新的制度安排可能诱致一些制度逃离行为,使供需均衡点发生偏移而不能完好地达到制度预期,需要防范并增加相应的制度供给。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研究:制度嵌入性的视角

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机理和过程.本文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促进五保供养制度运作与变迁的主导性变量.具体而言,中国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与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在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上的价值取向是五保供养制度所嵌入的最重要的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五保制度变迁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五保供养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变迁,五保供养制度也实现了从社区救助向国家救助的历史转变.     

新医改方案的制度预期:-个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分析

本文总结了医疗卫生体制的现有问题,用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需求供给均衡的角度考察了新医改方案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点,在此基础上对新医改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做制度预期.研究结论表明:新医改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第一行动集团"已经出现,但有效形成"第二行动集团"存在一定的客观障碍.其中,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值得担忧,而且监管很难;公立医院是矛盾聚焦点,需要切实有力的补偿激励机制;医药产业可能在行业调整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同时,新的制度安排可能诱致一些制度逃离行为,使供需均衡点发生偏移而不能完好地达到制度预期,需要防范并增加相应的制度供给.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探讨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依赖于发展战略的制度环境,是随着农作制度的演变而变迁的,是以连续的、渐进的变迁方式进行的,是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已经历了两次变迁,并且正在经历着第三次变迁。     

转型经济中企业制度变迁模式分析:系统经济学方法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存在两种制度变迁模式:激进式制度变迁模式和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本文根据系统经济学的观点和资源位理论的基本思想,从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相互关系角度分析比较了这两种制度变迁模式中企业制度变迁的异同及其不同经济后果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田国强的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决定企业制度变迁的因素。     

建国以来户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嵌入

建国以来的户籍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是户籍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政府在户籍制度变迁中的行为逻辑,可以概括为"三条路径、一个目的",即政府通过政策嵌入、组织嵌入和价值嵌入,来主导和规划户籍制度的变迁过程,以实现权威、秩序和效率。政策嵌入体现为与户籍制度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执行;组织嵌入体现为通过相关机构的设置与调整,为制度变迁提供组织上的保障;价值嵌入体现为通过政治话语的确立与调整,克服制度变迁中个人或团体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     

制度安排者决定制度演变

由于各种已有制度演变理论(通常被不够周延地称为"制度变迁理论")都不尽如人意,就需提出新的解释。制度作为组织制定的规则,会有增减和变迁这两种演变形式。制度既然是组织制定的,其变更也只能出自组织而非其他任何东西。组织制定和变更制度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但因组织中的制度安排者存在多种类型,使制定、变更制度的目的变得不一定是组织本身的目的,而是制度安排者自己的目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者,均会在四个节点变更制度。同时,制度也会在变换制度安排者之后发生变化。因此,所有制度变更都是因为制度安排者要变。虽有五种外部因素会对制度安排者的制度意图产生影响,但都起不了决定作用。既有制度究竟能不能变,尤其是究竟何时变和怎么变,最终还是得由制度安排者决定。     

中国民间金融的兴起与发展前景:温州案例

"温州案例"的研究表明,随着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金融在中国的兴起,内生于中国体制外经济发展中的民间金融制度已成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事件.民间金融是在中国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中的诱致性融资制度变迁,它作为一种市场化融资制度安排为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提供了强大的体制外金融资源支持.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参入WTO后中国金融业面临竞争格局的变化,民间金融必将以其制度优势及强大的制度示范、扩散效应,对中国国有银行的制度创新乃至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产生积极的影响.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适用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本文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框架。从行动者拥有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渐进与突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考察与分析

作为一项优化现行监督体系的顶层设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考察国家监察体制的历史变迁,是解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视角。我国国家监察体制经历了初创和建设受挫、恢复与重建、发展与壮大、整合与完善四个阶段。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外界环境、思想观念和政治精英三者互动的结果:外界环境的改变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压力,新观念的输入为制度变迁提供了牵引力,而政治精英则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鉴于此,国家监察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应该从制度规则和制度组织两个方面着手,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从而实现国家监察体制的有效性与长期性。     

