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美国对外援助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迫于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压力,需要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下滑,国际收支平衡危机频仍,面对国内尤其是国会的反对,无法获得太多的援助拨款。针对这一状况,肯尼迪政府调整其对外援助政策:一方面将援助类型从以军事援助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援助为主,确立了经济援助,特别是发展援助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提出援助负担分担政策,要求西欧及日本等盟国分担援助负担。这些调整使得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开始走向制度化,并为以后美国政府以及国际援助体系的对外援助政策确立了基本框架和行动指南。     

中国开展对外援助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提供对外援助已有六十多年历史,对外援助总额巨大、援助方式多样、援助对象广泛。在实施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一直注重于人道主义和外交方面的考虑。应当适当调整援助政策,将对外援助与经济合作相结合,实现互利共赢。由于国际经济地位的转变使得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存在过高期待,求中国承担更多的援助义务。但从性质上而言,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一种基于自愿、立足于平等的发展中国家闻的舍作型援助,援助并非中国的国际义务,提供对外援助以不妨碍中国自身发展为前提。实施对外援助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和经济合作,也有利于彰显大国地位、加强国际经济话语权,同时是实现共同发展的需。     

发展观影响下的国际教育援助及其发展特点

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受发展观的影响。迄今为止,发展观的演变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社会发展 观、综合发展观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几个阶段。在不同发展观的影响下,国际教育援助也体现出不同的关 注重点和援助战略。此外,受发展观演变的影响,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 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实现了从“硬件支持”到“软件建设”的转型;援助的方式从“项目援助”转向“部门援助”和 “计划援助”。     

知识合作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作用

近年来,援助双方的合作方式开始从资金合作为主逐步转向资金合作与知识合作并重。目前,知识合作主要以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为主导,但南南知识合作作为一个重要补充,其重要性在不断显现。本文首先给出了知识合作的定义、内容和方式;接着,选取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南南知识合作三种形式分析了国际社会的知识合作实践;最后,结合中国的知识合作实践,针对中国如何在对外发展援助中开展知识合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日本外援重点转向的原因探析

自 2 0 0 0年以来 ,日本在大幅削减对华政府援助的同时 ,逐步将外援重点由中国转向印度。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对外政策调整导致外援方针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大的影响 ,但将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中国应对其中传递出的信息保持警觉     

中国对东盟国家国际援助的贸易效应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面临着外部“新殖民主义”的舆论偏见和内部的诸多误解。中国援助对中国与受援国的双边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国际援助通过深化双边关系间接促进双边贸易，遵循“对外援助—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的影响路径，随着援助合作方的增加，中国援助的贸易效应也随之增加。因此，政府应从国际援助与贸易、海外投资的互动发展机制、基础设施国际援助与当地产业发展结合机制、国际援助与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等方面优化国际援助的策略，促进受援国产业的发展、就业率的提升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多维度扩大贸易效应，优化中国国际援助的效果。     

刘鸿生与徐州煤矿

企业家与企业的关系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20世纪30年代,刘鸿生组建华东煤矿公司,用企业家精神,解徐州煤矿之困于危难之中;抗战后,刘鸿生重掌矿山,以坚定灵活的策略,促徐州煤矿发展于战乱之后;刘鸿生引领徐州煤矿从低谷走向繁荣,继续从传统走向现代。同时,徐州煤矿促使刘鸿生与外资企业从“合作伙伴”转向“竞争劲敌”,加速其企业集团结构从“贸易”为主转向“生产”为主;徐州煤矿作为公司股份化、技术现代化、经营一体化、投资分散化等经营策略的实验场所,丰富了刘鸿生的经营理念。刘鸿生与徐州煤矿的互动关系展现了企业家同企业结合的重要性,为现实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日本与比利时财团在朝鲜关系的演变

日俄战前日本与比利时在朝鲜经济领域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日比经济合作的构想,源于日本为解决资本输出中资金短缺的矛盾、比利时为开拓东亚资本输出市场的要求;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由“南进”转变为“北进”,比利时依附于俄法集团,确定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极限,促成两国走向对抗;朝鲜虽想利用“均势”原则处理对外关系,但未能左右日比关系的发展趋向;日比关系的演变,昭示了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中小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新援助格局下中国对非洲援助实践的改革路径：美国经验

随着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急速扩大,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新兴”援助提供者,对外援助政策制定与管理实施的规范化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新议题。美国长期以来是对非洲实施援助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援助政策的演变伴随着严格的法案与协定的更替,确保了援助宏观层面政策与制度的延续性。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千年挑战公司”是美国对非援助的核心机构,保障了微观层面援助项目实施过程与效果评估的科学性与透明性。中国在对非援助上具备自身的策略特点与条件优势,但在规范管理方面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在未来的对非援助中应逐步推动援助的制度化、科学化、透明化、多边合作化。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视觉表征及其实现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基于图像(主要包括图片和视频)的视觉媒介彰显其独特的传播价值,文化研究视域中的“图像时代”与“图像转向”暗示着图像与文化传播之间的潜在聚能与张力.在跨文化传播视觉媒介转向的当代语境中,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视觉表征开始了初步的实践探索,并努力在价值提炼、编码方式、表征实现等方面寻求从粗放形态走向精致化视觉设计的技巧与策略.     

