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墉的破产及其影响

<正> 胡光墉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典型之一。其身份之特殊,表现在他既是金融资本家,又是大买办商人,还是一位官员。他与官府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左宗棠办洋务等活动的得力助手,以“熟谙洋务”著称。其极盛之时,“操纵浙江商业”,“垄断金融”。他的破产,“举国震动”。故后人刘体仁在《异辞录》中曾言:“清史而立货殖传,则莫胡光墉若”。本文试从他的破产和影响,及其与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关系等方面加以探讨。     

论高阳《胡雪岩全传》的传奇叙事与历史反思

高阳小说《胡雪岩全传》塑造了具有复杂人性的主人公胡雪岩形象,通过胡雪岩暴起暴落的人生历程的展现,广阔地反映了“历史的人”所处的特定时代---其政治经济风云与社会文化、社会生活情状,并努力探索中国商人与商业和中国政治国体、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小说对商业与政治得失成败、对民族命脉盛衰因缘的深沉思考,表现出高阳非凡的史识。     

一八八三年上海金融风潮——洋务运动专题研究之二

距今恰恰一百年前,上海社会发生一次严重的金融风潮,造成一般企业的恐慌。1883年初,上海南北市有钱庄七十八家,到了年终只剩下十家。“上海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统市存银照常不过十分一二。”这一年年底,著名的企业家徐润、胡光墉相继破产,郑观应和唐廷枢受巨大损失;来历不详的巨家“刘云记、金蕴青皆相继坏事,其余商号店铺,接踵倾倒,不知凡几,诚属非常之祸”。这一次经济打击不仅是上海商业史上的大事,也是洋务运动企业史上的大事。影响所及,不但削弱可能与洋商竞争的华商资力,而且使在洋务运动之下发展的“官督商办”制度改变形态,使企业精神较高、技术知识较多的商人对洋务企业失去信心,而官督商办也就成为“第一代官僚资本”的工具。从整个中国近代史说来,1883年上海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后果是极值得研究的。     

大围山真美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一股“绿色行动”的风潮正在席卷整个世界,建筑师们顺应风潮,一座座富有想象力的“绿色建筑”出现在或即将出现在我们眼前。     

从晚清金融风潮看今日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在近代中国又被称为＂金融风潮＂。自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逐步掌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又先天不足,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接连发生多次金融风潮。晚清发生的三次金融风潮,系由企业经营亏损,钱庄倒闭,商业欺诈,股票投机等原因造成,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影响,极具金融危机的代表性。因此对其进行解读,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金融监管的“宽柔之手”与“大手覆盖”

在金融监管的历史上,每当发生严重的银行或金融危机,政府就从金融监管的“宽柔之手”转向“大手覆盖”。目前,在爆发金融危机之时,各国政府从倡导金融自由化,向谨慎监管的理性回归。事实证明,在一个现代金融服务的复杂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及金融风险无处不在的金融世界里,更多地使用“大手覆盖”而较少地使用“宽柔之手”,更有利于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绩溪人无需与他人"争夺"胡雪岩

针对高念华先生提出的“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的论点,以史料进行批驳,说明胡雪岩原本就是绩溪人,绩溪人也无需与他人“争夺”胡雪岩。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民族金融资产阶级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就经济地位而言,既有大、中、小之分,又有金融、工业、商业等行业之分;就政治态度而言,则有左、中、右翼之分。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重性的,但由于经济地位的差异,其政治态度又不尽相同。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要作具体的分析。 上海是中国民族金融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在“五卅”运动中,上海银钱两业的金融资本家,又作了一次很充分的表演。所以,研究上海民族金融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对具体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辛亥前后杭州新知识界与学生运动——以“木瓜之役”和“浙一师风潮”为例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前以“木瓜之役”首起端,十年后又以“浙一师风潮”赢得了五四运动在浙江深入发展的高潮。先锋与本体之间的冲突弥漫于新知识界尤其是“浙一师”内部,这一特征从“木瓜之役”到“浙一师风潮”中逐渐清晰。新型媒介的出现与成长、城市公共空间功能的嬗变与转型、新知识界主体人格的培养与转变以及新式社团与舆论的“制造”、传播是其诱因。“木瓜之役”只是对“廉耻教育”进行了嘲讽,尚未出现新话语。“浙一师风潮”通过新型媒介承载的新话语形成日渐宏大的新信息源,开阔了人们眼界,也孕育着浙江本地乃至全国的政治气候。     

试论商品流通领域中的经济效益问题

<正> 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千万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在还存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部门担负着商品流通的重要职能。商品流通领域中的经济效益问题,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规模、速度以及满足整个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对这样一个商业工作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三井财阀形成研究