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民间金融改革

中国的民间金融经历了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早期的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协调发展,民间金融响应获利机会实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存在内部规则难以外部化、制度供应不足和制度滞后等问题,制度供需矛盾要求政府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民间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政府的政治稳定偏好、变革动力不足、多个要素市场扭曲、充分的诱致性变迁、利益集团施压等因素的影响。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也可以理解为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高校就业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本次研究是运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高校就业制度安排以及该制度结构中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安排的变迁.解释了"统包统分"到"自主择业"的高校就业制度变迁的动力问题,分析了路径依赖造成的户籍制度变迁的障碍问题,以及诱导性制度变迁对人事制度安排的影响.     

区域关系视角下美国西部地区开发的制度变迁分析

本文主要考察美国开发西部地区(即"西进运动")过程中,在区域关系发展的背景下的制度变迁.本文认为,在美国开放多元利益博弈的宪政秩序下,开发落后地区使得美国西部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重要的区域性力量主体.随着西部地区性力量的崛起,它参与到了与美国北部工业力量以及南部奴隶主力量的制度博弈中.这样,制度博弈不仅影响了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进而影响了西部地区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制度变迁;而且对于美国全国性制度的制度变迁以及美国整体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这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西部地区和其面临的外部环境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出现了"制度反哺"的情况.本文认为这是开发落后地区所导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案例,对揭示开发落后地区制度变迁的模型和规律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本文对于区域关系下制度博弈发生的环境作了分析;对于制度博弈的具体内容和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梳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机制要素进行了阐述;并在此三方面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中制度影响的历史分析

通过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到,不同的制度会对资源型城市产生不同的影响,而每一次制度变迁都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作用。在制度变迁中,资源赋存、生产力水平、政府干预、制度环境等因素都在影响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充分调动制度因素,建立和完善推动制度变迁的程序,对于促进资源型城市顺利转型,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模式变迁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社会分层模式变化与制度转型的关系。提出由于制度安排的相对独立性 ,在社会变迁背景下 ,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不仅受到经济机制逻辑的影响 ,而且还要受到政治、社会、群体利益、文化以及传统等各种逻辑的影响。制度环境和变革过程决定了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 ,在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式变迁中 ,那些在变革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 ,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仍然会处于主导地位。“再分配—市场”的简单二分法和现代化—功能主义的理论逻辑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历史与逻辑——从家庭经营制、合作制、人民公社制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变迁轨迹与转换关联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从家庭经营制、合作制、人民公社制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演变过程.这既有强制性变迁过程,也有诱致性变迁因素.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1978年以前的变迁是"由分到合"的"强制合作"过程;而改革开放后的转换则是兼顾统分、以市场化为取向.但中国农村历史发展和现实要求,共同催生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体制"的当代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诞生.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形式既体现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过程,也蕴含着一定的关联.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理解和把握其中的变迁轨迹和各种形式之间的转换关联,将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变迁与多重逻辑——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中国经验

环境执法体制是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管理体制三个维度出发,文章认为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历经探索起步时期的三废管理、继承发展时期的环境监理、渐进调适时期的环境监察与创新完善时期的环境执法四个阶段。此中,环境执法体制在改革主线上呈现强化监督与推动综合执法特征,在改革过程上呈现“间断—均衡”演进特征,在改革模式上呈现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结合特征,在改革趋势上呈现专业化、独立化和法治化特征。基于已有理论和改革实践,文章建立了解构制度变迁的“社会情境—参与者网络—制度系统”框架,研究发现社会情境的外部干预、参与者网络的内部博弈以及制度系统的结构性影响共同构成了环境执法体制改革演进的多重逻辑。文章有利于加深对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学术理解,同时为环境执法体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与地方政府行为--基于温州的个案研究

以温州为例,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制度创新与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重点是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温州开展以“三分三改”为核心的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寻求整体性制度安排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外部利润使制度创新主体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制度变迁,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的变迁变得合算。温州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结果。地方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赋予农村市场力量的成长空间和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破解,农村的市场力量逐步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此时地方政府职能应适时转变,承担起服务和协调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