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非语言交际手段 提高外语教学质量

在师生互动性极强的外语课堂教学中，包括体态语在内的各种非语言交际手段起着非常重要的交际功 能。如何充分利用非语占交际手段，提高外语课堂教学质量是文章的研究目的。文章谈及各种非语言交际手段： 教师的体态语、环境语、副语言的特征及功能。列举了非语言交际在外语课堂教学中的典型实例，重点研究了教 师的体态语。     

基于动态人性观视域的孟子人性论再阐释

孟子以性善为人性本质,同时,人性的生成中也潜存着后天习性面向。基于动态人性观的视域,考察孟子人性论发展的一种可能;在人性立论层面,孟子人性论并非现成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生成的;在人性面向层面,孟子人性论潜存着后天习性,由于后天习性的介入,人性面向也由应然转向实然;在主体工夫层面,孟子提出“思诚”联结“诚”与“思”直接面向后天习性,将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实践,开显主体的切实道德践履。同时,这一过程也即是孟子人性论的生成与完成,其潜存面向也为孟子人性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域。     

微时代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研究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升级和以智能手机为典型代表的移动终端快速发展,微传播推动中国社会进入了尚简崇微的微时代。在微时代背景下,微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拓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前提和可靠的物质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则为微媒体技术发展和社会实践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引和强大的精神支撑。研究表明,微时代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 微时代可从秉持世界眼光、重视人的发展、关注技术变化3个维度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秉持世界眼光,就是要用开放的眼光、宽阔的视野,从更开阔的领域看问题,善于消化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快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价值,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的; 关注现代技术的变化,就是要对现代技术的发展变化保持高度关切,将马克思主义与微时代快速发展的微媒体技术相结合,利用微传播的优势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影响力。     

"疑罪从无"原则的证据学之维

“疑罪从无”以人权维护理念为价值导向 ,从证据学维度 ,其本质是一项刑事证据规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宏观上表征一种“以人权为本”理念的刑事证明责任 ,同时 ,它在刑事证明活动的技术层面上 ,也面临一个证明标准的确定问题。只有从程序的角度来审视“疑罪从无”原则的运作和“疑罪”的界定 ,以程序为依托 ,以证据为依据 ,才能引导法官“疑罪”心证的合理形成并导演一个“看得见的正义”的过程 ,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提供宏观指引。     

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历史转型

在世界史上,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文明经过东西方不断的撞击与融合而得到发展,人类精神文明的正能量就是最终以各种形式和维度的“思想对话”得以互动、共存和发展。自然与人文社会各种领域的任何研究上升到最高度就是思想的研究。几乎所有人类之间任何行为的交往和沟通都是一种广义的“对话”,而只有最终上升到思想高度的“对话”,才能真正引领人类社会。21世纪以来,东西方思想的对话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全球剧烈的社会转型、变革、冲突以及灾变等让人类进行了价值、理念以及各种诉求的重构,而不断影响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宏观条件。在跨文化、跨领域、跨学科、跨方法的整合与解构中,西方人的“东方学”与东方人的“西方学”也随之经历了危机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与东方中心主义都不可能完全成为独自垄断世界的“一元文明”。东西方研究者必须拓宽新的视域,开创多维度、多层面、多坐标的研究方法与模式,应当共享多元性、建设性、开拓性、批判性、前瞻性的各种思想理念,并作跨学科、跨文化、跨方法和全球化的理论考察与思想探讨;从而融合东西方思想及其他非西方的思想,重建一个整合性、包容性和互动性的国际化思想观。中国的崛起将自身推向了东西方文明撞击的风口浪尖。自17-18世纪以来,两个术语“崇华派”与“恐华派”,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又以新的解读分为了两种中国观或对华阵营。文章力图揭示和论证：东西方思想对话引领社会的多元发展;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困境、危机与挑战;东西方研究的机遇、复兴与趋势。     

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述评

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出现以后,对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西方学界对媒介可能产生负面效应的担忧,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由此产生,依次经历了四种研究范式,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受到中国学界广泛关注与研究。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兴起以来,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陷入困境,借鉴信息素养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开展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融合研究已渐成学界共识,将是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存在哲学视野中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另一种解读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在批判现代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弊病和危机的同时,旨在为这一社会提供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则关注于人的生存问题,力图通过对"存在"整体的深度分析来揭示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并最终通过诗性的语言来得到克服。与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进路相比较,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可以视为是面向生活世界的交往问题而提出来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现实起点,以交往行为为核心实现"交往范式"对"劳动范式"的理论置换,并通过对交往行为进行规范语用学分析将交往理性重建为一种规范的力量,揭示出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活动之中的有效性规范,以此谋求对交往问题的规范性解决。     

我国政府传播研究述评

近年来,随着政府传播地位的凸显和越来越受到重视,政府传播也成为了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我国的政府传播研究主要从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两个维度展开。基础理论研究重点集中在概念和特征两个方面,实践问题研究主要聚焦于新媒体与政府传播,突发事件、危机事件与政府传播等方面。我国的政府传播研究具有跨学科、多角度、实践性强等特点,但也存在缺乏前瞻性、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方法单一等不足,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丰富研究方法,拓宽研究面。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走向”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可能也有必要走向现代。其现代化可以通过范畴复活、中西结合、通俗化等路径来实现。未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应采取从根入手、西方视野、全球眼光三大策略。     

