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中国化预期

唯物史观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其基础则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准确把握。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历史观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新史学"与"新汉学",即史观学派与史料学派之间的关系,可以探索中国传统历史观在传统社会中承担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中国化的唯物史观应当对传统历史观所承担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回应,因而可以通过这种角色与作用,对唯物史观中国化作出合理的预期。     

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定义”到“定位”的研究

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体系,是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设置的.学界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解上存在着歧义.最初"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解,引起了"马克思主义不知为何物"的弊端.之后,进入"定义"到"定位"的研究,各种观点,争论不休.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底是指什么?马克思生前,马克思主义是贬义词,马克思也不认同这一提法.马克思理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词语是经过什么世俗的磨难而成为正面的概念的呢?"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面前被边缘化.因此,本文将依据文献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生态",以促进现行政治理论教学体系的改革.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双重维度的统一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理论形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逐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和＂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的发展的学说＂。这两种理解都是合理的,都抓住了唯物史观超越以往历史观的特质,且都有充分的文本依据。但各持一端,用以界定唯物史观,却是片面的。唯物史观是认识维度与价值维度的高度统一。     

论江泽民的历史观

文章首先建立了历史观之“体、用”架构,亦即历史观之本体与运用的价值取向。中国中古史观以“天命观”为体,以儒家伦理观念为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体、用”演化：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体,以阶级斗争学说为用;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体,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为用;江泽民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江泽民以唯物史观为体,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阐释。江泽民历史观的方法论——系统的方法。江泽民历史观之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知识背景。江泽民历史观、历史思想之社会实践：高度重视历史学习;弘扬爱国主义,推进中华民族新一轮的伟大复兴;关注并引导中国史学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以史为鉴;用其唯物史观的“体、用”架构理论来分析、解决现实的问题;等等。     

试论历史主客体理论与科学历史观思维座标的转换

一 历史主客体理论与历史之谜的“解答” 当主客体关系的讨论从认识论进到历史观时,遇到了以下两对范畴在科学历史观上的地位的不同理解,即历史的主客体关系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一社会基本问题在建构唯物史观体系上的地位问题。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应重视从物的力面的理解,因此,强调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一最高范畴的重要地位。另一种意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整体”?——评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追问与反思

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科尔施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发起攻击,努力消解"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连接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现实的"总体性理论",是一个以辩证法为核心要旨的统一的、一致的"整体"。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追问与反思,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并对他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追问与反思的思维路径虽然有失偏颇,但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整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哲学语境中的“化”

"化"在中、西方哲学和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变易、生成、转换、会通、贯彻、创造等。在哲学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中国化都涉及一个"化"的问题。"大化"是宇宙论,道化("自化")是形上学,"化境"是审美学,"化"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是"论(存在论)也可相互发明。"化"论对于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实质"自化与化他",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并走向世界,尤其具有根本的意义。     

“治理”内涵解析

"治理",是当下学界、理论界广泛使用的高频词。在现有研究中,鲜有研究确切地考察"治理"的内涵。基于不同的话语体系,"治理"的内涵也有差别。在中国古代汉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以及中共文献中,"治理"主要是指控制、管理、统治的意思,中国古代汉语中还有善治、良政的意思。2000年来,西方治理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科学把握"治理"的新内涵,不可照搬西方治理理论,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共治国理政的实践,具体地、历史地、全面地加以把握。     

马克思主义精髓“二分观”（下）——兼与张奎良先生商榷

笔者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的命题,是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来的,而不是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精髓,不能把这个命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精髓混淆起来、等同起来。精髓需要“二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精髓是唯物史观,邓小平理论自身的精髓是当代中国化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学习邓小平理论,把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重要的是把握邓小平理论自身的精髓,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坚持、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实践,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这种“二分”,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需要,是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推向前进的需要。     