俄罗斯强势复兴中的策略变化

近年,俄罗斯呈现出强势复兴的势头。从国家复兴的大局出发,俄罗斯在对外的某些领域悄然调整政策,表现为：俄罗斯在独联体范围内不再“垄断一切”,但要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不再硬性禁止独联体国家加入北约;承认独联体的严重弊端,主张改革独联体机制;“能源换安全”成为构建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新模式。从俄罗斯国家复兴的宏观大局角度看,它调整独联体政策是对外战略中的一个策略变化。     

柏拉图的“洞穴喻”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洞穴喻”的哲学寓言。这是一个关于人从黑暗走向光明 ,从无知走向有知 ,从被遗弃状态走向被拯救状态的神话。它最形象地表达了柏拉图的哲学理想 :“光源”是理念论的终极实在 ;“灵魂转向”是理念论的基本原理。柏拉图为西方思想精心设计了一个“光源隐喻” ,它是对光明的一种理解 ,是理性自主独立的凯歌 ,其核心是对“永恒在者”的“光源化”。西方现代文明之“根”一直可以回溯到柏拉图的这个最基本的哲学寓言。     

美国的遏制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论纲

冷战时代 ,美国政府利用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遏制政策。其演变趋势主要表现在 :打击对象从苏联转向中国、复归于苏联 ;从禁运战略物资为主转向限制高新技术转让 ;从把经济、军事援助与贸易管制直接联系起来转变成为进口制裁与贸易管制相结合 ;从阻碍苏联集团国家战争潜力的增长转变成为改变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 ;“差别”政策乃是其分化苏联集团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美国冷战战略左右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走向 ,西方国家的动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美国冷战战略的调整和变迁。     

新世纪高校办学理念的转变

新世纪高校地位和职能的变化,带来了其办学理念的变化.育人理念的转变着重于提升教师的育人思想,强化"导"的意识,实施创新教育;科研理念的转变主要表现为高校科研更加与社会需要相结合,与培养人才相结合,更加重视合作;学习理念的转变则体现在终身学习和创造性学习观念的确立.     

中国对外合作机制的身份认同功能:以澜湄合作机制为例的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谋求与世界各国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关系,在积极参与已有国际机制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以中国作为主导国的对外合作机制。中国对外合作机制实践着在增信释疑中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身份认同功能,这主要通过三个层面展现出来:搭建对话沟通的平台,推动中国理念转变为机制的共识性原则;设置议程,推动机制的共识性原则转变为合作规范;签订合作协议,在积极履行责任中确立中国的国际合作者身份。     

美国“1951年共同安全法”的制定

1951年10月,美国制定了一项重要的援外立法:“1951年共同安全法”。“1951年共同安全法”规定,美国在1952年财政年度内将向世界各个地区的“友好国家”提供七十四亿八千三百万美元的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以增强自由世界的共同安全”,“开发它们[受援国]的资源”,“从而维护美国的安全并推进其对外政策”(见下表)。该法同时决定,撤销管理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合作署,设立隶属于总统的共同安全署,统一主管美国的对外援助事宜。艾夫里尔·哈里曼被杜鲁门任命为共同安全署署长。具体列表如下:     

“后小康时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调整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

我国现行生存型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无法顺应“后小康时代”农村贫困形式变化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无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后小康时代”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向积极和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转变：价值理念上,从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向积极主动的事前预防;制度目标上,由满足贫困群体低层次需求转向兼顾高层次需求;救助主体上,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参与;救助对象上,从政策受益者向政策边缘人延伸;救助方式上,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救助体系上,由“碎片化”到“整体化”。转变。     

欧盟发展合作政策协调性特征研究

发展合作政策是欧盟重要的对外政策工具,具有欧洲一体化的深刻烙印。欧洲一体化的基本理念、欧盟独特的超国家行为体性质、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等因素决定了欧盟发展合作政策具有很强的协调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欧盟发展合作政策与欧盟其他相关内外政策之间的协调;欧盟与成员国在发展合作领域的政策协调;欧盟与其他国际援助方之间的协调。这种协调性特征对欧盟发展合作政策的形成、国际发展合作趋势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中国援外政策有着重要启示。     

高校开放办学的价值、内涵与策略

开放办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高校内涵建设的必然选择。开放办学核心在于区域协同和国际合作,关键在于开放理念的树立以及机制和平台的构建。开放办学在“一体两翼”的框架下,要坚持遵循从被动服务走向主动合作,从配合研究走向协同创新,从单边合作走向双边互惠,从容纳吸收走向交流融合的行动策略。     

中国对非援助的实践经验与面临的挑战

文章通过对中国对外援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沿革的回顾,说明中国对非援助的发展脉络与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历史沿革紧密相连,援外实践也在过去50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展干预为特点的支持性援助体系,为有效帮助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的模式。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发展援助方式的变化,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在形式、援外管理体系以及与西方社会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合作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