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不可去"与"欲不可尽"--论荀子关于人之欲求价值观

荀子由论礼之起源 ,而论及人之自然欲望和社会欲求之发展和实现。他认为 ,人欲天然 ,凡人相同 ;欲不可去 ,求不可尽 ;纵欲有害 ,任情不能。欲不可尽却可以求近尽 ,纵欲有害却可以节而制之。荀子既不主张禁欲 ,亦不主张寡欲 ,恰恰力倡节求导欲、养欲给求。而“以财物为用 ,以贵贱为文 ,以多少为异 ,以隆杀为要”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 ,则是实现这一理念的惟一方案。他认为 ,以“礼”来“别而养欲”、“分而导求” ,是使自然欲望的扩张与物质财富的保障相持而长、个人需求的发展与社会规范的制约相适不悖的最佳选择。荀子的个人欲求价值观独特而精到 ,在儒学思想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血气心知与理欲之辨——戴震人性思想之分析

戴震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系统阐述人性思想的儒家学者。他提出“血气心知之谓性也”,且更为强调“血气”的优先性。他将“欲、情、知”视为人的心灵的三要素,也是把身体的感受性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至于体现“性善”的“仁义礼智”,在戴震那里则是与“生生之道”紧密联系。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理”“欲”对立,认为“理”即在“欲”中,人不可“无欲”“禁欲”,但可“无私”和“节欲”。戴震的人性思想反映了儒家内部人性讨论的焦点从“善恶之辨”到“理欲之辨”的演变,也展示出普遍道德和人性差异的张力。从古今社会之异的角度看,他的思想颇可与以多数人的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榫,也能提醒以“高尚”之名压制正常生欲的危险,但却无法应对物欲流行的局面,乃至有可能使道德失去客观普遍性。     

关于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问辩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大问题 ,南宋朱熹是儒学中对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 ;人欲胜则天理灭” ,因而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要求人们“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1〕朱熹说 :“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 ,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2〕他还说 :“今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 ,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3〕可见他说的“天理” ,其要义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 ,这似乎是共识。但对朱熹“人欲”之说的解释似有歧义 ,尚须讨论。以往一般认为朱熹讲的“人欲”就是人的一切欲望 ,…     

宋代理学家胡宏的理欲论和圣人论

胡宏(公元1105～1161年),字仁仲,号五峰,福建省崇安人,为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胡宏的学术思想涉及到理学的各个方面,其中的理欲论和圣人论较有特色。本文拟对这一思想作一探讨。理欲论“理欲之辨”是理学家们热烈讨论的议题之一。胡宏理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就在于他对“理欲之辨”作出了不同于理学正统派的回答。这可以从“体”与“用”两个方面来考察。     

老子之“道”新解

一“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亦即是其哲学理论的基石。因而,研究“道”,就是研究老子学说的基础。如何研究“道”?《庄子·天下篇》评关尹、老聃之“道术”曰:“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我们认为,其中的“常无有”说是老子学说赖以建立的基础。然而,在以往的老子研究中,人们往往拘泥于“道”,亦即在所谓“主之以太一”上做文章,而对于其理论基础的“常无有”说,则缺乏应有的重视。关于《天下篇》中“常无有”一语,有人以为是出自《老子·一章》中“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句话。其实不然,帛书《老子》甲、乙本于“欲”、“以”二字之间均有“也”字,可证这段话应读作:“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无有”当是“常无”和“常有”的缩称,而不应为“常无欲”与“常有欲”之略语。     

论李贽“童心说”“私心说”与禅宗佛性论之异同

李贽在《续焚书·圣教小引》自述,他之所以接受佛教,乃是“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也就是说,佛学使他解决了生死性命之事这样重大的问题。李贽体认生命意识的最初动用即是缘于学佛。由于“友朋劝诲,翻阅贝经”这一契机,他才得以在“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从此以后,他便以这一“斑点”为出发点,对种种社会人生的真实相状进行了本原性的探索。概言之,他的探索工作主要体现在拨开一切覆盖于自我心性之上的缚碍累赘之后,对生命的原初意义进行重新认识。下面试作论析。在印度传统怫教中,…     

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反程朱理学的理欲对立说,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欲观——理欲统一观。 戴震认为,理是人们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一种必然之则。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要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     

