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自我与生存——福柯的“主体”观念及其美学风格

主体是福柯的解构对象,也是福柯一生的困惑。关于主体,现代以来的哲学始终包含愤懑和不满;在"主体之死"的喧嚣声中,后期福柯开始转向一种"主体化"工作,从而生成了一种极具美学风格的生存实践哲学。相较于前期的批判与毁坏,后期福柯更多的是从直觉与体验角度谈论主体的。他所谓"关心自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新主体之"建构",而他的这一探索(或试验)充分显示了一种生存伦理,亦即一种普泛化的审美主义。对福柯来说,生存是自由主体之建构,也是直觉与体验式的自我确证。     

自我的构建——福柯思想中的伦理与审美主义

相对于早期不遗余力地进行主体的解构,福柯晚期转向了“自我”建构的工作。他认识到了“关心自己”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认识自己”的古老箴言。福柯认为,自我具有自我塑造、自我改变、自我完善的能力,而这些都在以往被大写的、理性的主体所压制和埋没。因此,福柯从苏格拉底、斯多葛派和古罗马那里寻找思想资源,倡导一种伦理化的生存实践。事实上,福柯的这种伦理化实践活动,不惟是一种自我关于自身的道德之构想,它更是一种审美主义,或者说是一种生存美学。同时,在福柯看来,“关心自己”不仅是一种生存美学,也是一种向外界拓展的新思维和新思想。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福柯对“经济—权力”图式的批判

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颇多的问题。福柯反对马克思的"经济—权力"图式有两个层面,从第一个层面看,福柯与马克思的权力理论有许多共通之处,权力的"生产性"并不是区别两者的主要依据。而第二个层面则体现出福柯与马克思的根本异质性,即对权力的"经济主义"解读的批判。在这背后,是福柯自始至终对马克思的整体理论与历史观的拒斥,这是福柯早在《词与物》中就定下的批判现代知识型建构的"主体"与"大写的历史"的基调。在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的方法与历史观的理论范式下,他的权力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塑型问题有着深刻而犀利的解剖,然而抛弃了整体理论的支撑,这种后现代理论的方法论特质,决定了其在改变世界之维度上的无能为力。     

米歇尔·福柯“话语分析”方法对主体理性主义的解构

“话语分析”是福柯语言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在对话语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福柯深入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话语实践之中,分析知识与真理在权力话语中的建构过程。具体来说,福柯以话语实践的知识谱系建构来解构理性主义对非理性主义的压制,并在知识谱系建构中解构主体叙事结构。福柯的主体理性主义解构在消解主体—客体二元对立、重构人的完整性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与此同时,福柯的话语分析也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他虽然反对宏大叙事所追求的永恒规律,却在论述权力关系结构对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中也承认其叙事结构中的规律,这恰恰是福柯思想中的矛盾之处。     

全球化背景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的研究

文章在解读了<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之后,剖析了作者理论建构的基础存在着对福柯之"权力-主体-理性"思想的误读:作者误认为福柯那里的控制社会和规训社会具有不同的内涵;错误地认为福柯对"主体"的认识具有内在矛盾,而自己在所指的生产性活动之下产生的主体其实和福柯后期所指的主体有雷同;同时,误认为福柯未能抓住这个驱动整个系统的力量,但自己也在主体的夸大与主体的虚化之间的徘徊.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帝国秩序的乌托邦:主体的虚拟性;帝国主权与民族国家主权共存的乌托邦;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乌托邦.     

现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 ——福柯哲学的精神态度与内在空间

福柯将自由地反思、批判我们自己的现在以及不断改变我们自己的现在看作启蒙运动中发生的"现代性态度".与尼采一样,福柯彻底杜绝了在世界历史之外寻找另一种大写的存在(Being)来理解和规定世界历史中的小写的存在(beings)的形而上学思想,坚持在世界历史之中思考一切存在,尤其是我们自己的现在,因此,福柯的哲学是一种"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     

