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分析

成吉思汗在东西方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叙述者笔下,成吉思汗的形象也略有不同。在蒙古叙事中,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历史变迁发生着变化,在《蒙古秘史》中他是受长生天庇护的蒙古英雄,在17、18世纪史书中他身上有了佛教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子,在《青史演义》中他则集儒家文化的仁君圣主和蒙古民族英雄于一身。国外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有正面也有负面,但都带有西方误读东方的色彩。我国当代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受到演义小说的影响,90年代后期以来的作品则从多角度挖掘成吉思汗形象的深刻内涵。     

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是一套可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它以客观的物质文化符号为载体,以超越日常生活的距离为特征,其客观化的制度性表征是社会身份固化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来源。在传统社会,文化记忆对维护王朝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实现道德教化以及建立意义世界具有重要作用。现代社会改变了文化记忆的形式和载体,并使其具有了大众参与和市场化的特征,文化记忆的价值和功能开始受到挑战。作为古老文明现代转型的国家,中国的文化记忆研究具有极为难得的样本意义。     

成吉思汗时期的驿站交通探析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后,首创了驿站制度.大蒙古国的驿站交通在漠北草原地区主要在千户制度管辖之下运转.北方农耕地区也建有驿站,并与欧亚草原相通.《长春真人西游记》和《西游录》等文献是研究当时驿站问题的重要史料.成吉思汗时期虽然有了驿站及其相关制度和设施,但其制度还不完备,驿站交通虽在国家军政大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后来相比,远未形成规模,也没有站户产生.     

成吉思汗祭奠的由来与流传

成吉思汗统一各部,业绩威震寰宇,在蒙古族群众心目中,他不只是一般历史人物或君王,而被视之为超圣出凡的天帝神人。从他身故,人们便开始传说他,祭祀他。认为他生前是大汗天子,死后一定成圣为神,庇护众庶,福荫子孙,所以在漠北四大斡耳朵中之一的斡耳朵所在地区始建八白室以传统仪礼向他祭祀。特别是在15世纪70年代以后,当河套地区成为蒙古本部汗主、济农们会盟望祭之地时,乃重延八白室,调集人员组成达尔哈特部众奉祀。为遵循漠北四大斡耳朵原有八白室之旧制,于是称成吉思汗陵帐所在地区为。鄂尔多斯”(众多宫帐之意),有关成吉思汗文物亦逐渐向此集中,从此鄂尔多斯八白宫帐所在地——伊金霍洛(原在达拉特,后迁至此),便成为蒙古族人民祭祀的圣地。蒙古历代君王冀希     

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

有关成吉思汗祭祀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很多,但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却很少有人提及或涉及不深.从文化人类学视角,以中外考古调查、文献资料为依据,系统论述了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成吉思汗最早的祭祀地应在其生前的肯特山南麓、克鲁伦河河源以北第一斡耳朵所在,元朝时期,作为国家最高祭祀的象征,扩大到元大都、元上都,形成三地并存、定期祭祀的局面.     

成吉思汗与丘处机关系辨析

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求得长生不老之药,其时儒、释、道三家的著作对此皆有明确记载。丘处机远赴西域觐见成吉思汗,是被动的、消极的行为。丘处机西觐途中受到汉地官员、儒家士大夫和蒙古贵族的礼遇与崇敬。及至西域,觐见到成吉思汗后,更受到成吉思汗的礼遇,丘处机才生发"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的豪情,试图用全真道的理论学说乃至儒家的忠孝观念对成吉思汗的治国方针和征伐策略施加影响。     

成吉思汗与六盘山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与六盘山的关系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意义,具有世界性;地方政府与学术研究机构发挥各自优势,合作主办学术研讨会,成为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特点;学术研究积极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取向和态度是这次会议的亮点,通过这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来推动六盘山旅游文化的发展,打造旅游文化品牌,并以此来推动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将成为新的契机.成吉思汗与六盘山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学术论文分为成吉思汗与六盘山、开城安西王府、族源族属、民族关系、考古文献、社会宗教、政治制度、语言文化、军事、旅游开发、人物及其他等11方面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历史本体论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注的是"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史实与史料的关系,即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历史记忆分为自然事件历史记忆和社会事件历史记忆两类.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是有局限性的、不完整的.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是冲突性的历史记忆.在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中,应该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仅仅存在一种历史记忆,意味着它可能是强权的结果,或非历史真相.     

