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思想的成因

达观禅师之所以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一佛学论断，其用意在于劝说汤显祖以理破情，进而皈依佛法。在佛学层面上，汤显祖虽然认可达观的这一说法，但是两人在人生哲学、文艺观念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使得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有着不同于达观的独特思考。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儒家救世情结，加之达观实践人格的实际影响等等因素的交互，最终坚定了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人生道路。     

论鲁迅的隐士情怀与战斗精神

隐士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受尊敬与喝采,一方面则受贬斥与嘲讽。这种矛盾态度先后见之于鲁迅一人。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他曾寓居Ｓ会馆埋头整理中国文化古籍,以消去生命。后来却走出象牙塔,对隐士采取了激烈态度,批判其带给中国社会心理、民族情绪及思想文化的负面影响。前后巨大反差,正在于鲁迅对于国家前途、社会群体的责任意识,超越了对完善个体生命的珍视,从而以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取代了归隐意识,最终以战士而非隐士的形象载入了史册     

汤显祖与张位的交游述略

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曾与内阁大学士张位交游.尤其是他晚年弃官后.在南昌与张位过从甚密.综观两人交游的情况,可以看出汤显祖思想的复杂性:既有儒家传统的经邦济世和爱国忧民的志向,并爱好文艺.热衷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但同时又有一定程度的佛、道思想和出世入仙的情结.他的这种思想反映了宋、明以来儒、佛、道三教思想融合的趋势.     

论东汉的隐士

<正> 隐士之较普遍的存在,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色之一。而隐士之类人物,似乎是无益于政,亦无补于世的,故探讨隐士的文章屈指可数。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推波助澜,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固然可敬,他们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隐士作为一股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风貌,特别是对整个士阶层产生的影响尤为深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主要体现于隐士的言行。中国古代隐士之盛,始于东汉。本文试对东汉的隐士做一粗浅的探讨。     

种放与宋代隐士文化

种放是北宋早期的著名隐士之一。他才识过人、传教著述、参与时政,受到了真宗以及时人的高度尊宠。种放与其他同时代隐士一样积极有为,其人生丰富多彩,代表了不“隐”不“仕”的宋代隐士风格。他们徘徊于江湖庙堂之间,继承了隐士之道,又为宋代乃至古代文化、政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也是隐士文化经历唐宋变革后的新面貌。     

审美情结的创生意义——王充闾诗文创作研究的新视点

王充闾的诗文创作 ,不论题材的选取 ,意义的引发 ,不少都直接受制于他的审美心理中的废墟情结、庄禅情结和梦幻情结。他的作品中凡是体现了这几个情结作用的诗文 ,特别是他的新作文化大散文《沧桑无语》,其思想艺术价值也更突出 ,更具独有的风格特点。可以认为 ,他的审美心理情结 ,是他创作的审美心理动力的一种创生源。     

关于《楚辞&#183;招隐士》的几个问题

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它强调的是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代屈原而“章”其“志”是《招隐士》得入《楚辞》而《吊屈原赋》等与屈原相关的作品不得入之重要原因;从屈原幽隐山中的悲凄身世和时人对隐士的认识与接受等角度考察之,屈原被称为“隐士”没有任何问题,《招隐士》所招对象为屈原不容置疑;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韩愈碑志文中的四大情结

从创作心理的角度剖析韩愈碑志文所包含的四大情结,即文人情结、少孤情结、英雄情结和伤逝情结,由此解读韩愈的内心世界。     

魏晋时期儒道合流影响下的隐士形象——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时期的隐士作为一特殊的群体深受儒道双重思想影响,内心的冲突促成了形象的生动与多样。成书于南朝宋时期的《世说新语》集中对该群体的言行思想进行了描述,透过该书可管窥魏晋时期在儒道合流影响下独特的隐士形象。《世说新语》三十六门,隐士近三十人,涉及隐逸思想和言行的有六十余条;且特辟《栖逸》一门,可见当时隐逸之风盛行。综观《世说新语》中的隐士皆受儒道双重思想影响,两种思想的合流渗透于隐士思想并体现在其言行中,矛盾性与复杂性更突出了形象的生动性与多样性。     

挖掘隐士文化 发展镇江旅游

历史文化名城镇江，隐于深山秀水间，而城内亦隐藏深山秀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民风纯朴，被隐士们相中，成了隐士之都。挖掘镇江隐士文化的人文精神，揭开隐士们的神秘面纱，是发展镇江旅游事业的有效途径。     

