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回顾与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人口转变理论在西方发展历程的回顾,结合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形势及研究现状,提出对该理论的几点再思考：人口转变理论的西方主导性与地方特殊性;人口转变与社会变迁的相关性等。     

中国人口转变的风险前瞻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预测,中国人口转变既带来了人口红利,也带来了人口负债和人口风险.研究集中讨论了伴随人口转变而来的人口发展风险问题,概括了人口转变的六大特点以及人口发展的九大风险.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一个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正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在形成和发展中.1996年,中国成为人口转变意义上的风险社会,2016年后将演变为高风险社会.但和谐社会拒绝不安全的人口转变.成功的人口转变需要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和重建坚强有力的家庭结构."城乡统开二胎"是值得尊重的"底线生育权",是规避人口发展风险的重要政策选择.     

世界人口发展趋势和人口转变——理论与现实

人口转变理论是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精炼概括。重点阐述三次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脉络,分析当前世界人口发展的阶段及趋势。结果表明,世界人口发展仍不平衡,人口总量在增长,但增速在下降;欧美生育水平较低,而非洲生育率始终居高不下;发达国家主要面临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面临贫困和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比较中美两国人口发展的特征,发现二者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但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老龄化问题相对更轻。中国应借鉴人口转变理论及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的经验,采取妥善措施应对人口问题。     

人口转变、低生育率与人口发展战略思考——兼评马尔萨斯人口思想

在梳理人口学领域重要的宏观人口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以及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人口现象——长期持续低生育率现象,讨论现代人口变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对认识当今中国人口问题的借鉴意义,纠正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几个错误认识,提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一些建议,即在充分尊重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人口实际情况,以问题为导向,以平稳发展为目标制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政策。     

我国人口转变地区差异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分析

我国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 ,但是地区差异颇大。通过对各省份 1949— 1999年人口自然变动系列资料的聚类分析 ,可以把我国的人口转变类型划分为都市、东部、中部、西部和西藏 5种模式 ,各地区人口转变过程及其特点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     

我国人口转变进程探讨

本文作者通过对出生率、死亡率曲线的研究,将１９４９年以来我国人口转变进程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并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分析了人口转变进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间的差异     

西藏人口转变中的劳动适龄人口变动趋势

以1990和2000年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对未来西藏人口的发展态势作了预测。预测分析显示,西藏正处于人口快速转变之中。未来25年内,随着总人口的变动,西藏劳动适龄人口的规模、年龄结构、比重也将发生显著变化,2010—2030年间将会出现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最大,社会总负担比最轻的“人口红利”期。西藏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教育、农牧业及副产品加工业、旅游业以及外贸和边贸,以实现真正的“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上判定中国人口在本质上、内容上是否发生转变,就要深入分析中国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在生育意愿上是否发生了转变。而判定中国居民中绝大多数在生育意愿上发生转变与否。就须分析不同类型的居民的生育成本与生育收益的比较状况。当中国居民中绝大多数认为自己的生育成本≥生育收益时。中国人口就在本质上、内容上发生了转变,或者处于转变之中。因此。中国居民生育成本与生育收益的比较状况,应成为中国人口在本质上、内容上是否转变的简明判别式。     

中国生育率转变的人口自效应研究

生育率变动的规模效应将长期存在 ;生育率变动的年龄结构效应将在正效应和负效应交替 波动中逐渐收敛 ,最终趋于消逝 ,不如规模效应存续时间那么久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应始终兼顾规模 和结构两种效应。我国未来人口老化的加深、人口高'红利'的消失、人口高'负债'的形成 ,是以往和现在 多个时期、多个阶段、多种因素促成的。就生育率而言 ,它包括以往过高的生育率 ,也包括后来较低的生 育率。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 ,我国各地区共同的任务应该是创造条件进入稳定的适度低生育水平。     

云南独有民族人口转变阶段比较研究

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章通过对云南15个独有民族人口转变进程研究发现,各民族人口转变阶段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云南独有民族中已不再有年轻型民族,老龄化速度随着人口转变进程的加深越来越快。同时独有民族零岁组人口死亡率仍相对较高,因而必须加强对其婴儿死亡率的监控,降低婴儿人口死亡率。为此,应大力发展本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合当地实情,提出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     

中国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特色与应对策略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正面与负面效应,通过与其他国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进行比较,进一步认识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特色,并提出了开发人口红利与应对人口负债的策略,应在调整产业结构、建立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强培训、调整教育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退休制度等方面做好工作。     

人口转变类型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兼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根据人口转变时间长短、人口增长率落差两项指标，将人口转变划分为平稳型和非平稳型两类，揭示出人口转变类型与人口乘数的关系。类型效应和乘数效应共同决定了人口转变中老龄人口乘数大小，从人口学的角度解释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龄化中所起的作用。针对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人口转变与社会保障问题的法律思考

中国的人口转变,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比单纯的人口数量的增加更能考验中国,它不仅是人口学问题,还涉及到社会、经济等诸方面,尤其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不仅是政策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们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审视、思考人口转变后的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养老保障问题,以达成国家应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共识,促成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健全,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动态、挑战与国际影响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中国人口总量仍然较大,但增速明显放缓;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人口转变,今后面临的人口问题将由人口的数量控制为主转变为人口存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的均衡发展为主;同时,经济和社会转型更加剧了当前人口形势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人口转变对世界的影响日益显著。在这一新的人口形势下,进一步统筹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完善现行人口及其公共政策,构建以人口管理为主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最终实现人口的均衡发展,已成为当前中国人口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人口转变、刘易斯转折点与农村劳动力迁移研究

从人口学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人口结构快速转变及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揭示了人口转变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和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出现的新变化,提出挖掘人口红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劳动者教育水平等建议,推动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有序合理迁移。     

中国已跨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试论中国的人口转变、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与刘易斯转折点等问题,用人口问题为主线连接起来,指出中国已跨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向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过渡,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对期结构转型、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等结构性问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解决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加快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根本途径,在于全面推进深层次、综合配套的体制改革.     

我国人口转变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通过对我国近 5 0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统计数据的分析认为 ,我国已经完成了由传统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人口转变过程。又通过对我国 5 0年来的人口转变模式的分析 ,探讨了其转变机制 ,指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是人口转变的根本原因     

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人口变动及重大"转变"

利用人口预测方法估算中国"十四五"期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并总结了其中的四大重要"转变".人口规模变动呈现"四降三升"态势,人口总量保持增长,老年人口增速加快,年均死亡人口规模继续提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育龄期女性人口、年均出生人口继续下降;从人口结构变动来说,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双双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升,人口老龄化由"底部"驱动转为"顶部"驱动主导,人口抚养比保持低位,但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正向适婚年龄段传导.人口结构出现的重大"转变"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婚育观念的交织、劳动力的"质""量"转变.为应对中国人口变动,提出必须从生育权利、养老保障、经济转型、社会体制等方面进行战略储备.     

中国西部地区人口转变若干问题解析

从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看 ,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已超出适度规模 ,从农民生育子女在经济上并不划算这一客观事实看 ,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并不能圆满解释西部地区人口膨胀的原因。生育对贫困地区的人们并不全然基于市场理性 ,生育还连带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及社会情境。因此 ,西部地区要降低人口出生率 ,求得适度人口 ,不仅要借助于人们生命逻辑之外的控制力量 ,即人口控制的成功 ,而且要依赖于科学、文明、进步的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 ,即通过文化的变迁 ,使人们在生育行为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