天下惟器——王夫之哲学话题刍议

王夫之对张载气学的推进,突出表现在把理论重心由对“气”的关注,转向对“器”关注,形成“天下惟器”的世界总体观。他摆正两一关系,相当精确地抓住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精神。他摆正知行关系,基本上排除了先验论的阴影,比较彻底地贯彻了经验论原则。他提出“理寓于欲”说,回应理欲之辨。他提出“理势合一”说,回应王霸之辩。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顾炎武人性论思想的建构逻辑及内核

顾炎武全面考察了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人性论的思想弊端,吸收了传统人性论思想和阳明后学中的一些积极观点,将人的物质性欲望纳入到礼制当中,赋予人欲以合理的位置,认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的“私意识”植根于人的本性,去“私”并不能成治,相反成治必须肯定人性之“私”.因此,他在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同时,也强调“行已有耻”,主张从客观实际出发,在社会生活中划出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孙奇逢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简评

孙奇逢是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在认识论上他主张“求理于心”(《日谱》卷27),说“欲识本心,须撤私欲”(同上卷33)。这明显是内向识心的直觉认识论。但是,他在展开论述时,却又提倡外索,认识客观世界,提出不少合理命题。 一、“以思为主” 心学大师孙奇逢认为,人有感官接触世界,有心官思索其理。 且就感官的职能而言,孙奇逢说:“从山者所见皆山,从水者所见皆水。”(《夏峰集》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61页)是说,有耳能闻声,有目能见色,有鼻能嗅气,有口能尝味。但是,只靠个人感官,有很大的局限。他说:“欲以一耳一目而搜罗三百年数千里之人物不亦难乎?”(《畿辅人物考》卷8)倘若集众人之耳目,则能闻声广,见色宽。“惟能合天下之耳目,为目而明;合天下之耳,为耳而聪。”(《读易大旨》卷1)视野扩大了,就能更全面地了解世界。     

论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及现代价值

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人类各历史时期均存在的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包括哪些内容？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如何？以及对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又有何启迪意义？本文试就这几个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大家．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容大体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欲富恶贫”的人性前提．孔子认为“欲富恶贫”是人的一种共同的普遍的倾向。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l’这是孔子从自己的经验、阅历出发,用他深造、睿智的眼光洞析人性而得出的又一…     

存天理还是灭人欲——王阳明理欲观的演变及其与朱子学的关系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继承了朱子的“理—欲”二分结构,同样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观点既遮蔽了朱、王理欲观的差异,又忽视了王阳明理欲观的前后演变以及朱子学在其中的刺激作用。朱子理欲观的宗旨是“明天理,灭人欲”,强调明天理对灭人欲的优先性。王阳明意识到朱子理欲观有支离之弊,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然而阳明早期的理论面临一个困境：缺乏道德判断的环节。在朱子学的刺激下,王阳明逐渐酝酿其致良知说以求突破困境。致良知说提出后,阳明确立了新的理欲观：依良知之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即“致良知,去人欲”。这一理论某种程度受到了朱子学“独知”说的影响,是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更高层次的回归。总而言之,从朱子的“明天理,灭人欲”到阳明早期的“去人欲,存天理”再到晚期的“致良知,去人欲”,经历了类似于“正—反—合”的逻辑历程。     

先秦儒学“欲情知”关系及定位

先秦儒家关于关于“情”“欲”问题的看法，近来颇受学术界关注。考诸先秦儒家原典，“欲”“情”“知”三者常交织在一起，成为人性的内容。本文辨析了其间的关系：三者之中，“欲”是最基本的，相当于一种原初意志和生理本能，又可分为道德之欲与生理之欲。由“欲”而“情”，欲望的实现，引起情感的满足，两种欲望对应两种感情。“知”则对“情欲”进行调节。一些学者（以苟子为代表）不承认有道德情欲，故特别强调“知”的作用，以理性调节情欲；而另一些哲人（如孔孟）则重视道德情感也兼及“知”（智）。     

王夫之正心先于诚意论

王夫之倡导正心先于诚意,说“学者明明德之功,以正心为主,而诚意为正心加慎之事”,认为心是恒定的,而意乃与外物交感而生,是偶发不定的。因心之恒定,故可以存养以理,立之为志,用来监督意念的发生和方向。因意念之不定,故不可仅诉诸意念以诚意,而要“以志观意”,使意念有所遵循。其所遵循者就是已正之心或素养之志。对《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王夫之解释说,正心是无事时的存养,而诚意是接物时的省察。虽然无事时心皆合于理,但是接物时意念发动则有可能不合于理。这就需要时刻省察意念之邪正,以防止意念对已正之心的颠覆。这就是“意诚而后心正”。但是,通观王夫之的论述,他始终坚持正心为先,诚意乃正心之巩固。在他看来,没有心中之理则,诚意根本无从谈起。这与他坚持“复礼”先于“克己”一致,因为只有以礼作为标准,克己才能有所遵循。     

