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与中国传统刑事调解制度之比照分析

西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将犯罪行为看作是对个人权益的侵害,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体现对被害人、犯罪人和社会利益的人文关照。中国传统刑事调解制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学"思想,追求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维系的是国家本位的社会结构。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我们顺应传统,兼学西人,探寻中国刑事法律制度的改革之道。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刑事公诉案件之调解

传统报应型刑事司法对被害人利益的漠视导致了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不信任,加剧了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冲突。刑事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被害人利益需求的独立性和损害恢复的可能性、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认以及犯罪概念和刑罚观念的革新。确立刑事调解制度能够使刑事司法更加人性化,有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和犯罪人的改造,促进社会和谐。对确立刑事调解制度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规定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加大加害方的预期本成,使其不敢贸然行事。     

刑事被害救济之困惑与解惑——刑事被害人之刑事处分权

我国传统刑法采取的是“犯罪人——国家”二元刑事法律关系的模式,犯罪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关系的侵犯,被害人的具体利益只是这些利益的体现,被害人只是作为国家利益侵害的一种承受者而存在,在刑事案件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因此建立犯罪人——被害人——国家的三元刑事法律关系成为解决刑事被害根源性问题的关键所在。被害人利益损失的弥补方式应当有两种,一种是刑罚权之下的宽刑权;另外一种则是刑事案件中的求偿权。要想充分实现被害人的实体救济权,应当引入被害人承诺的理论以及刑事和解制度,将刑事被害的救济从抽象的地位确立转变成为具体的刑事权利。     

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

根据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 ,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模式 ,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是国家至上理念在惩罚犯罪中的表现形式。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又可分为专制型刑事政策和极权型刑事政策。在国家至上理念的支配下 ,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不同形态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 ,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     

刑事和解制度解读与构建

恢复正义与报应正义、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刑事纠纷的传统公力解决与刑事和解私力解决之间的矛盾,在刑事和解制度和传统的刑事诉讼之间有所体现.但是,我国深厚的"和舍"文化根基、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有效解决刑事纠纷的司法实践,都是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生根发芽的法理基础.在构建上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定,并规定严密的程序,目的都在于防范刑事和解制度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     

论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

近年来,我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推行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充分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过度抬高被害人的地位,将被害人的权利绝对化,就有可能偏离刑事法基本理论,破坏国家、犯罪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从理论上讲,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都适宜刑事和解,只有被害人享有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案件,才适宜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关键因素也不是被害人愿意与否,而是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彻底消除;刑事和解只有得到国家的最终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

刑事被害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本应获得罪犯的赔偿,以维持其基本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往往得不到合理及时的赔偿。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应该尽快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目前,我国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实践上,以及公民法律素养等方面均为建立此项制度提供了条件。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立法方面,应确立补偿对象和条件、补偿的范围和资金来源以及补偿的机构。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以国家刑事赔偿、国家刑事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关系辨析为进路

从未来发展来看,背负更多政治使命和道义责任的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产生只是权宜之计,建立包含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在内的《国家补偿法》,并使之与《国家赔偿法》并行呼应,才是我们期冀的国家救济体系的理想模式。但是,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而论,我国眼下并不存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无疑是时下中国最好的选择。在筹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应当首先厘清国家刑事赔偿与国家刑事补偿,以及国家刑事补偿中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之间的关系,这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乃至相关立法体系的构建基点,也蕴涵着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符合我国“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训。其意义在于：有利于弥补被害人因犯罪造成的损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构建这一制度时,一定要明确在我国适用的条件、对象、模式和程序这几个关键因素。     

刑事和解正当性研究论纲

刑事和解作为正规司法模式的补充,具有个人本位的犯罪论、刑罚功能论和程序价值论的理论根据,在保护被害人权益、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刑罚轻缓化、减轻监所压力、避免重新犯罪和补偿受害人经济损失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现行制度也为推行刑事和解提供了空间,司法实践也存在刑事和解的现实需要。关于刑事和解,目前的任务是如何规范和推广的问题。     

论刑事被害人民事利益保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被害人虽然是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但是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护远远不够。许多被害人或其家属常常由于得不到必要的赔偿或救济而终身贫困。这主要归咎于传统观念的原因,也有我国财政负担能力的原因。要加强对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护,应全面保证民事诉讼权利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实现,确立被害人以民事实体法确定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并建立我国对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济制度。     

刑事和解若干问题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给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造就了时代背景。再加上我国司法界已有的对刑事和解的大胆尝试,应否借鉴以及如何借鉴刑事和解制度的问题,已经摆在我国立法与司法界眼前。我国悠久的调解历史、“厌讼”的文化传统、新时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设定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和解的事实,均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如何使之在实践中更完善,并与现行刑事法律制度相衔接,是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及价值分析

当犯罪者无力赔偿被害人损失时,许多国家采取了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即由国家出资补偿被害人,以帮助被害人摆脱犯罪给其造成的悲惨境况。被害人因受犯罪行为侵害所遭受损失的及时有效弥补事关被害人权益的保障和诉讼的公正问题,备受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顺应了国际社会发展潮流,有利于及时准确地追究惩罚犯罪,有利于公民法治理念的培养,有利于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     

刑事和解适用案件范围探究

刑事和解是中国当前司法实践中比较热点的问题.该制度从西方舶来,其对传统的司法制度和思维模式具有很大的挑战.我国对这一制度的推广是从司法实践开始的.但因为我国对刑事和解缺乏立法规范,所以实践中对哪些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并不统一.从刑事和解的本意、国外的经验和实践中的社会效果看,只要被告人能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刑事和解不仅可以适用有被害人的轻罪,而且可以适用有被害人的重罪.     

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想

所谓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又称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指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如果不能从犯罪侵害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或补偿时,有权请求国家予以补偿,并由国家以发放补偿基金的方式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一、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利于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障,能够坚定人们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被害人规定为刑事诉讼当事人,从程序上提高了刑事被害人的地位①,并赋予了刑事被害人一定的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     

刍议刑事被害人之国家补偿制度

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笔者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内涵进行剖析,对建立该制度的理论依据进行论证,同时说明我国建立该制度的必要性、可能性,并就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框架进行探讨,试图为建立健全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提供参考.     

理性审视与和谐重构——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思考

我国目前试行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势在必行。本文从立足国情、循序渐进视角出发,对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路径选择和原则确立做了宏观考量。从明确救助主管机关、界定救助范围、规范救助标准、完善救助程序、设立救助基金五个方面对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进行了微观建构。     

被害人对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的选择权

普通程序简易审是我国借鉴西方“辨诉交易”、“有罪答辩”制度,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简化刑事普通程序的一项巨大举措。但是它的缺陷之一就是对被害人尤其是其对审判程序形式选择权利的忽视。被害人拥有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的选择权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性。不光是在实践中,也要在立法上重视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特别要完善其对程序的否决权,并以此为契机,构建起兼顾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利益的和谐诉讼关系。     

刑事实证学派产生之理论基础

刑事实证学派作为对刑事古典学派的反动,除了旧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无力控制犯罪这一事实原因以外,尚有特定的科学、人文背景。１９世纪末期的进化论、精神病学等新兴科学思想成为实证学派产生的沃土;在研究方法上,实证学派实现了从思辨方法到实证方法的转变;在近代西方刑法思想转折过程中不存在从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向社会本位的价值观的转变     

论我国的刑事调解制度

在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的我国建构法治社会,西学的引进和西法的吸收是必要的,但中华法传统无法说丢就丢;被誉为“东方经验”的我国传统的刑事调解制度,融情、理、法于一体,在当下对于我国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该制度借其所长,从实体与程序上进行完善是我们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