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化同在--论钱钟书对中国现代学术之启示兼及钱氏文化性格

钱钟书在 2 0世纪出演的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的形象 ,其学术之路是循着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的“实学”精神与“学隐”方式发展而来 ,钱氏的“实学”与学术建树实现了古今罕见的文化大对话 ,其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最杰出的贡献 ,在于以“全球化”的视野为 2 0世纪现代型的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双向互动的学术语境 ,引领和推动了当代中国学术的成功转型     

转化与创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一个自觉、完整、系统追求的理想人格,这个理想人格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的统一中去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重视与追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认识与揭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魂”;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只有在“根”与“魂”统一的人生实践之中才能真正立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两个相结合”之间的相结合,为塑造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与转化创新路径。     

钱穆的教育理念与新亚精神

在创办和执掌新亚书院的过程中,钱穆注重人格教育、知识教育和文化教育,提倡通识教育,提出了行政制度化、课程学术化、生活艺术化等方针。新亚精神在不同阶段表现不同,但都贯穿着钱穆弘扬中国文化的宏愿。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问题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孰重孰轻的争论主要体现在赫胥黎的科学文化价值论、罗素对“实用”教育和“装饰”教育的见解、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的人文精神等方面。战争的悲剧和威胁、科学技术的非人道后果、人自身的危机是当代人文主义复兴之原因。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的主要内容有：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人格完善,重视科学人道主义教育,重视和加强道德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必然融合是未来的趋势。     

试论蔡元培早期国民教育思想之形成

蔡元培是从中国旧时代里走出来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他的早期国民教育思想是在同旧的封建教育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在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薰染下 ,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实践、探索而形成的 ,他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一扫旧时学界保守、封闭的陈习陋俗 ,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风 ,至今仍具有深刻影响     

明末清初遗民群体的立言情结

明末清初遗民群体大力纠正宋明儒学对立言的偏激态度,将立言视为儒者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要素,为自身从事著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在立言趋向上,遗民群体偏重经世致用的述学文章,对诗歌和古文创作也要求具有思想学术品格与历史实录价值,同时又提倡以经史尤其是六经作为立言根柢。他们对立言的渴慕,既出于接续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学说的文化心理,也与自身对立言特性的体认以及对个体声名的追求息息相关,从侧面展现出其坚毅刚强的心态与奋发有为的生命精神。     

周敦颐的人格心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周敦颐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著述中蕴含着独特而精深的人格心理学思想.“由太极而人极”的人格演化观,是从宇宙自然演化的整个过程来思考人性的内涵.“诚”为本源的人性观,将人性与“道”性相交融,关照的是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的和谐相处.“士、贤、圣”的人格修养阶梯论,描述了完善人格的修养,是一个由表层人格到深层人格、最后达到完满人格的过程.     

大学生的主体性与高校素质教育的特点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全面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直接以塑造和建构主体自身为对象”的实践领域。因此,应关注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承认并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人格,提倡并构建立体教育理论,与素质教育一并作为跨世纪的课题提上研究日程。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试论两汉士人的社会性格与诗赋之关系

在不同国策的影响下 ,两汉的经学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呈现不同的功能。西汉“经学”以饰政为主 ,所谓为汉代建制 ,润色鸿业 ;东汉“经学”则以修身为主 ,所谓因心会道 ,教化世风。因此 ,西汉的“经学士人”以官为本位 ,形成工具化人格 (功名人格 ) ,不仅在思想、学术 ,乃至文学方面都有很强的功利色彩 ,汉大赋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 ,其对象、内容及功能都与“官”本位的工具化功利色彩相得益彰。东汉“经学士人”以德为本位 ,以“师”为身份 ,形成“自主化”人格 (道德人格 )。由于官与师的疏离 ,逐渐产生政与德的对抗 ,造成士人深刻的心理悲剧 ,故而诗产生而赋消亡。“官吏”、“师长”和“诗人”三位一体是传统士人身份的主要特征 ,两汉社会是这个身份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 ,也是传统文化 (本文主要涉及文学 )模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