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

本文认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表明它处于过渡时期。蒙古社会制度自 10世纪后经过了早期奴隶制 ,但在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 ,便跃进式进入了封建领主制 ,而成吉思汗蒙古国时期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两种制度并存的过渡时期。文章还论证了蒙古社会这类跃进式发展特征与过渡时期现象是马克思未及充分论证的关于农村公社存在复杂的次生形态在东方游牧社会中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     

成吉思汗"纪念陵"传说考证

17世纪成书的《黄金史纲》等几部蒙文史书记载,成吉思汗去世时,在鄂尔多斯高原上曾立奉葬成吉思汗衣物等遗物的一座陵墓,人们称之为成吉思汗"纪念陵".这个记载是史实的反映,还是虚构的民间传说,不仅史籍记载不一,而且有关专家学者的解释也不尽一致.本文以蒙文史籍和蒙、藏民间文学资料为依据,以比较文学母题比较法为手段进行考证,得出了史书关于成吉思汗"纪念陵"的记载并不真有其事,而是一则虚构的民间传说故事的结论.     

成吉思汗经济发展思想及对当代的启示

成吉思汗的经济发展思想主要包括:以长生天思想为指导的统治政策,以千户制为代表的人口政策,任人唯贤的用人之道,协调经济生产与军事扩张的关系。他的经济发展思想对于当前敬畏、保护大自然,对于尊重人才、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环境,对于学习先进技术具有重要的启迪。     

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

科学实证的历史研究通常把传说与历史二元对立起来 ,而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却对此进行了质疑 ,因为他们试图解构历史撰写的客观性。事实上 ,无论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 ,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共同的特征 ,将两者对接起来 ,以期深化和丰富历史研究。从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 ,到现代实证史学 ,再到后现代史学 ,人们始终关注史料 ,因为史料是史家了解过去的惟一桥梁 ,只不过他们在如何了解真实的过去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并不仅仅表明学术史的断裂 ,同时也显示了一条连续的、一以贯之的思想链。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审美意识历史变迁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把人类审美意识的生成、演变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文章以“环境与发展”、“普遍与差异”、“渐进与突变”三对范畴揭示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动态性及其与人类生活的相关性。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历史与记忆的悖论——论杨照《暗巷迷夜》中的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是杨照小说的重要母题之一，在《暗巷迷夜》中作者一方面批判了官方历史书写的虚伪本质，揭示出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压迫性，一方面通过几个二二八亲历者的回忆，试图以民间记忆的觉醒来重绘那段历史，但是却在各种声音中陷入“历史真相”的失忆症，象征着民间记忆的迷失，从而反思解严后台湾历史书写浪潮的本质化、狭隘化的倾向。其中充满着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哲理化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尹湛纳希对成吉思汗“强者”思想的继承

尹湛纳希是蒙古族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被誉为“漠南神笔”、“蒙古族的曾雪芹”。他的文学作品蕴含怎样的思想文化，对我们今天有何启示？本文论述了尹湛纳希思想文化的精髓——对成吉思汗“强者”思想的继承。     

历史与记忆

记忆研究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其影响至今方兴未艾。记忆研究在史学领域中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社会学、心理学和心态研究都对之作出了应有贡献,但其在史学研究中地位的确立则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的贡献。促使记忆的观念转变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概念,关键在于历史学科内各种思潮的汇流,以及相关的历史方法和主题所产生的影响,西方当代文化政治,尤其是大屠杀对记忆研究无疑具有推动作用。记忆研究及其与历史的关系必然引起人们对历史知识、历史意识乃至历史性质的反思,这对于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进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再现过去无疑大有裨益。     

客家移民台湾的历史记忆

本文从官方文献、民间记述以及口头传说等方面,分析清代客家人移民台湾留下来的各种资料,并把它们都视为社会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文章认为,就客家人移民台湾而言,官方和民间的记述明显不同。统治者关心的是社会治乱,因此在官方文人的笔下,客家人被描述成社会边缘人群。而民间资料则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画卷。客家人的民间故事保留着老百姓的记忆,但它们不是客观地呈现历史,而是在原乡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因此,不管是官方文献还是民间资料,都有“记忆”和“失忆”两个方面。善用这些资料,并对它们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客家人迁移台湾以及他们在台湾的历史文化创造,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元代成吉思汗家族汗位之争及善后措置的探讨

元代汗位争夺激烈,汗位更替频繁.在汗位争夺过程中出现了诸王家族集体行动、分封大宗与总兵诸王角逐汗位、家臣活跃诸特点,这与蒙元的分封制度、血缘原则及其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