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魂魄说和地狱观——兼论其一元世界观

受到佛教、天主教魂魄和地狱观念之影响,黄宗羲对魂魄和地狱进行了一番重新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他将魂魄说和地狱说纳入了他的“气”一元论体系中,要在儒家思想范围内将其消化。但这导致了其一元世界观的矛盾和局限。     

黄宗羲的“天”之辨

在考察黄宗羲关于＂天＂的概念时,我们会发现他提到了两种＂天＂的概念：一是他认为＂天＂即＂气＂,是万物的始源;一是他认为＂天＂即＂理＂,是万物的主宰。这两种概念是不冲突的,毋宁说是互补的。无论是＂气＂之天还是＂理＂之天,终归是一天。＂理＂之天不过是＂气＂之天的一项重要功能的体现。而这就展示了东方哲学的独特逻辑,即部分与整体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论黄宗羲“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思想的形成

黄宗羲的心学思想在其成熟过程中,受到同为蕺山后学的陈确、董吴仲、恽仲升等人的影响,其中又以陈确思想的影响最为关键.在陈确思想的影响 下,黄宗羲逐步放弃了他在早期著作《子刘子行状》中所坚持的本体即是“未发之中”的观点,而将关注的视线由先天的本体释读转移到后天的工夫落实上,并最终于《明儒学案·自序》中提出了以“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为思想宗旨的心学观点.在这种转变中,源自时代的思想压力与陈确思想的启发,是黄宗羲得出这一结论的两大原因.     

黄宗羲“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浅析

黄宗羲“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命题,与阳明心学关于本体与工夫的讨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该命题有两个理论特色：一是体现了“实学”倾向,二是含有主张个性的思想倾向。     

黄宗羲的“君主论”对戊戌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首先剥去君主“神”的外壳,还原出其“人”的面目,再剥离君主“人”的假面具,显露出其“贼”的形象,进而形成了抑君的思想。从政治话语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维新派思想家对黄宗羲“君主论”思想的继承。     

天道与经世——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

明清之际“天学”思潮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源头,分别是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黄宗羲《破邪论》主要是针对前者所引发的明清之际“敬天”思潮而撰写的理论辨析著作。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黄氏文本放置于天主教思想背景中讨论,造成许多误解。《破邪论》对昊天上帝、魂魄与精神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展示了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即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这种新思想代表了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由此摆脱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在真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     

康德的上帝观论析

康德的上帝观乃是对实践理性中道德公设的回应,是绝对律令得以实现的最后保证,它是一种逻辑的结果,而非理论的前后不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上帝观是一致的,他的宗教观有助于我们思考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类似问题。     

黄宗羲的本体功夫论

黄宗羲是上宗王阳明 ,并以其师刘宗周为中介 ,着重对本体系统的本体功夫论加以综合 ,而且在此基础上 ,去融合本体功夫论的观点 ,从而提出自己的本体功夫论的     

论黄宗羲诗歌的艺术风格

学术界对黄宗羲的社会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成果丰硕的研究,但对黄宗羲文学创作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特别是对他诗歌艺术的评论则更少。黄宗羲的诗歌内容丰富,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本文通过对黄宗羲的文学理论及黄宗羲诗歌的美感特质进行分析,着重就黄宗羲诗歌艺术在反映历史真实时所表现出来的沉郁而冷峻的史诗风格、在反映时代精神时所表现出来的压抑而悲壮的崇高风格、在反映乡土亲情时所表现出来的素朴而真挚的感伤风格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更深入地发掘黄诗所特有的艺术风采,拓宽对黄宗羲诗歌美学思想的研究视野。     

论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理论的区别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赋予了"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很高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发展的顶峰。然而,与西方的民主理论相比,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在"谁之主权"、"谁之法律"以及"民主议事机构的设置"三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与现代民主理论有着根本区别。     

