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缺陷和完善

食品安全是各国政府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食品安全关系到人的生命和健康.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凸显,违法犯罪频发,刑法保护不力.刑法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国外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法网严密,科刑趋重.我国现行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应从犯罪分类、罪名、罪状、法定刑四个方面予以全面完善.     

民生刑法视角下食品安全犯罪之刑法规制

我国已经步入民生时代,我国刑法正面临着从国家刑法向民生刑法的转向,民生刑法理应成为食品安全犯罪乃至整部刑法典的立法理念。依照民生刑法,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应当被定位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其规制方案应当这样设计:通过纵向的法益保护前置措施,包括设置抽象危险犯、预备行为犯罪化、增设持有型犯罪,和横向的调控范围拓宽措施,包括拓展打击环节、增设过失犯罪和不作为犯罪,来实现刑事法网的严密化。     

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案件接连发生,中国刑法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沿革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79年的非犯罪化时期、1980年至1996年的犯罪化时期、1997年至今的完善和扩张期。晚近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呈现出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刑法介入的范围扩展、刑法介入的力度趋严等特点。未来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完善应注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促进刑罚结构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加强对立法技术的反思、实行真正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公司资本犯罪刑法规制的有限性及其抗制——兼论刑法与公司法关系之协调

我国刑事立法规定的公司资本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的规制作用极其有限。原因之一就是刑法因缺乏与公司法的衔接与配合而产生的立法疏漏,并进而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困难和不当。而我国公司立法的不完善,构成了我国公司资本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的重大缺陷。这一缺陷直接影响到了刑法对公司资本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因此,应协调刑法与民法、公司法的关系,加强刑法与公司法交流与配合,以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完善

当下,生态环境犯罪严重破坏了社会及生态和谐,作为规制生态环境犯罪的最后法律保障,刑法制度仍有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完善刑法,如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增设危险犯,扩大财产刑的适用等,注重刑法与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的协调性,以适应现实需要.     

计算机犯罪的刑法规制缺陷及理论回应

计算机犯罪是新型犯罪类型,我国刑法对计算机犯罪的规制存在犯罪客体错位、侵入的“领域”狭小、单位犯罪主体缺失、主观罪过形式单一、刑事责任年龄偏高等犯罪构成缺陷,以及刑事处罚种类较少、刑事罪名不完备、网络空间管辖冲突和其他有关刑法理论问题,有必要在刑法上健全计算机犯罪构成和法定刑,增设计算机犯罪新罪名,确立网络空间刑事管辖权,新型刑法理论,完善计算机犯罪的立法模式。     

美国对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启示

美国的环境犯罪可分为危险犯和实害犯两种,其犯罪构造设计不仅考虑了环境犯罪的行政关联性,还考虑到了切断行政关联的情形,为惩治环境犯罪构建了严密法网。尽管环境制定法中规定了环境犯罪的罪责要件,但法院却通过判例法免除了控方对部分行为要素的证明责任,从而使环境犯罪演变为严格责任的犯罪。实施环境犯罪的行为人不仅可能面临长期监禁,而且须承担严厉的修复环境责任。研习美国对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可从中获得诸多有益启示。     

刑法规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系统论思考

刑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应当保持谦抑还是扩张,这一问题不是刑法自身所能回答的,应当从食品安全保障系统的整体进行研究。鉴于目前食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我国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总体上应表现出适度的扩张性。我国应适当扩大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范围,以"罪的扩张"来强化食品安全保障,弥补现有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功能之不足;应适当宽缓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以"刑的谦抑"来确保公民生活的安定,避免刑法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过度干预。要提高刑法规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效果,还需要加强社会道德诚信体系建设,建立政府、中介组织和消费者"三位一体"的食品安全监管框架。     

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当今刑法可称之为"变动中的刑法",其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境中应从理念上予以推敲,推敲其产生的基础,推敲其变动的原因,推敲其发展的逻辑脉络,使刑法在推敲中走向完善。刑法谦抑理念的勃兴体现着变动中的刑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具有限制机能,其通过刑法处罚范围(犯罪圈大小的划定问题)和处罚程度的限定加以体现。刑事和解恰恰是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回应。刑事和解旨在软化刑法的强制性,增强刑法的诱导观念及道德重建功能;刑事和解是公法的私法化的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刑法谦抑理念在刑事司法程序或者说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最好诠释。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失范的原因及法律规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已渐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经常见诸报端,这些食品安全事件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在研究食品安全监管现状的基础上找出食品安全监管失范的原因,并发现针对性的完善食品安全监管的措施,这也是社会各界对监管部门提出的迫切要求。     

