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五言诗晚熟原因试析

文人五言诗只所以晚到东汉末年才臻于成熟,其主要原因是受到时代风尚和不同时期文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作为其成熟标志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于东汉末年,也绝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有:一、东汉末年的社会环境,刺激了文人对新文体的追求。二、五言诗所显示的优越性,使其取代四言诗成为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三、汉代乐府民歌的完善和丰富,为文人创作五言诗提供了借鉴。     

魏晋南北朝百家诗选前言

在汉代乐府民歌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五言诗,到东汉末年已经成熟,为建安诗歌提供了理想的载体。建安,虽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的年号,但政治实体已属曹魏,所以文学史把建安文学纳入魏国的范畴。这是一个苦难的时代,镇压了黄巾大起义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使整个中原土地荒凉,民生凋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汉魏学术思潮与建安文学的繁荣

汉魏之际,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是一个大转折时期。在此之前,它经历了以尊奉六经”为标志的汉代经学;在它之后,开始了以崇尚“三玄”为特征的魏晋玄学。建安时代,正是这一学术思潮转折的枢纽与关键。学术思潮的转移对于一代文人的心理构成、价值观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建安文人呼吸着时代的学术空气,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心理,从而影响着文学的内在精神及艺术风貌,促成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汉魏学术思潮与建安文学的繁荣

汉魏之际,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是一个大转折时期。在此之前,它经历了以尊奉“六经”为标志的汉代经学;在它之后,开始了以崇尚“三玄”为特征的魏晋玄学。建安时代,正是这一学术思潮转折的枢纽与关键。学术思潮的转移对于一代文人的心理构成、价值观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建安文人呼吸着时代的学术空气,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心理,从而影响着文学的内在精神及艺术风貌,促成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

东汉末年,汉献帝在位的建安年间,在曹操义子的网罗、奖掖、倡导和亲自参与之下,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要求,涌现了一批在文学风格、内容与表现形式等方面都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新的文学家。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开拓了建安文学的新局面。这批文学家的     

曹操令文五篇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qiáo瞧) (安徽亳[bó博]县)人。生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卒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因而为世族豪门所轻视。 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法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推行了一套法家     

魏晋南北朝文学举要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整体风貌,可分为两个时期来考察,第一个时期是魏和西晋文学,第二个时期是东晋和南北朝文学。魏和西晋文学经过建安、正始、太康、永嘉四个不同的阶段。众所周知,建安文学不限于建安(196—219)年间,而特指汉末魏初时的文学。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主要作家有“三曹”、“七子”和蔡琰。他们以五言诗取代了两汉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辞赋,开拓出一个诗歌繁荣、群星灿烂的新局面。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无疑是历史学家十分关注的重要人物,作为诗人,他又确实是一位开一代风气的杰出人物。曹诗共二十余首,全是乐府诗,借乐府旧题反映汉末动乱的社会生活,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的《薤露行》、《蒿里行》是汉末社会的     

左思风力琐议

西晋太康诗人左思,独具异帜,卓然不群,他的诗作,辞情兼胜,肉骨皆雋,气象雄辉而神韵悠远,钟嵘《诗品》列思于上品,①世有“左思风力”之称。这“风力”就是那种豪迈高亢的情调,劲挺矫健的笔法,深邃高远的意境,批评现实与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左思风力”代表了西晋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是建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从左诗里还可以看到建安正始以来文学技巧的创新,它丰富了五言诗的风格,强烈地反映了西晋的时代风貌。一公元190至589年,即从汉献帝初平元年,至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的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我国虽然长期处于纷争局面之中,可是建安至太康时期仍出现了一个继乐府之后的文人诗歌高潮,诗人相望而出,打破了文人诗歌的消沉局面。东汉之末的建安时代,是五言诗的成熟时期。这时期的三曹七子与蔡琰等作家都饱经     

刘勰论建安风骨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220年),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文学”,大抵是指曹操、曹丕、曹叡(魏之三祖)当政的这段时间所产生的文学。建安文学上继《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下开光辉灿烂的盛唐文学之先河,“兼笼前美,作范后来”(黄侃《诗品讲疏》),千百年来,每每为人们所称道。     

从《古诗十九首》看东汉末年文人心态

自从《古诗十九首》问世后，一直受到历代文人的喜爱及评论家的高度赞扬，以它特有的感伤情调打动了千百万后人的心弦，而它所揭示的正是东汉末年大部分文人的典型心态。《十九首》的总基调是感伤而低沉的，这是由于东汉文人倍受打击而且不敢直抒胸臆。直接影响东汉末年文人处境的是两件大事，一是“清议”，一是“党铜”。东汉文人大部分是太学生，他们是东汉王朝为了选拔官员而直接培养的有学问的官吏候选人。由于朝廷大权被外成和宦官们交替掌握着，太学生们正常的仕进之路被堵死了，于是他们与进步官僚组成了反宦官、外威统治的清议派。…     

