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调查研究--以上海市四川北路街道为例

本文从心理学角度，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方面探究城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调查发现，农民工存在着自我认同模糊或自我认同方面的困惑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的原因、身份认同模糊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及解决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对策建议。     

基于城市适应的外来民工身份认同探析

本文从社会适应、心理文化适应出发,构筑农民工交往视角的社会性身份、体验视角的文化性身份两个研究视点,通过考察外来民工在该身份中对认同概念的核心——＂我们＂和＂他们＂的表征解译,探析外来民工在城市融入进程中的身份认同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与主体建构

消费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重新定义自我存在与主体建构的能动体现.引致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本质在于:弱化阶层属性的新策略、身份认同的新转向、主体建构的新机制.在"留不下的城"与"回不去的乡"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依然没有定性的归属,消费认同本质上成为他们寻求自我存在和本体性安全感的重要渠道.但是,这种基于消费实践的消费认同与主体建构,是否会陷入过度消费的陷阱,造成认同的扭曲,依然是我们今后要积极面对和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     

生态学视角下的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研究

随着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许多原本生活在农村的儿童也随其父母进城成为城市中的“流动儿童”。流动儿童群体在城市生活融人过程中受到来自不同群体及环境的排斥,从而出现了身份认同困境。身份认同困境会阻碍流动儿童的健康发展,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对流动儿童采取扶持措施。     

生存逻辑：城市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

城市农民工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学界的热点，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利益表达的视角切人对城市农民工的考察．具体结合“小摊贩”谋生的案例，引出对城市农民工利益表达之“生存逻辑”的讨论，并进一步对建立合理有效的城市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作了理论建构。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本文基于一个工人的口述和笔者在深圳和东莞的田野调查资料,集中研究第二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愤怒以及集体行动,并试图把第二代农民工的研究纳入马克思阶级形成的理论视野,将情感体验、身份认同等通常归属于认同政治的主题与生产方式、阶级结构等阶级分析的传统主题结合起来,以凸显认同政治研究在马克思阶级分析中的价值。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源自生产关系,当在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对立无法缓解和消除时,我们看到认同政治不仅不会遮掩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反而会因为在农民工那里所引发的主体分裂和负面情绪,直接成为激发集体行动的动员力量。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在价值追求、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被边缘化。本文从职业理想、自我意识、社会适应力、身份认同、心理压力等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的思想状况及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稳定”的心理建构：乡村中老年教师集体身份认同与流动趋向的历史叙事

本研究以内蒙古东部的一所原国营农场小学作为个案，深入探析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乡村中老年教师的流动趋向、特点及其原因，结合历史变迁和地区发展的视角“理解”其在多重情境中的人生抉择。研究发现，在管理体制改革、单位制变迁、教育管理体制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国营农场的中老年教师基于体制性身份、合法性身份、专业性身份的交叉建构，历时性地衍生出包含生存保障性认同、情感认同与依恋、专业效能感与自我认同三元要素的集体身份认同。该身份认同是单位成员基于紧密的社会共同体，因集体利益、集体意识、集体情感联结汇合而成的价值倾向与情感归属。最终，三元集体认同合力推进了中老年教师群体以“稳定”为内核的心理建构，解析了少有人关注的乡村中老年教师留守现象。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当下，本研究对于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析

农民工,顾名思义是指兼具农民与工人 身份的劳动者,包括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 劳动者,其特征是持农村户口但在城市、乡镇企业工作;没有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以务工所得为主要谋生手段。农业人口流向非农产业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而我国“农民工”是个身份概念,是     

基于文化认同的国族认同——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包“熔”主义及其实践

印度人民党近年来在印度政坛强势崛起,其政治成功离不开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支持与引领。印度人民党的政治成功不仅是施政纲领、选举策略等技术层面的成功,更是其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而国族认同以及国族建构则是这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主导下,印度的国族认同建构日益向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方向推进。实际上,印度的国族认同建构是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国族认同,可被概括为“包‘熔’主义”,其是以包容主义为外壳、以印度教特性为价值内核、以印度教(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渐进式同质化的国族认同建构模式。包“熔”主义并非一蹴而就,其形成伴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其实践方式主要有身份改造、文化挪用和国民教育的“藏红花化”。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新一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在打工生活中完成基本社会化的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接受消费主义的熏陶,生活模式与意义世界都已城市化,在经济波动中失业返乡之后,他们面临着谋生、交往及情感满足上的诸多障碍。农村人多地少的结构矛盾与打工经济的社会基础决定了村庄对于青年农民的角色期待就是进城打工以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因而返乡的少数青年农民难以形成群体以生产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这些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后的心理调适需要更长的时间。     

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移民研究文献强调同乡网络是移民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保护移民权益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劳工研究文献则强调同乡网络对移民权益的剥夺作用。本文基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值匹配方法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分析了“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这种同乡网络对农民工人身权利等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但与更多的超时加班以及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等状况联系在一起，阻碍了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实现，（3）与此同时，这种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社保福利等发展型权益的实现影响也不显著。最后，本文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同乡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作用与限度，提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关键是制度建设与工会组织建设，以及农民工个体尽快脱离原始型社会资本，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     

农民工返乡的代际差异及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N村的实证分析

以生命历程理论为视角,通过对两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目标和适应性的比较,发现农民工返乡的代际差异主要体现为由收入本位向家庭本位、由回归乡土向扎根城市、由追求幸福向身份诉求的转变,这种差异源自于宏观制度结构、家庭生命周期、文化代际传递等因素的影响,其背后折射出不同代际农民工对于物质生活和主体价值的差异诉求,对于国家制定更加合理的鼓励农民工返乡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The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宁市的实证考察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问题,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如何解决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新课题。通过对南宁市六辖区实地调研,经济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会融入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显著。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应创新服务机制,让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同城的国民待遇从应然到实然,让其留城变理想为现实。     

新生代农民工的矛盾性特征及其应对

当前,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虽然来源、务工时间和留城意愿等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内部显现出一些差异性,但就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在其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六大矛盾性特征。应对这些矛盾,需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     

农民工城镇化现状与前景

本论文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方法分析农民工就业状况对他们城镇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用工年轻化、农民工失业中年化的现状,论文首先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估算,指出为了全家城镇化,农民工夫妻婚后一般需要连续工作30 年。在此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农民工工作寿命表,用以估算中国具备城镇化最低限度经济能力的农民工总量。考虑到未来企业用工年龄结构的变化,预计2006年时年龄在 30岁以下的69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都已具备在城镇定居的最起码的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