三井成功地由封建大商人转变为日本第一大财阀的主要原因是三井的经营策略适应了日本政府的近代化战略。明治前期,日本政府推行"官方倡导移植资本主义"的战略,需要大商人资本的支持,于是,三井采取充当"政商"的策略,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明治中期,日本政府推行"大力扶植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战略,三井便采取"多角经营"的策略,通过承购官办企业和进行内部改革,成功地从"政商"转变为工业资本家。明治后期,日本政府推行"武力扩张、以战争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战略,三井又采取在扩展商业和银行业的同时大力向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的策略,并在银行资本确立支配地位的前提下,于1909年率先在日本建立了康采恩体制。     

从"封倮誉清"论秦始皇为何重视大商人

一般观点认为,商人在秦(秦国和秦朝)是没有地位的。可《史记·货殖列传》中却记载有很多秦统治者重视大商人的史实。秦始皇为何重视大商人呢?本文从三方面阐述了其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第一,秦国人重视商业、尊重大商人是祖先留下的遗风。第二,商鞅变法时的“收拏事末者”之规定也并非禁绝一切商业活动。第三,类似于秦始皇“封傈誉清”重视大商人的举动乃是富国强兵的需要,也是情理中事。     

淮北盐业中的集团博弈与利益分配(1700—1932)——商人集团的寻租活动

清朝和民国前期的淮北盐商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自利目标,不断地利用其巨大的经济优势,或对政府权力进行直接渗透,或收买其利益代言人,以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坐享政策偏差带来的巨大益处。清末市场化和股份制浪潮兴起后,由于政治权力依旧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商人的寻租活动比以前更加普遍,使得盐业利益仍被少数集团所掠取,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使本已不公的盐业政策愈加败坏。依靠寻租活动而先行致富的商人集团,天然地不能作为淮北社会的普遍代表,不能成为淮北经济发展的带头人。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新论

不论是从财产来源还是经营模式看,西门庆都不具备新兴商人的性质,而更多地带有封建商人的特征.他虽然亵渎封建政治,破坏封建秩序,但他破坏和亵渎的却正是封建政治、封建秩序中最符合民众利益的部分.他固守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以残害女性为乐,和明代后期新兴市民以及启蒙思潮的思想家们并无共同之处.他所固守的正是封建政治和封建秩序中最丑恶的部分.他放纵的性生活,非但不具备丝毫的人文主义精神,反而是对人性的践踏和背叛.他在商业经营中表现出一些新经济的因素,但这并不足以撑起一个"新兴商人"形象,他仍然只能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     

西门庆的商业头脑与商业道德

《金瓶梅》里的西门庆通常被作为地主、商人、官僚三合一的反面典型。其实,西门庆主要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和较好的商业道德的新兴商人。他不仅对商品价值有准确判断,对商业前景有正确预测,善于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商业利润,善于宏观管理和调配资源,而且重合同,守信誉,反对弄虚作假,主张合理分配利润,体现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发展要求。他虽然不是一个应该全面肯定的人物,却是一个具有新质的值得社会关注并给予正确评价的人物。     

我国零售商培育自有品牌营销策略

零售商品牌是大型零售商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在充分发掘零售商无形资产价值,利用销售网络开拓自有品牌市场空间方面作用极大。目前,我国部分大型商业企业规模扩展迅速,商誉绰起,已初步具备创立零售商品牌的条件。针对我国实行零售商品牌战略的条件分析并提出具体运作建议。     

传统闽商文化下青年闽商发展方向探析

闽商乃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伴海而居的闽商有着优秀的闽商传统和独特的文化。本文通过辩证分析闽商传统文化,由此试图探讨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受着深刻闽商文化影响的青年闽商的发展和变化,并针对这些变化中还需完善之处对新一代闽商的发展方向做初步的探讨。当前,闽商应该做到重视管理体制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发展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企业;重视品牌建设;实现强强联合,走国际扩展路线。     

论儒商的内质及其现代归依

儒商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 ,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核心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商人。作为一个群体 ,儒商具有注重仁爱、讲求诚信、自强不息、勇于创新、严于律己、克勤克俭 ,以及主张以义制利、贵“和”、重亲情等内在本质。在当代社会 ,儒商只有全面分析自身内质 ,发扬其中的进步因素并赋予其时代内容 ,克服其中的消极因素 ,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     

论15—19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海外华商网络系列研究之二

从明初到鸦片战争前夕 ,海上华商网络经历了摧残、重建、武装、渗透等恢复和发展的阶段。 15世纪初到 17世纪初 ,海外华商为对抗明朝打击海上私商贸易和移民的政策 ,从合法商人转为走私海商 ,再以武装海商集团对抗朝廷的武力镇压。后期 ,朝廷不得不开放海禁 ,海商归位为合法商人 ,海外华商网络重焕活力。尤其是郑氏家族建立的“海上帝国”主导了远东海上商贸。郑氏以后 ,海外华商网络的支柱和大本营 ,逐渐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海外华人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