涉数字人民币侵财犯罪的刑法规制

我国试点研发的数字人民币作为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的纸币、硬币一样,具有法定性和法偿性,定位于流通中的现金（M0）。此般定位加上数字化的特性决定了数字人民币新的占有规则以及占有者和银行之间新的关系。据此对涉数字人民币侵财犯罪作类型化分析可得刑法规制方案：“出借”个人数字人民币钱包账户后,挂失、提取个人钱包内他人“暂存”的数字人民币,拒不履行不当得利之债,应该定侵占罪;不法所有他人错误转入的数字人民币,拒不返还的,也应该定侵占罪;保管他人手机时非法提取账户内数字人民币,属于违背被害人意志侵犯数字人民币占有的行为,应该定盗窃罪;对于数字人民币“双花”行为,是货币权利用尽后,欺骗获得第二个收款方财物的欺诈行为,应该定诈骗罪。     

浅议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从《食品安全法》的角度

2009年2月28日,我国颁布的第一部《食品安全法》,对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认定也有重大的影响。该法的具体内容是依照刑法定罪的具体标准,并对非法经营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犯罪的入罪以及犯罪构成有直接的影响。     

基于食品安全法的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探析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关于食品安全、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重视就开始逐渐增加。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相关事宜一向是置于首位的。本文将针对食品安全法律以及现代转基因食品的多种形式和安全法律规制进行探析,研究对转基因食品最具安全的提议和规制完善方法。     

强化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措施

强化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应树立食品安全法治理念,提高食品安全法律的系统综合协调性,强化食品安全责任,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应把食品的生产安全、经营安全、结果安全、过程安全、现实安全、未来安全等方面,全部纳入法律规制范围,确保食品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以导致消费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     

食品安全:挑战、诉求与规制

食品安全的保障需要政府针对食品安全面临的挑战进行有效的规制,以满足消费者的诉求.在信任品特征属性比重增加、外界环境变化及监管能力不匹配的条件下,全球食品安全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复杂,并引发了消费者对安全性的显著诉求.在此背景下,虽然不同国家的规制体系有所差异,但标准的科学化、注重风险评估与一体化控制已成为全球规制的主要趋势.另外,基于对规制政策成本收益的评估,经济学者在食品安全规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规制

传统社会全面“数字化”引发网络犯罪的全面爆发。黑恶势力犯罪借助网络的发展出现网络化和网络异化,由此形成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确定性的特点决定了法教义学应成为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的基点。在法教义学类型化思维的视域下,网络黑社会与网络恶势力仅在非法控制特征方面存在区别。鉴于网络因素导致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在组织形式、行为手段等方面与传统黑恶势力犯罪存在诸多差异,司法解释及时作出了相应调整,但这种象征性立法存在执法不足的功能不彰加之司法机关机械性释法,导致实践中处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方面存在芜乱。基于法教义学的立场,刑法理论应以规范的客观解释论重新检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条文的关键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特征的认定宜采取实质判断。在网络黑恶势力犯罪非法控制特征认定方面,应以该组织是否对网络秩序形成控制作为标准。鉴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手段多采取滋扰型软暴力的现实,针对软暴力的认定,宜作体系化思考,在结合主观特征、客观特征与心理强制特征的基础上综合判断,并坚守滋扰型软暴力只有在黑恶势力实施的情况下,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的政策调控底线。     

论中国刑事法中的食品安全犯罪及其制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食品安全犯罪日渐猖獗,这与中国食品安全保障的法制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中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刑事法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防线,然各类法律法规均存在与<刑法>相衔接的问题,只有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使这些法律法规相互补充,才能更有效地打击食品犯罪.     

论刑法解释的内在规制

刑法的适用主要是通过刑法解释实现的。在司法中心立场下,刑法解释的主体为法院和法官,作为直接与个案接触的法官,其解释活动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其"先见"势必会参与到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判断中。因此,要使法官在刑法解释限度要求内做出合法的司法判决,就必须树立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并对其价值取向进行合理的引导与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