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创新规律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解上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为何物("马克思主义不是"三个组成部分)"的讨论,这里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①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何伟先生的《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与徐崇温先生的《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红旗文稿》2010年第8期)的争论就突显了这个问题。以上都涉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何文指出徐文"主要内容是讲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对‘科学社会主义’只字未提。可是文章标题中用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两者是同义语、还是有区别,就不得而知了。"何伟先生不同意徐崇温先生的观点,用斯大林模式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来回答,也未讲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这里涉及两个范畴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辩论清楚:一个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这里涉及的是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的问题;另一个是议会民主的问题,它涉及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前者是后进的民族或国家如何跨越发展的问题,后者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议会民主的条件下如何演进的问题。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虽然都涉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但它们各自遵循的是不同的规律。在讨论中,使两个范畴的问题混淆,就影响了我们的理论思维,造成理论的混乱。为此,我们分开来讨论。本文先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及其规律问题,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哲学观探析——基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考察视角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参与论战,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派和科学派的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向中国思想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学理层面梳理这次论战中的思想流变,不但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了解,亦可以从特定角度考察近现代思潮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联系与互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它从三个方面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1、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生产力理论 ,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阶级本质与生产力标准的内在一致性。 2、正确回答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充分肯定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 ,深刻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文化内涵。 3、创造性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 ,充分体现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三个代表”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 ,互为条件 ,构成具有丰富内涵的有机统一体     

历史观与认识论的再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近代的时代中心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且把这种认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中国近代哲学的争论集中于历史观与认识论两个领域,并且表现出两大领域走向统一的趋势.虽然,中国近代哲学自身无法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但其成果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在创始人那里是统一的,但是在理论自身的发展的进程中,二者却陷入分裂.其结果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并且造成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实践过程中,再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主体历史观与“无主体过程”论的二歧悖结──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的内在锣辑冲突

众所周知，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但在对什么是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这一问题的回答上，“人学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是主体性的历史观与“无主体的”历史观的对立。我以为，透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出现的这两种理论偏向，对于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本文在此就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中的内在逻辑冲突发表一些初步的见解，以期能够促进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一…     

阿尔都塞“症候阅读法”解读及其启示

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的基础理论是意识形态理论与无意识理论。他认为,理解"症候阅读法"的关键在于理解"总问题"。他通过分析马克思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总结出"症候阅读法"。阿尔都塞提出的"症候阅读法"对于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给予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通过找出"空缺"发现"总问题",加深理论底蕴,深刻解读文本;填补"空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范围内发展马克思主义;用联系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阅读,反对肢解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唯物史观“三位一体”理论的科学制定——重读恩格斯关于原始基督教历史的三篇文献

在我国,有的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注重其体系的建构。这并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实的历史。对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和晚期关注的重点不同。在其早期关注的是其理论的制定,而在其晚期,他们注意的是理论制定之后,在实践中如何运用的问题。如果说,马克思在其晚年对唯物史观理论的重要贡献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参见《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制定》(《东南学术》2009年第4期);那么,恩格斯晚年在唯物史观理论上也有一个重要贡献,它就是唯物史观的"三位一体"理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对唯物史观理论自身的理论创新,又是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提供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既需要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指导,又需要这种"三位一体"方法不断地理论创新。本文的任务在于探讨恩格斯从对原始基督教历史"三位一体"的研究中制定的唯物史观"三位一体"理论。     

资本主义起源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模式——基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路

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不单纯是一个历史实证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乎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或者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问题。"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布伦纳认为,马克思的文本中存在着两种互不相容的过渡理论,它们分别指涉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路在批判资本主义起源研究中"斯密主义"倾向,以及反对任何形式的先验历史观或者历史决定论方面是贡献卓著的,但因未能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所容纳的生产力决定论与阶级能动性之张力中把握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而难免会被指责为从一种极端(生产力决定论)走向另外一种极端(阶级能动性)。     

“实践”、“反思”与“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研究之省思

当前唯物史观的研究注重宏大叙事的“理论建构”,而唯物史观的微观领域研究和现实解释力仍显滞后。唯物史观的根本理论特征和精神实质可概括为：“实践”、“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借鉴当代思想家布迪厄、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理论）的反思、探索,有助于更为深入理解唯物史观并探索有利于唯物史观发展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三个代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内在要求的题中之义。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一个新境界 ,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作为时代需求科学回应的“三个代表”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阶段 ,对面向 2 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战略进行了全面构建 ,同时又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     

“三个有利于”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先后曾出现过三个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即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既坚持了实践标准，又发展了生产力标准，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它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邓小平把三条标准概括为互为联系和互为促进的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是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行深入考察和认真思考后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毫无疑问，“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