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的暴力规训与秩序维系——对一个中部县域的循证分析

暴力的规训和秩序的维系是国家和地方治理面临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所有的社会都要面对暴力并设法抑制暴力、维护秩序，但不同的社会所采取的方法不尽相同。通过对中国帝制时期湖北麻城地区暴力规训和秩序维系历史实践的循证分析和回归考察，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地方治理存在着国家权力构建和维持的地方吏治秩序、地方乡绅主导和维系的社会自治秩序、山寨武装构建的地方自保秩序、反叛组织构建的地方割据秩序，形成了王权主导的多元主体和力量构成的常态和非常态的复杂化治理结构。同时，历代王朝和地方都采取了诸多的方式、方法和策略来规训暴力和维护秩序，形成了多元化治理措施，主要包括组织与制度的控制、暴力的威慑与镇压、身份特权与激励引导、社会精英吸纳与规训、礼法和教育的训导、社会自治与以民治民等等。对一个中部县域的个案研究，可以揭示中国帝制时期传统社会地方暴力规训和秩序维系的复杂机制和运行逻辑。     

善治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治理探析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提升地方治理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山东省新泰市依托平安协会构建的平安共建机制,就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参与地方治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的"新泰模式"体现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和还政于民的治理趋势,这一模式为地方政府推进治理创新、进而实现"善治"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范例。     

嵌入治理体系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营定位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之治”是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智慧相结合，形成的国家权威、社会共识和民众参与平衡的新型现代化治理模式。现代化治理要求县级主流媒体探索从宣传喉舌向治理助手的定位升级：价值定位于传播根本价值、权威政策、服务信息，吸纳民意互动；关系定位于为治理部门提供信息连接服务，与上级媒体形成技术嵌套合作，通过社交媒体矩阵连接治理客体；产品定位重点是地方民生社会新闻、地方政策新闻，以及舆论监督与问政服务、消费投诉服务。这种基于数字空间多维新连接的媒介化治理，既是工具理性的治理方法，也有人民至上和协商民主的价值理性本质。     

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上,西方传统重权力横向分立,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中国传统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此种中国传统之形成,与历史上早期中国的规模就已非常巨大有关;因国家规模巨大,在治理上不得不分出中央、地方与社会三个层面,因而不得不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治理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应对三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这种治理传统相对应,中国治理研究也有一种理论视角,就是以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为理论分析的主线,发展解释理论或提出国家体制改革方案。这种理论视角已成为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思想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流派,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当代。     

“治理”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样态及其特征——基于双轨、实体以及帝国三种研究模式的分析

以往学界通常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为统治。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具有特殊性与多元性,满足现代社会学及政治学意义上"治理"出现的条件。双轨模式显示县下辖区的治理样态为士绅主导的基层地方自治,存在官方、士绅不同的治理主体,且有着一定的协作机制。实体模式显示在偏远的乡村社区,其治理样态为无须官方过多涉入,民间即能够在宗族与地方精英的领导下,自发地完成治理。帝国模式显示官僚与君主是一种支配与反支配关系。此种关系赋予了官僚制独特的治理属性以及治理能力,其"治理"样态为官方主导的正式行政与非体制内地方精英主导的非正式行政的共生并存。该研究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与现代治理方式的同质性与差异性。     

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集权"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二是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     

传统城镇化融资模式下的地方债务问题研究——基于31个省市的实证分析

新型城镇化巨大的资金需求要求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但从目前来看,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土地出让金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收入为主的传统融资模式仍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也是在传统融资模式下形成与发展的,因此,从传统城镇化融资模式出发对于发现并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从传统城镇化融资模式出发,基于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在较大程度上扩大了地方债务规模。三个传统融资方式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地方政府是出于地区间竞争主动负债。随时间推移,相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更大。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地制宜治理地方债务等方面提出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相应对策建议。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德治理念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变革的社会格局中,以儒、法为代表的哲学家们都以政治谋士的身份参与到社会秩序的重构中.虽然在理论上,以儒家为代表的理论派强调主要使用先王的传统规范(儒家习惯法之"礼")来治理社会,以法家为代表的实践派强调通过创制新的法律(成文法)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然而在现实层面,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各国都普遍选择以国家权力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在国家权力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形成过程中,秦及汉帝国逐步形成的"齐民制"和"家产制"二元社会结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秦汉根植于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整合模式、独特的文化模式和国家意识形态理论.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塑造基于“平衡逻辑”的“缓冲地带”——沿海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劳资冲突模式分析