从《牡丹亭》看两个“汤显祖”——儒士到名士的心理畸变

《牡丹亭》是汤显祖"临川四梦"中最光彩夺目的一梦.这不仅是杜丽娘的倾情一梦,更是汤显祖人生的至情一梦.透过《牡丹亭》华美的梦帘可以看到才华横溢积极求仕的儒士汤显祖,也可以看到怀才不遇追求"至情"的名士汤显祖.儒与佛道、情与理、出世与入世在汤显祖的心中反复纠缠,文学作品成了他最好的倾诉载体.《牡丹亭》这部经典之作,成书于汤显祖弃官归家当年,因此可以作为解读分析矛盾的汤显祖最好的切入点.     

七贤之游与魏晋隐士及其他

孙登、王烈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七贤是魏晋名士文化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为了逃避惨烈的朝廷党争,不约而同地选择离开是非丛生的京城而隐居簇竹野水间,以此宣示对礼教的叛逆、对世俗的鄙薄和对养生的追求。本文以史料钩沉的方法,探究了孙登、王烈等隐士的行迹,认为孙登、王烈等隐士主要活动于苏门山、抱犊山、宜阳山、汲郡北山等地;而竹林七贤则追踪孙登、王烈的修炼行迹,遍游太行山的南段和东坡,由此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另类名士加隐士文化。     

第三代诗人的传统士子精神

具有文化根性特征的传统士子精神对第三代诗人的人格建构和审美情趣产生了重要影响，培养了他们忧患超卓的志士情怀、冲淡沉思的隐士心态、叛逆率性的狂士风度。士志于道的承担意识与虚静淡泊的超脱态度、悲悯救赎的社会情怀与自由狂狷的个体人格构成了他们的二难心理。     

汤显祖集外诗文考释

汤显祖是明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之一,一生著述宏富。201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汤显祖集全编》是目前所见收录汤显祖作品最为完备的集子。但载籍浩繁,遗珠难免。兹于清人方志中辑得汤显祖集外诗文二则,涉及其生平世系、交游等多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隐士对汉代社会的教化作用及当代价值

两汉政府重视教化,隐士在其中扮演了独特角色。一方面政府有意识利用隐士来宣扬教化;另一方面隐士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其中,方式包括因教化俗、道德感化等。隐士们大多幽居民间,他们或以身作则,或以善化恶、因德化民,对乡里民风的纯化起了积极作用。乡里民风的纯化,有利于基层组织的稳定,进而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治理。两汉隐士的社会教化功能及隐士精神,对我国当下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龙虎山丹霞地貌与民间文化心理及道教情结

文章对江西龙虎山丹霞地貌与民间文化心理及道教情结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紧扣丹霞地貌的色彩和形态两个特点,分别阐释了其与民间文化心理和道教情结上的契合,为龙虎山作为千年崖墓居所和道教祖庭的原因分析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在野吾甘作系匏 百城南面以书豪——黎简独特的隐逸人生

清代中叶的黎简有着强烈的隐逸情结,并实现了自己隐逸的愿望;其隐逸的独特在于黎简是一个盛世隐士.由于他直率的个性,黎简选择的是"避仕"而不"避世"的道路.隐逸提升了黎简的创作,成就了他的艺术功业,使之跻身于伟大诗人的行列.     

汉代文人屈原情结的成因

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留存,屈原情结深刻地影响着两汉文人的人格持征和创作心理。穷困,包括政治穷困、心理穷困以及文人个体命运的不幸,是屈原情结在两汉文人四百余年的心理历程中得以型塑并传承的原因。     

当代乡土作家的反城市文化情结

反城市文化情结主要表现为视城市为异己的存在,对城市怀有一种深深地隔膜和拒斥,它反映了作家丰富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心理。当代乡土作家的反城市文化情结更包含着知识分子的乡恋心态、现代都市问题及作家的传统文化情结等多种复杂的原因。     

元杂剧悲剧精神的文化阐释

本文运用文化学、心理学理论分析元杂剧中的悲剧在悲剧精神上的特征 ,结合远古神话反映出的人类潜意识里的悲剧情结 ,从创作主体学和社会历史学的角度 ,论述了元代悲剧的三种情结 ,即悲壮的牺牲情结、悲愤的复仇情结和悲怨的忧郁情结。这三种情结代表了元杂剧悲剧精神的文化特质 ,它既是一个时代的心理写照 ,更是中国戏曲悲剧精神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