冰心的上帝观

论及冰心的作品,人们多谈论其“母爱”“自然”,却对其基督教观念颇多争议。事实上,冰心的基督教观念,尤其是其爱的、创造者的上帝观是她“母爱”和“自然”观念的终极依据,忽略了这一点,也就难以深刻领会冰心作品中巨大的激情和力量。     

黄宗羲“守先待后”以任道

"守先待后"是儒者在"内圣"、"外王"之外的又一任道方式。黄宗羲生活于明清丧乱之际,特殊的历史政治环境及其自身的出处持守使得他在当时不可能直接以"外王"为志,然而儒家道统包含的历史观念使他相信必有"治世"到来,所以他著书为将来写下"为治大法"。黄氏"守先待后"还表现在表彰先贤、记录历史、保留文献以不致使先人埋没等方面。     

黄宗羲的“治法”思想再研究

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不是荀子“有治人无治法”的反命题,也不能归入法家阵线成为“以法治国”的新发展。他为自己所期待的“明主”开列的“为治大法”,以“法先王”为基本思路,集历代批判主义思想之大成,但未臻民主启蒙思想之境。     

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比较

将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比较,可加深对黄宗羲“至情”说的理解。黄宗羲“至情”说扎根于性情之辨。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之同在于以“真”为内核,以“灵”为外观,以“神”为桥梁。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之异则体现于时代背景、哲学本体、风格追求三方面。     

天主教的生命观——以堕胎问题为中心

堕胎问题在近现代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受到天主教的密切关注与积极回应。自上个世纪以来,堕胎问题开始从社会各种问题中凸显出来,并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广泛持久的争论是其基本特征,焦点则是胎儿的＂人性＂问题,由此而有的神学、哲学、伦理学等研究进路将这一问题推向空前的深度与广度。天主教基于其特有的生命关怀及神学哲学进路,在面对堕胎问题时,表现出强烈的超越性色彩,成为了全球关注堕胎问题的超越性构成力量。     

黄宗羲的“人”之辨

黄宗羲关于“人”的概念极为繁复,经过初步探究,笔者将黄氏“人”之观念归纳为三个方面：人是心性合一之人;人乃万物之灵;人只有一性——性善。这三方面内容都体现了其理论基础——“气”一元论。     

黄宗羲“工夫即本体”浅析

“工夫即本体”这一命题是黄宗羲本人对哲学与学术思想史的总结;又是对王阳明“心即理”的阐发。它贯穿了黄宗羲对宋元明整个学术思想史的诠释,蕴涵着他的学术思想史诠释观。     

上帝的“误读”与“悟读”——上帝“演变”所透视的生命内涵

“上帝”原本是基督教的信仰核心,但是,随着文化的交流和认识的深化,上帝越来越普遍地受重视,它不仅走出了单一的基督教含义,而且体现了人类自我认识的发展历程,蕴含了人生和生命的成长历程。文章从上帝概念的演变和发展这一维度来探讨其所透示的生命内涵及其意义。     

论黄宗羲对康熙朝官修《明史》的贡献

明亡后,黄宗羲与许多晚明大儒一样,秉持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但出于对故国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清朝官修《明史》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他不仅同意弟子万斯同、万言和儿子黄百家参与官修明史,而且主动提供修史的意见和建议,充当局外顾问,提供资助修史的资料,甚至撰写某些篇目以供参考,对官修《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而不同的“上帝”——笛卡尔和牛顿的宇宙论中的“上帝”比较

本文重在分析比较笛卡尔和牛顿的宇宙论思想中的“上帝”的不同。同为17世纪的天才,笛卡尔和牛顿不仅在数学领域、物理学领域镌刻了自己不朽的名字,而且在自然哲学方面,亦形成了各自的有影响的宇宙论思想。在有神论的17世纪,笛卡尔和牛顿的宇宙论思想中,二者都悬设了上帝的“在场”。但是,二者所悬设的上帝在其理论体系中却又是不同的“在场”,这种不同更是反映了宗教与科学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