郭象与魏晋玄学的生存转向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哲学的永恒主题。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家将思考的重点转向人的生存,并从本体的高度诠释了生存可能性。王弼、嵇康在会通儒道的原则上出现了分歧,但都将生存问题纳入各自视野,彰显出人的超越意识。郭象创造性地诠释了《庄子》文本中"自由"与"逍遥"的现实含义,将"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含涉在世界之中,为人的生存可能性找到了新的形上依据。     

虚拟教堂:对传播的“仪式观”的另类解读

虚拟教堂及其传播现象提供了一个解读詹姆斯·凯瑞传播的"仪式观"的独特视角,并有助于在互联网文明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仪式观"所揭示的人类传播的起源与本质."仪式观"历久弥新的思想内涵,通过虚拟教堂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新的阐释与拓展:恢复与坚持传播的口语传统;既为传播"建立表征"又为传播"提供表征";对于传播的境界来说--"分享"高于"控制".     

当代传播美学纲要

当代传媒是人类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宏大而潜力无限的一种传播大系统。研究当代传播美学,必须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里程为历史大视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的大生命审美观为主视角,对当代传播活动的审美特征、审美生成、审美运作、审美功能等进行综合研究。当代传播美学整体上是由回归生命、审美生成、审美综合思维三组范畴互补互动共同构成的一个开放的和富于动态生成性的学科体系。“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在本体论与方法论、目的论与战略论上的有机结合,组成了中国当代传播美学的建构方略。     

论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语用阐释

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可以为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语用学分析方法。关联理论认为人类语言交际是一个通过寻找关联进行明示——推理的过程,翻译活动是一项涉及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双重交际。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对交际做了新的诠释,合理地解释了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     

利益与自由：人权的两个内在维度

利益与自由是人权的两个内在维度。西方人权理论的利益论与自由论之争,展示了人权研究的两个相互依存并相互补充的视角。马克思从利益论视角对西方人权自由论的批判,揭示出自由论的局限。但这种批判不应当被理解为是对人权自由维度的否定。中国近代以来对西方权利学说的接受,更多地是从利益论视角加以解读。这种解读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随着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需要突破利益论本身的局限,从利益与自由平衡的角度来扩展人权理论的视野,并制定更加平衡的人权发展战略。     

论"文学是人学"的三个维度

传统文艺理论在理解“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时,往往倾向于从认识论和知识论哲学出发,将文学活动中的人仅仅看成是思维主体和认识主体。这种思维视觉的局限扼杀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张力和推衍能力。惟有从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人为目的这三个维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含蕴,从而对这一传统命题作出恰当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能否通过文化理论走向日常生活?——试析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也明显地改变了由卢卡奇奠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虽然它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为发挥其资本主义批判功能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路径,并借助文化批评在全球理论空间中占据了一个独特位置,甚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亦向马克思主义元理论提出了新的诉求甚至挑战。在根本上,文化转向实质性地改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属性,把它从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转化成一般的反权力文化实践,从生产方式变革理论转化为生活方式选择理论,从历史理论转化为文本(话语)理论。因此,尽管文化理论突出了以日常生活为中轴的总体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但目前仍难从其操作路径看到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亦很难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建构方向。     

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阐释与价值选择——汤姆林森文化传播思想研究之一

文化传播理论家汤姆林森通过以词源学为核心以语用学为分析框架的关键词分析法对“文化”与“帝国主义”进行讨论,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表意实践,主张以一种非精英主义的民主的人类学的价值立场来审视和理解文化,而对帝国主义则倡导超越此前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解释框架,主张用一种系统的、复杂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来观照。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历史考察,汤姆林森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核心内涵主要表征为基于民族国家间的文化的不平等性和支配性的文化传播现象。正是基于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这种理解,形成了汤姆林森文化传播思想中独特的理论关照和与众不同的问题域。     

交往理论与意识形态批判——一种批判解释学的视角

从批判解释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类交往的一般规律,而且从交往的异化现象入手,深入地剖析了社会意识形态如何扭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指出迄今为止的人类交往并不是自由自在的,而是被扭曲了;被扭曲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掩盖或粉饰了真正物质性交往。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其交往理论的归宿。这种批判真正体现了批判解释学的精神。而哈贝马斯仅仅从语言本身来分析交往活动,将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寄希望于语言媒介,却偏离了他自己所主张的批判解释学精神。     

电视传播当代性与原生态文化影像元素——原生态文化资源转换成当代文化要素的路径思考

传播的视觉性特征是一种当代性的表现。近年来,原生态文化成为当代一种活跃的文化现象,在传播的过程中,这种文化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令人赏心悦目的视觉性特征常常使人沉醉于其中。原生态文化的这种视觉特征就是其所表现出来的影像元素,这种元素和当代重要的文化传播载体——电视传播所需要的特征是极为吻合的,通过电视,将原生态文化的这种影像特征进一步地突出,因而更加具有传播的当代性。     

美学视野中的电视节目形态

当现代哲学思想已从主体性思维走向主体间性思维之时,现代美学不得不扩展其理论视野,关注交流方式本身的意义,交往理论成了当代美学的主题。接受美学不但为电视节目形态的构建规律的界说规定了一个较为合理的逻辑起点,也为电视节目形态的审美维度打开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解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