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立法之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商业贿赂犯罪是目前各国关注的重点,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刑法》中有较多内容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相协调甚至存在立法空白,今后应从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体例、罪名体系、构成要件等方面予以完善,如设立独立的商业贿赂犯罪,在《刑法》中增加规定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影响力交易犯罪、法人犯罪等,使许诺给予、提议给予与实际给予在刑法上受到同一评价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贿赂罪之比较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大多数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差别。应通过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将许诺给予和提议给予贿赂的行为分则化,将受贿罪主体改为国家公职人员、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设立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修改完善间接受贿罪、从立法上取消介绍贿赂罪、完善贿赂罪的定罪标准和刑事责任等,以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国内立法思考

文章从国际商务反腐的时代潮流出发,主要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并借鉴其他区域性反腐公约及美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主张我国刑法应该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的规定,并从犯罪构成、刑罚处罚、贿赂对象、贿赂范围等方面提出一些立法建言。     

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治理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亟须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法律合作治理商业贿赂新的里程碑。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不仅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的责任,也是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必然要求。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还将有效促进反腐败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有效性的比较分析及建议

商业贿赂特指行贿主体是企业或其雇员的一类贿赂型腐败,也就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所说的“涉及私营部门的腐败”。有效打击是治理商业贿赂的基本对策。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和法规。基于一个有效性评价模型,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以及同外国法规的比较都说明,我国打击商业贿赂法规在有效性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只有克服这些缺陷,我国打击商业贿赂腐败的有效性才能得以提高。     

论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我国反腐败法律的调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项专门指导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现行反腐败法律的规定是不同的。国际公约的生效实施,有赖于与各国国内法的协调。完善现行法律的规定,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行途径与刑法完善--以贪污罪和贿赂罪的有关规定为例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在履行公约时,应采取以协调为主的途径,同时在有些术语或规则上考虑保持同一.在贪污罪的对象上需要的是理解的统一,而在贿赂范围以及国外公职人员的贿赂犯罪上可作同样的规定.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的腐败犯罪立法

我国《刑法》有关腐败犯罪某些问题的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存在差异。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推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应对《刑法》规定的腐败犯罪主体、死刑及构成要件等问题进行立法完善。     

反腐败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在社会主义法治视野下,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成为主流话题。为惩治与预防腐败,我国刑事法治已几度修订与完善,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仍存一些差距。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我国刑事立法需加大力度,并不断完善,尤其应尽快实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设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关于我国制定《海外反商业贿赂法》的思考

自1977年美国制定《海外反腐败法》以来,反对跨国经济活动中的商业贿赂,逐渐成为一股世界潮流。目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已制定相关法律,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也制定了国际反腐败方面的公约。我国经济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大量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为了保护我国企业在跨国经济活动中的公平竞争秩序,我国应该制定自己的《海外反商业贿赂法》,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试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历来重视腐败犯罪,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但是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依然需要修改腐败犯罪刑事法律,进一步跟进和加强国际合作。     

行贿罪中“主动型行贿”的新阐释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行贿罪的适用范围要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狭窄得多。对此,为了处理各类行贿案件,应当用实质解释论来填补“主动型行贿条款”中的某些漏洞。具体而言,结合行贿罪的相关规定,应当将主动型行贿的保护法益理解为社会公众对于公职行为不可交易的信赖,应当将主动型行贿理解为行为犯而非结果犯,应当将“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理解为客观处罚条件而非构成要件结果,应当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理解为包含意图使公职人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加速或者拖延履行职务。     

商业贿赂犯罪及其刑事实体立法规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商业贿赂是对在商业领域发生的贿赂行为的统称,分为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两种基本类型。中国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可以说外形上基本完备,但内涵上存在严重缺失。在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对象及其他构成要件和刑罚配置等方面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距。打击商业贿赂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     

从国际法层面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腐败作为一个人类公害越来越受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将全世界反腐败斗争推进一个新的阶段。《公约》在扩大规制主体、强调预防腐败、加强国际协作等方面具有突出特色,解决了一系列国际法问题。《公约》的推行将对我国的反腐败法制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健全与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论纲--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应明确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注重实效、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总体指导思想,并从完善刑事立法方面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通过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关措施,构建立体反腐败法律体系。     

腐败型犯罪资产的追回进路

要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的追回腐败型犯罪资产的途径,运用到我国追缴被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腐败型犯罪赃款的实践中,就必须按照公约确立的资产追回途径所需要的运行条件,对我国的法律制度进行修正。为此,就必须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裁判效力、由检察机关到其他国家提起民事确权诉讼的制度,并按照公约的要求,对我国惩治腐败型犯罪的立法以及冻结、扣押和没收制度进行相应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洗钱法制建设的完善

洗钱与各种腐败相勾结,二者形成恶性循环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应势而生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明确规定为可定罪的腐败行为。我国现行的反洗钱法制建设存在诸多缺陷,严重制约了反洗钱行动的成效。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和批准国,我国应按照该《公约》规定完善反洗钱法制建设,切实推进《反洗钱法》的具体实施,完善相关的刑事立法和金融立法,并加强反洗钱领域的国际合作。     

受贿罪立法评说

本文对我国受贿罪的立法沿革、外国刑法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受贿罪的刑事立法进行了粗浅的探讨，旨在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受贿罪，从而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同受贿犯罪做斗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国际反腐败合作

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在各国加强反腐败工作的同时,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在反腐败领域的合作,建立起反腐败合作机制,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现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为国际反腐败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并将促进各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抑制腐败毒瘤的滋长和蔓延。     

受贿罪中应取消为他人谋利益的犯罪构成条件

关于如何修改受贿罪构成条件的规定以更好地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衔接,更有力地打击贿赂犯罪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我国受贿罪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打击受贿罪的实际需要来看,我国现行受贿罪的立法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条件的规定扭曲了受贿罪的本质,导致该罪构成要件理论的纷争和司法实践的困惑,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受贿罪的构成条件和其他国家有关受贿罪的立法规定,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利益＂的犯罪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