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文字训诂与古籍整理举隅

古籍整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文字训诂是进行古籍整理的基本功。用训诂方法整理古籍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订补出土文献释文之误;第二,订补传世训诂材料之误;第三,补充前贤时修释义之缺。     

医籍文献中的楚地"巫觋"方术研究

传世文献中关干楚地的"巫觋"之风盛行的记载,在出土医学简帛文献中得以印证.通过对简帛医籍的文化分析,在楚医学的早期阶段"巫觋"方术在巫医族群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楚文化中医、巫的社会角色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其中病占、禁忌、禳除等多种方术夹杂一起,是楚医学早期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     

中国高等院校学科建设概览(之二)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古籍研究所是1983年经国家教育部直接批准成立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是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研究机构之一。其前身是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二十四史标点组,承担了“廿四史”中《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典籍的校勘和标点工作。建所以来,在徐震垮、程俊英等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治学向以学风严谨著称,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2001年在学校院系结构调整中,古籍研究所归属人文学院,并被定位为独立的实体研究所。古籍研究所现有专职教职人员十八人,其中教授七名,含博士生导师六名;副教授九名,含硕士研究生导师八名;讲师两名。另聘有校外兼职教授四名。设有古代文学、史学典籍、古代教育、古代科技史和版本目录学等五个研究室。根据学校整体规划,结合古籍研究所的历史和现状,古籍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发展以朱予学暨儒学文献整理研究为主要方向和特色,兼及唐宋文史类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学、教育史、古代科技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古籍研究所是我校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所在单位,并参与我校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建设。承担高层次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任务,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高校、科研和新闻出版等单位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科研工作]古籍研究所充分利用自身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优势,承接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和全国高校古委会的重点项目《朱子全书》的整理工作,历经十个春秋,已于2003年顺利出版。该书为有史以来最为完整地将朱熹的所有著作,包括各种轶文,精校精勘,精心标点,呈现在读者面前。朱熹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朱子全书》的正式出版,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朱子全书》出版以来,已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国家新闻出版署古籍整理类图书一等奖、上海暂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七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荣誉奖等奖项。《朱子全书》的出版,成为古籍研究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品牌”,为古籍研究所学科建设发展赢得了重要学术资源,也为学校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历年来,古籍研究所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其他科研成果还分别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等奖等多种奖项。2005年,古籍研究所科研人员共计出版专著及古籍整理著作十二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仪礼古今文疏义》引书考

《仪礼古今文疏义》是清代仪礼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但目前尚无整理本和较好的研究。本文在校理全书的基础上,介绍了《仪礼古今文疏义》的成书过程,并分类研究其引用古籍的情况,提出清代学者引用古籍的理念和现代人有差别,清代学术史研究和当代古籍整理工作应考虑到这种学术范式的差异。可为将来进一步的清代经学和礼学文献的微观研究打下基础,藉此对当代古籍整理范式作一个反思。     

维吾尔族古籍文献开发利用的思考

二、维吾尔族古籍文献开发利用的历史与现状 维吾尔族古籍文献是维吾尔族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疆和平解放以后,维吾尔族古籍文献的挖掘、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取得了大量实质性的成就,发表了大量民族古籍研究学术论文。许多口头流传的古籍已经记录下来或者进行了录音。另外,关于其他维吾尔族古籍文献的著作和文章也不断问世。     

先秦儒家八派及其与楚国的关系——结合楚地出土简帛文献的考察

《韩非子·显学》中的儒家八派:子张氏之儒应为战国中后期的一个"接近于墨家"的儒家学派;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大同小异,故被后世合称为"思孟学派";颜氏之儒应该是一个借庄子学派的宣传而出名的派别;漆雕氏之儒是个任侠作风鲜明的儒家学派;仲良氏之儒或许即是仲弓之儒;孙氏之儒是指荀子学派;乐正氏之儒则是孟子的弟子乐正克一派。近年出土的楚地简帛文献中出现的儒家著作,主要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几乎没有其他儒家学派的作品。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学派或如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偏重实行,少有著作传世;或如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出现时代晚于出土简帛下葬的年代。     

出土战国文献疑问代词研究

出土战国文献主要包括战国金文、战国竹简、战国帛书及汉代简帛中的战国书籍.出土战国文献中单音节疑问代词主要有"何"、"孰"等,复音节疑问代词主要有"奈何"、"何如"、"奚如"等.传世、出土战国文献疑问代词的频率、询问功能、句法功能同中有异:出土文献中疑问代词的总量较少,远远不及传世文献:传世文献中较为常见的"奚"、"谁"在出土文献中极少见到;传世、出土战国文献中疑问代词的询问功能、句法功能基本上是一致的.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有关出土文献的“阅读习惯”问题

出土文献“阅读习惯”是指人们以何种方法和原则释读、释写出土文献。古人在传抄、转写古代文献及异域文献时,多数情况下不会刻意保存文本中的历时、共时差异,但也有少数例外。今天楚地出土的战国简帛文献中,偶尔可见早期文字的孑遗,有的抄本还具有明显的齐鲁系或晋系文字特点。以上特点,基本反映了古人的“阅读习惯”。今人在释读出土文献时,在“阅读习惯”上往往存在“趋同”与“立异”两种倾向。所谓“趋同”就是把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意义不同之处说成是相同的,所谓“立异”则与“趋同”正相反。这两种倾向集中体现在对通假关系、通假尺度的理解和把握上。过去普遍认为在释读出土文献时国内学术界易于“趋同”,而国外汉学界易于“立异”,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客观的。科学的古文字学分析以及对相关文义的准确理解,是正确选择通假关系的重要基础。只有正确认识和理解文本抄写时代的文字形体及用字习惯,才能处理好出土文献“阅读习惯”问题。     