国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一直以来是劳工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通过对2010年夏季沿海四个地区连锁罢工事件中政府行为的观察与田野研究,探讨了地方政府治理罢工的模式及背后的原因,重新审视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介入行为对工人自发团结力量的影响机制。不同地方政府的介入方式基本可以从政治资源与治理策略两个维度划分为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形成的背后又暗示出了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政府合法性之间的平衡原则。因此,基于这样的原则,地方政府在介入罢工的过程中,塑造出劳资冲突的"缓冲地带"来暂时平息罢工,缓解劳资矛盾。并且,在"缓冲地带"的塑造过程中,政府也进一步将工人在罢工中形成的自发集体力量限制在了可控范围内。然而,随着工人对于这一缓冲地带不同程度地"认知解放",地方政府的平衡逻辑必然会在"缓冲地带"中被重塑。     

政府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治理的异化与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治理,早期托自治虚名,后以保甲为实,到1940年代融合自治与保甲的新县制实施后,地方行政制度基本成型。机构职能混乱,行政人员浮收摊派,过度动员造成政府对地方资源竭泽而渔,民意机构未能有效整合地方社会,基层社会失控。究其原因,国民政府在政府职能构建中进退失据,从统治型行政到管理型行政转型时期,制度变革没有适应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管理需求,忽视了来自传统的内生性力量的作用,法治未能确立,现代行政精神缺失,导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发生异化。     

“多任务竞逐”：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激励的整体性解释——以粤港澳区域治理为例

地方政府职能重心已从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创新等多领域,形成多目标任务的竞争格局。传统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晋升理论解释存在一定局限,地方政府实则存在多种竞争激励模式。聚焦于地方政府竞争何以形成,各自展现出怎样的运作逻辑,构建了包含"自下而上的属地竞争"和"自上而下的标杆竞争"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以粤港澳区域治理中的港航建设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案例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实际存在两种实现路径:一种是传统的"自下而上的属地竞争",在组织逻辑上是地方政府自主选择,通过税收分成和晋升博弈的运行机制激发竞争关系的形成;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标杆竞争",在组织逻辑上由上级政府营造,通过赢得权威表彰和市民认可的运行机制激发竞争关系的形成。两种竞争模式可同时存在,"属地竞争"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标杆竞争"以完成上级社会发展要求为目标,意味着地方政府处于多项任务竞相追逐的状态。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基于网络治理的局限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地方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阶层化、社会关系复杂化的趋势,这些都对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相应的,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基于网络治理的视角,构建一套指标体系,对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能力进行合理地评估,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提高社会管理能力.     

都市圈地方政府协同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在研究都市圈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和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其中,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模式主张通过谈判形成都市区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以此来共同解决区域公共事务,试图在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和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模式也是目前学者们讨论最多的领域。国内学者对于地方政府关系、区域竞争与合作、大都市区或城市群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我国当前都市圈地方政府来说,构建区域内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模式和协作治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也有待深入。     

法国地方治理的变迁及其启示

以分权改革为主线的地方治理的变迁,是法国应对全球化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国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为主线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直接推动了法国地方治理体系的变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协作的法国现代地方治理模式.法国地方治理变迁的过程和现实的模式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民本位”与“官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官本位"政治文化思想为主要特征的。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中全面刻画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环环紧扣所形成的超级稳定的、保守的封建制度。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客观政治过程的观念意识,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     

社会治理中的区域法治——以“余庆经验”为例

"余庆经验"就是基层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新范本,是西部欠发达地方社会治理的成功案例。法治是社会治理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社会治理创新必须限定在法治的框架内并需要法治的保障。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最好通过区域法治理论来理解。区域法治更多地利用"地方性知识",突破传统上以法院为中心的研究。区域法治建设有着多元维度。从治理过程的角度来看,法治体现在社会治理机制展开的全过程;从知识系统的角度来看,法治还包括了调解、习惯法等知识系统。     

渐进式政策调适的内生动力与制度路径：以N区历史问题和化解为例

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化解?通常研究聚焦在两个维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上解释信访这一制度的预期和非预期后果，另一方面在个案层次上解释纠纷演变过程和地方政府“摆平”策略等。本文依据长时间段的案例资料，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梳理案例地区化解纠纷的四种模式：综合性政策回应、专向性政策回应、统筹性治理回应、预防性治理回应。正是这些更具基础性、综合性、回应性的政策安排和治理措施，让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制度化、结构性和正式的方式给各种历史遗留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而能够在根本上处理普遍存在的纠纷问题。地方政府在回应本地冲突矛盾的过程中，形成了本地化的政策体系和治理模式，这些正是中国治理弹性和灵活性最为基础性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