从“机器”到“措置”:管窥阿尔都塞与福柯的理论差异

"机器"和"措置"分别是阿尔都塞和福柯在思索资本主义主体生产问题时的核心概念,二者通常分享相同的翻译实际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意义。1968年之后的阿尔都塞想要借助"机器"概念把历史唯物主义与日常生活的斗争经验结合起来,可结果却陷入了去历史化、向本体论倒退的形而上学陷阱。相反,福柯的"措置"概念确认了主体是一种冲突下的、策略性的临时汇集,其中权力关系是具体的、不断的塑形程序,与形而上学无关。     

墨子“修身”思想对大学生道德观构建的启示

"修身"是墨家经典理论之一,"修身"强调人们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应秉持本末意识、察省意识和笃行意识。这对当代大学生道德理念的形成,道德判断能力的提升及个体道德行为的实施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理性中的“上帝”:德国古典哲学上帝观辨析——以康德、谢林为中心

康德与谢林同处于启蒙时代的思想氛围之中,但他们对上帝问题却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在康德那里,理论理性无法认识上帝,上帝也并非万物的创造者或本原,而只是作为一个道德公设存在于实践理性之中,它的最大目的实际上是为了保证道德主体配享相应的幸福,同时为伦理共同体的建立确保一个标准。在谢林那里,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上帝也不再被保留于信仰领域,而是"重新回到"哲学思考的主题当中;人类可以通过"理智直观"来认识上帝,伴随着对上帝的"理智直观",灵魂的本质得以被思索,德行与幸福也获得统一。康德与谢林上帝观的不同不仅反映了启蒙时代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碰撞,也折射出西方历史中哲学与宗教的内在纠葛。     

重建“信念伦理”与坚守“网络底线”——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网络伦理价值体系的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就必须依赖于网络伦理健康发展的文化支撑,这种支撑应该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基础和内在动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号召对于网络伦理领域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毋庸讳言,现时代的网络伦理现状是不容乐观的,甚至呈现出了各种新的困境与危机。要坚守"网络底线",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一个最重要的长远使命就是要重建网络主体的"信念伦理"。重建网络主体"信念伦理"的有效路径主要有:重新认识和挖掘传统道德信仰资源的当代价值,唤醒和重塑网络主体的道德理想信仰;提升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能力,以笃定其道德信仰;培育网络主体的道德情感,以激励其道德信仰的持久性。如果这些方面可以同时有效地展开,那么在重建"信念伦理"的进程中坚守"网络底线",则必然会成为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重构当代网络伦理价值体系所最值得期待的美好愿景。     

从“人之死”到“作者之死”——福柯作者理论探析

"人之死"是福柯"作者之死"的逻辑起点,随着现代知识型的废除和新知识型的诞生,作者终将与人一起死亡.作者功能是福柯作者理论的核心概念,集中体现了一个社会里某些话语存在、流通和运作的特征.作者是话语实践复杂运作的产物,作者形象及其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园文化传统和话语形构的改变而改变.福柯改变了关于作者的提问方式,从"谁是作者"转向了"什么是作者",从而开辟了作者理论的广阔空间.     

当福柯的伦理学遭遇中国修身工夫论——从福柯晚期思想看中国哲学语境的现代重构

福柯晚期思想转向伦理学,还原了古典哲学原本内涵的修身目的。现代西方思想中求真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内在张力,导致现代性中修身工夫维度的缺失,因而他试图以重建伦理主体来纠偏。这一思路对中国哲学话语之现代重构的启示在于,面对中国思想的汉宋之争,传统思想呈现为重伦理道德而轻求真意识的偏颇,五四学人以启蒙理性的求真意识予以矫正。以福柯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思潮已开始反思过度的求真,在为启蒙之理性求真矫正之时,中国哲学语境的重构就陷入二难之中:一是继续深化中国现代化对启蒙理性之求真意识的内在需求,它尚未完成;二是需要反思西方对启蒙理性的反思而转向修身工夫的现实根源,它为时尚早。福柯的启示是,此尚未完成的真理和为时尚早的工夫必须与当下现实整合起来,作为中国哲学语境重构之奠基。此即福柯所说的一种当下现实的本体论。     

“世界中国化”与“中国世界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博弈——观念史视野下“中国道路”的新历史理性反思