论王夫之理欲观

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是理欲之辩,它发端于周、张,形成于程、朱,发展于陆、王,完善于王夫之。然而,不论是周、张、程、朱、陆、王,还是王夫之,无不都把理欲之辩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观中,无不提出王道政治,使天下归于仁政,以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王夫之时代,围绕理欲中心,各家学说相竞相长。然而,他们总不能超出明清封建社会的窠臼;任何激进的思想也都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封建的伦理纲常,当然也不可能提出一套与之对立的理欲思想。尽管王夫之通论诸家,但是,对于时代的园囿,他也不能例外。在恪守封建大义的明代遗臣王夫之看来,汉祖唐宗才是践履仁义之道的风范,而明朝的衰败,正是失仁失义的结果。他以清醒的眼光,一方面对理学进行分析,洞察其中的瑕疵痼疾;另一方面又对李贽等人过火的纠偏思想,产生了忧虑与不安,决心动手解决理欲之辩的新课题。王夫之的思想传统及阶级地位,使他触目现实时,面对清贵族的统治,而痛感“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面对农民起义的风起震荡,而疾呼“举天下狺狺薨薨而相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来,延吾生以至今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尚田尔田,庐而庐者,君也。其天性中之分谊,泯灭无余,而成乎至不仁之习也,久矣”。他痛心疾首于仁义不行、君道毁坏。正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所写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王夫之身居荒山陋室,怀揣天下王道政治的兴衰。他忧国忧民的心境,不满足偏激之说(李贽)的情绪,拯救理学的愿望,凝于笔端,曾抒发在他的诗词中。且读他的《夜坐吟》:“长莫长,冬夜寒,明霜流空天宇宽。朱灯明,思未阑,昔日之日未足叹,今日之日百忧攒。古人不可问,流俗空漫漫。吾何归,归何叹。明星烂,晨鸡喧,抱孤心,临万端。”忧愤与抱负,全然可见。充分表达了他匡救时弊,继往开来,要建立崭新的理学理欲观的决心。     

意与境浑：王国维意境、境界说探析

在20世纪初的苦难中,王国维着意于“人生之问题”的苦苦思索,为了寻求人生之“直接之慰籍”,王国维以叔本华、尼采等为参照,形成了“势力之欲为根柢”的文艺美学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意境”说,建构了“势力之悟”的审美价值图式;而“境界”说则是对“意境”说中“意与境浑”这一最高审美层级的审美规定,具有独特的审美内涵。     

罗钦顺的大节目

罗钦顺以心性理气为宗旨,心性不离不混,一反程朱、陆王“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以人欲是人的天性、天理.在理气关系上,既不是理逻辑在先,也不是理气为二物,而是“理气为一物”.在道器关系,主张道器不二合一说.程朱、张载把性分“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他认为天命之性已逻辑地在气质之性中了,并非为二物.格物是为了穷理,不是陆王所说是为明心、立乎其大,或正心等.罗钦顺之学是从程朱理体学中脱胎出来,既拖着程朱理体学的尾巴,又为明中叶的气体学开出新生面.     

戴震的“理”、“欲”思想析论

戴震认为,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造成了后世"以理杀人"的现象。为了对此进行批判,他重新诠解了"理"和"欲"这对概念。他指出,"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分理,而涉及人事行为的"天理"则是通过以情度情而来的定然之则。这种以情度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人都有相同的欲望,"欲"才是一切"理"的基础。这一思想突出了"理"的客观性,对人的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但是他把一切价值建立在"欲"的基础上的做法,使"理"失去了规范"欲"的作用,因此,并不能真正实现批判宋儒"天理人欲"之辨的效果。     

论中国古代宗法伦理与爱国主义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以“礼”“仁”等宗法伦理为核心,它以君臣之礼和忠君之德为基本要素,以帝王私有制为物质基础,以人的自爱之心为心理基础。宋明理学主张“灭人欲”,客观上也否定了体现宗法之礼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自爱之心,从而加速了宗法制度的衰落。明清之际启蒙学者意识到对“人欲”(私利心)应当“从而恤之”而不可禁之,并有意无意地突破了传统忠君之德的樊篱,倡导起一种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忠民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