论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

<正> 一建安时代是我国中古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建安,是东汉末献帝的年号。它起自公元196年,止于公元220年。建安元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从此,汉政权名存实亡,曹操成为北中国的真正统治者。建安二十五年,六十六岁的曹操卒于洛阳,曹丕随即废掉汉献帝年号,改新王朝称魏。但文学史上所称的“建安时代”,并不严限于这二十四年。它实际上是指汉末魏初约半个世纪的动乱岁月。建安文学,是以“二祖陈王”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为中心,以“建安七子”及其他重要作家为辅翼而形成的邺下文人集团,所共同创造出来的。沈约在《谢灵运传论》中有一段说明:“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     

试析<典论·论文>的论文宗旨

本文认为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一篇属作家论性质的文学理论专篇。它从文人的修养、文学批评的态度、作家才性与风格的关系、作家创作的动力以及文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展开议论 ,为建安时期的文学自觉开启了理论先声     

个体生命的自觉──《古诗十九首》主题意义阐释

个体生命的自觉──《古诗十九首》主题意义阐释解德枫汉代是以赋为主要文学样式的时代，“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竟爽，而吟咏靡闻”①，“诗人之风，顿已缺丧”②。直到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才幸有诗之绝响。作为文人抒情诗的典范，五言之体的冠冕之作，...     

论曹操的法家路线和文学创作

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法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曹操,字盂德,沛国谯[qiáo瞧](今安徽亳县)人。生于公元155年(东汉桓帝永寿元年),死于公元220年(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他出身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祖父曹腾是个地位很高的宦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历任大司农、大鸿胪、太尉等职。 曹操二十岁时由州郡荐举为孝廉,先后做过洛阳北部尉、顿丘(在今河南省清丰县     

"讽谏"论遮蔽下的汉赋存在

汉赋“讽谏”说影响深远,本文梳理了汉代“讽谏”说的产生及流变,并指出汉代不同于“讽谏”的弱势赋学观点存在。汉代除典型受推崇的大赋之外,还有风格多样的宫廷作家赋作及源于下层文人的民间赋,而汉赋内容、风格的这种丰富性往往被忽视。民间赋创作在东汉末年应该是繁盛的,并且对文人赋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

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起点,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建安文学发展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从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方面略加论述。安建文人重视文学的价值,而且敢于创新。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对诗赋敢于提出形式华丽的要求,第一次提出了诗赋在形式上的标准。这是思想解放,敢于创新的重要标志。在《典论·论文》中又称赞王粲“长于辞赋”,这说明他对辞赋的重视。这样,建安文人在创作上摆脱了两汉辞赋的创作追求堆砌词藻的弊病而创作出一些清新明丽、词采华美的抒情     

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的关系

建安是汉献帝第二个年号,只有二十五年的历史。后曹丕纂位,改变国号,建安的年号也就不存在了。从建安初起,到建安二十二年止,大约十八九年,北方有好几个文人,先后被曹操所辟召,在幕下做僚属。其中有六个人在文学上有突出的成就,并和曹丕,曹植一起,影响后来的文学,达五六百年之久,最后又影响到清朝一代的学术和文     

好合琴瑟 分过友生——曹植对王粲师承关系的全面探索

建安文学是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但后世评论家常常将建安作家放在同一个时空平面上进行论述,如说"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这就掩盖了建安文学发展演变的真实面貌,实际上,曹植是建安文坛的晚辈,邺下作家大都是曹植学习和师法的对象,特别是王粲,是曹植的老师,对曹植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弄清曹植对王粲的这种师承关系,将大大有助于再现建安文学的演变序列。     

曹操位列下品之原因解析

曹操作为建安文坛和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其文学成就被后世所认可。然钟嵘《诗品》却将其列为下品,引发后代诗评家的许多争论。本文认为钟嵘在"风力"与"丹采"二者之中更重视后者,曹操诗却不符合这一标准;钟嵘评诗"止乎五言",而曹操诗歌成就主要在四言诗;曹操五言诗均属乐府诗,尚属"汉音",不是钟嵘关注的文人五言徒诗;后代对曹操的接受是一种非纯文学的接受,曹操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从事文学创作,其文才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政事所掩,这也是其文学家身份并不为钟嵘所充分重视的一个原因;后代对曹操诗的等级品评有非议的属于少数,从而也反证钟嵘的品评在当时及后世批评家眼里是受到认可的。     

魏晋文化的分裂整合与散文的新风貌

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 ,导致儒学的衰微。经历了建安时期的尚实用之后 ,道学、佛学与儒学的相互渗透 ,整合成了玄学和清谈的社会风气。从建安到东晋 ,不同的名士风度暗示着文人人格在新的文化环境下的变迁。散文也因之产生变化 ,其清峻通脱、纵横使气和师心独见、校练名理成为新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