"中国道路"是对正在生成中的人类文明新秩序的承载,对新历史理性精神的承诺。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与实践变革进程,始终受制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思想逻辑。作为对此种文化宿命的超越性努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改革实践,一代中国人秉承新"中华性"的文化期望和观念预设,基于权利政治、公益政治以及人本政治的治理与善治理念,循着合法性论证与主体认同之"道德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的自主轨迹,始终致力于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之内在公共性特质,旨在实现普适意义上的国民普遍福祉,表现出力图超越狭隘的"发展主义"模式,重建新历史理性,自主探寻能够引领中华民族朝向公正、民主、和谐、共享之自由公义社会前行的文明进步新路的恢弘气度。     

价值冲突下的道德责任能力建设

提出道德责任的理念和认同道德责任建设,不意味着自然而然地产生道德责任的行为,也并不必然会带来社会生活以及个人实践方式朝着责任伦理所预示的方向转化的结果。因为道德责任主体为自己的道德实践行为寻找合理性根据而进行的理性认知活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深刻认识当前我国社会公民所面临的现实伦理处境以及在道德实践中的两难选择,进而研究"道德责任能力"的伦理价值、建构驾御各种复杂伦理关系的包含理性认知能力、心理能力和实践能力三大能力要素的体系,切实地加强道德责任能力建设,是实现上述转化的必要环节。惟有如此,方能使纯思辨的价值探讨凸显其应有的现实意义。     

慎独:真正的“中国工夫”

真正的中国工夫并非中国武术,而是道德修身工夫,而"慎独"正是这种道德修身工夫的集中代表。长期以来,受郑玄、孔颖达和朱子的影响,"慎独"一直被唯心化地理解为单纯的道德内省,而实际上,与《中庸》的"显微无间"、《大学》的"诚中形外"的解读一致,"慎独"的真旨乃是生命的"合内外之道"。在集"慎独"说之大成的刘宗周那里,通过回归大易的"内生外成"思想,"慎独"的"合内外之道"被得以最终证成,并意味着一种业已本体化和体用兼备的中国工夫的真正诞生。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的曾国藩通过"慎独"所取得的"内圣"与"外王"兼举并隆的人生成就,为"慎独"的"合内外之道"提供了坚实有力的验证,也见证了看似形下的"慎独"工夫所内蕴的超越历史时空的形上之无穷和永恒。     

“国民之母”:三四十年代战争叙事中的母亲角色再造

晚清提出的"国民话语"初步建立了母亲与民族国家的关联,这种关联在三四十年代战争叙事中的母亲身上得以突显。母亲们通过道德辨识和道德实践,与自己的敌人和亲人建立起超血缘的政治伦理关系。母亲国族化的角色再造过程,实是去伦理化的伦理化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泛道德化倾向。依靠母亲角色塑造道德主体,是女性进入民族主义的重要方式,也是民族主义主要的生产方式。     

“以西释中”衡论

作为解释方法的"以西释中"近年来广受质疑,甚至出现了一股盲目排斥西方哲学的极端观点。尽管"以西释中"的实践的确导致了需要认真关切的问题,比如"垄断中国哲学话语"、"对中国哲学的伤害"等,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与处理也应该置于学术层面加以讨论。检视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演进可以说,"以西释中"不仅是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实践,而且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进展,并使中国哲学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得到了提升。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作为解释方法的"以西释中"所导致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缘于应用主体的学术素养与价值立场,另一方面缘于我们并未正确、深刻理解文本的性质以及被理解文本与解释实践的复杂关系。而基于这种认识的形成,"以西释中"仍然是中国哲学更新、完善自己的基本途径之一。     

船山“知言”论及其彰显的“知人”智慧

正如何理解人们的言论进而更好地去认识人,是中国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均有所探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船山在继承儒家"言道"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言与行、言与道等的认识,特别是品评历史人物,探讨知行关系所形成的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较为全面地阐释了自己的"知言"论亦即如何去理解把握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论及其内在精神实质的理论。     

文学的历史观与“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回归的既不是旧的历史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一些成分,力图把传统历史观与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观既注重对"文本"的认识,又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与透辟分析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它倾心的是"大历史"中"小历史"的存在状况,是以一种"边缘化"的策略将历史带入文学,或者说是一种以"微观政治"取代"宏观政治"的理论方法和叙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