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相关之出土资料大量问世,"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一度频繁见诸报刊。这究竟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还是一个供媒体使用的口号,应予以审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确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出土文献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献研究的复杂性,使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文本整理和复原,不能轻易用出土文献来改写中国思想史。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处,不应轻易否定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证据法"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成分。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滋长了轻率、粗糙的学风,导致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     

东陲文献重放光华——绍介陆续面世的《长白丛书》

由吉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协作组编辑、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李澍田教授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长白丛书》,系全国高等院校和吉林省古籍整理研究的重点项目。     

新出简帛文献与“书”类文献的历史书写

"书"类文献的编订与改编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的观念。编订成篇的商周"书"类文献,给春秋战国以后的"语""史"等文献的创作提供了文化背景、叙事主题和论述材料。随着史学的繁荣,私人学术的兴起,档案文书会直接为编纂者利用以创造更多的文献体裁和种类,且更为明显地呈现出"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的情形,编纂者会按照某一主题又据情势之不同而在人物和内容上进行相应的转换和改编,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目的。新出简帛文献《系年》与《赵政书》等材料给这种转换和改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例。     

中国古文献学科建设与国学研究

大陆古文献学科的管理和划分较为混乱。人文社会学科应依据研究对象、研究者情况、研究目的与需求来划分。依此,古文献学与现当代文献应该划清界限,古典文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应合并研究。那么,古文献学研究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而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又包括狭义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之研究、古籍刊刻聚散研究三个侧面,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又包括传统文献整理、传统文献研究、特种文献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整理和研究、古籍整理理论研究五个侧面,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又包括古文献保存和复制、古文献检索和利用、古文献学工具编制三个侧面。从另一方面讲,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即传统文献学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即传统的文史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即传统的古籍保存和利用研究,它们都属于传统的国学研究。国学研究方法应创新,应建立文献考辨、求因明变、历史批评的三位一体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     

从西汉文献类型看《史记》体例之来源

司马迁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书写模式。但如果溯流探源,则《史记》的各种体例都不同程度具有早期渊源,司马迁是在早期文献的基础之上,赋予旧有文献形态全新的形式和功能。《汉书·艺文志》和出土简帛文献为理解战国秦汉之际文献的类别和形式提供了新的视角。探究《史记》本纪、世家、传、表、志各体文本组织形式、文本功能及其与早期文献之间的关联,可为理解《史记》的史学范式及司马迁的史学创造提供新的角度。     

出土文献与历史叙事

出土简帛文献所记载的史事可谓琳琅满目,《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记载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系年》记载史事始于周武王克商,一直写到楚悼王的历史,《编年纪》所载起自秦昭王元年,止于秦始皇三十年。这些在地下沉睡了二千余年的珍贵史料,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相继重见天日,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确凿的史实。从历史编纂学角度看,《春秋事语》《系年》等显然无比宝贵,将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进行互证,能推进先秦时期史书体裁、体例特点,历史叙事的风格,古代华夏民族重视历史撰述的传统这些领域的研究,并提出诸多新的课题。这就亟待史学史、文献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做出不懈的努力。     

出土文献与《诗经》学研究二题

20世纪出土文献中存有大量与<诗经>相关的材料,能够深化<诗经>研究.结合丰富的简帛文献,在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进行考查,<关雎>诗旨的阐释经历了一个由简入繁又复归于简的过程,司马迁所言孔子删诗之说也是可信的.     

帛书《周易》与通行本《周易》卦名异字考

本文通过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帛书《周易》与通行本《周易》的卦名用字相异这一现象进行考释,说明帛书《易》成书时日较早,当不晚于战国,且其卦爻辞用字各有特点,多异体而假借(通假),战国时各国文字多异,繁杂不一,所以编撰于此时的文献,在用字上也不可能求同而划一了。     

河南地方珍本古籍文献价值述论

河南古籍地方文献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手稿本、稀见书、禁毁书是河南古籍地方文献的精品,研究河南古籍珍本地方文献,对于彰显中原文化的软实力、影响力与支撑力的提升将有重要作用.河南各地遗留有大量的古籍文献,其中有不少古籍手稿本、稀见书和禁毁书尤为珍贵.如新乡市图书馆藏孙奇逢的《读易大旨》手稿、明代崔铣撰的《文苑春秋》4卷,孟县文化馆藏孟津人王锋撰的《拟山园选集》等,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出版

正旅顺博物馆收藏的新疆出土文献是日本大谷探险队收集品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内敦煌吐鲁番文献唯一尚未公布的大宗藏品,被称为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2020年11月,王振芬、孟宪实、荣新江主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首次全面公布旅顺博物馆所藏新疆出土文献的汉文部分。该书收录汉文文献26000余片,对这批文书进行了整理、拍摄、定名、解题及编次,文献种类丰富,时间跨度大,绝大部分为佛教典籍,还包括一定数量的写经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