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级——困扰历代中央政府的两个千年难题

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级,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在地方行政管理中所面临的两个核心问题.集权和分权指的是中央派出机构及其后期演变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和运行原则,集权以一元化领导体制和最高长官集军、政、刑、财等各项权力于一身为基本特征,分权以多元化领导体制和长官各自分掌权力、相互制衡为基本特征;集权极易导致分裂和战乱,分权极易导致政府软弱无力.二级和三级指的是地方层级的数目,二级是管理者的不懈追求,三级则是现实所需.历代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管理,就是在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级之间摇摆、徘徊、艰难抉择.     

集权与分权:依据、边界与制约

如何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本文认为要根据集权与分权的不同功能以及价值追求来划分权力边界.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继续沿用单一制国家结构、维护中央权力的集中和权威是十分必要的,它符合我国宪法精神.在此前提下,涉及全社会性的政策与法律的行政执行权和法律执行权,适宜采取垂直管理的集权体制,以达到社会公正的最大化;涉及处理地方事务和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权力,适宜下放给地方政府,以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但构筑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的系统体制,是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共同关键点.     

困境与选择：集权与分权间的垂直管理——以当代中国政府的垂直管理为考察对象

垂直管理由于其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平衡分权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所发挥的重要职能,在我国集权与分权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由于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考核制度、外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矛盾重重,垂直管理混乱。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从微观上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保障机制,从宏观上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从而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求解决“条块”矛盾的平衡点。     

关于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思考

关于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思考奚昌颐财政体制，指的是国家管理财政的组织体系、管理制度与管理形式，其实质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既定财力分配上的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行政信访分权体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行政信访体制采取的是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模式,这种体制不适合当前社会矛盾多样化的形势,也不符合权责一致、管理重心适当下移的治理原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信访体制改革应采取中央信访机构巡回制度、省级信访机构垂直管理的模式,并结合其他各项制度改革对信访分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借鉴国外经验,使我国中央与地方信访分权机制得到有效完善。     

在市场化改革中不断寻找集权分权的最优结合点——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演进轨迹

在改革进入攻坚期的今天,各部门、各阶层间的利益调整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财政管理体制作为调整各级政府间经济格局的一种制度,应该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的一个切入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市场化渐进改革中,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不断修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行.回顾30年来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发现它遵循一条基本的主线: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适应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不断调整中央、地方间的分配关系,寻找集权与分权的最优结合点.按照这一主线梳理改革的演进轨迹,可以得出三条经验: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适应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稳定的规则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分权不是财政管理体制下一步改革的短期取向.     

法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职责划分情况及其启示

法国是单一制国家,曾以高度集权而闻名于世.1982年法国进行地方分权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行政职责分工细致、具体、明确,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改善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完善了国家对地方的监督机制.中国应借鉴法国行政改革的经验,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进一步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发挥好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文章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集权与分权的均衡:国家管理模式的机制创新

合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是大国治理的根本问题.作为体现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两种基本形态,单一制和联邦制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不足,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国家管理模式.在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持续的改革,但仍存在着高度集权、权责不明晰、差异性分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推进我国国家管理模式创新,应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分权格局、适度扩大地方分权、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推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走向法治化.     

美国分权体制的确立及其演变

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在强化联邦政府权力的同时,为防止行政或立法部门权力专横而导致暴政,又实行立法、行政及司法三个部门分权与互相制衡的体制。随着社会的变迁,美国分权体制不断发生演化,大致经历了权力相对平衡、国会居权力主导地位和总统居权力主导地位三个时期。分权体制对防止专制暴政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不应过高评价,因为它仅是美国法治制度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一些原则和体制与其同声相应,相辅相成,并且它本身也存在一些弊端。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财政分权、环境管制与污染治理

财政分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改革,环境管制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权衡取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管制的具体执行者,在政府间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竞争机制下,具有与企业"合谋"牺牲环境质量换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为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约束政企合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向企业和地方政府支付信息租金和征收罚金,建立环境管制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国环境管制的实践具有加强中央集权模式的发展趋势,环境管制分权化的程度主要受企业减排成本差异、地区间发展水平和环境监测技术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中国应转变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经济激励手段,提高政府补贴,积极开发环境在线监测技术,加大对环境违规的惩处力度,科学审核环境成本,增强公众的环境教育,以改善财政分权的合理性,提高财政分权体制下环境管制的效率。     

十七大报告对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几大理论创新

十七大报告在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有许多新的理论突破,这些新现点、新论断、新部暑对深化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重大.报告提出"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是被多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成功经验.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才能做到方向清楚、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有机衔接和协调推进.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表明政府的职能不仅仅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而是要全面服务、服从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逸将促使地方政府职能转换取得突破性进展."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和"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的改革思路,是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关系的突破口.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先下运行,将有效制约权力行使的非理性,权力滥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行为,树立政府清康南效的形象.     

美国集权与分权的"钟摆"运动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自建国以来,美国的行政权力处于持续动态的调整之中,如同“钟摆”运动,不停地在集权和分权两极之间摆动,在摆动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由分权到集权再到分权,不是简单地向原来的制度框架回归,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来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层级间的关系。不同时期的集权或分权都打着历史的烙印并被赋予不同的内涵。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管怎么摆动,行政权力的调整都是在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有限分权的原则下进行的,是以国家最高法律为依据的。美国集权与分权的“钟摆”运动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印度分权化改革及其对印度联邦制的影响

印度独立后确立的联邦制具有强烈的中央化的特征,被认为是“集权主义的联邦制”。1991年以来印度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集权联邦制下的分权化改革,这使得印度联邦制逐渐从合作型联邦制向竞争型联邦制转变。     

我国地方分权的未来走向及其现实分析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两者的结构及其关联态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在建国之初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1978年改革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行政性分权的战略使地方分权成为事实,但是由于转轨经济和传统集权式体制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当前的非规范性地方分权的局面,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理划分.     

财政联邦主义:中印经济转型的分权逻辑

中印两国均视"中央与地方关系"为重大课题,而向地方放权更成为两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焦点话题.两国都试图在政治架构不变的情况下采用"渐进模式",并对经济财政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与调整,而具体思路便是"财政联邦主义"这一共同的分权逻辑.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有三:首先,分权具有信息优势;其次,分权有利于形成竞争;最后,分权有助于改革的推进.这一思想是中印两国的改革精英们共同的追求,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主动达到这一目标,将发展经济的权力还给了社会.     

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区域差距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同时,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激励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围绕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财政竞争。其结果扩大了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距,探究其形成机制和差距问题,籍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机构改革过程中必须防范人为集权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求也日趋突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集权还是分权，防范人为集权是这项改革能否顺利展开和成功与否的关键。本文从人为集权的成因、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及对策三方面加以论证     

论行政问责制

针对我国行政责任制度不完备,普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的弊端,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责任、无风险运行的状态,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实施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突出了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也将着力强化“无功便是过”的新为官之道。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必将大大拉近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大大提升政府形象,加快推进塑造出一个高效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