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及其当代意义

法律叙事的文学化广泛存在于本土法律话语体系之中,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文学叙事方式与德治教化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的重要话语特色。从源头而言,《诗经》的结集本身就具备法则性的功能指向,汉代“以《诗》为法”确定了《诗经》的法源地位。“哀矜”与“仁”“恕”的结合,完成了“诗性叙事”情感因素的伦理化转换,情感与修辞成为法律教化功能实施的重要手段。随着叙事文学的不断发展,案例和判词中的“故事叙事”取代“诗性叙事”成为更显著的叙事方式,甚至成为传统社会民众接受法律的重要途径。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并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新的启示。     

《活着》的叙事美学追求

《活着》不但意蕴丰沛,而且在叙事美学方面,亦提供了一种范式.《活着》具有典型的双重叙事结构,不仅产生了两个叙事者,还由此引入文本的叙事视角和故事的叙事视角,这就使得“我”和“富贵”在互为“他者”中,以“我”的“串场”的形式进行了视角的转换,在让文本得到“冷处理”的同时,也使故事的悲伤经过“时间”的淡化;小说还有独特的故事情节,不论在文本的叙述,还是故事的叙述,以及人物的情感方面都遵循一种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状态,使小说的叙述张弛有度;此外,作者采用交错的叙事时间,使得叙事顺序和叙事时距及叙事频率恰到好处地安排在小说之中,达到一种非凡的叙事美学效果.     

修辞性叙事理论框架中的交流模式研究

交流模式是指在作者、读者互动前提下进行文本分析,特别强调文本的意义如何通过某种方式传递给读者。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和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是修辞性叙事理论框架中交流模式转变的代表性著作。本文以这两部著作为理论基础,着重于费伦对布斯的继承与超越,探讨在修辞性叙事理论框架中文本交流模式是如何由作者本体论到作者、文本、读者循环互动推进的,通过文本交流模式发展轨迹和完善过程的描述,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叙事理论的优势和特长,而且使我们认识到,叙事理论的修辞性转向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它为小说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提供了更为开放的空间。     

春秋笔法: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春秋笔法与小说叙事(下)

古代小说评点家归纳出许多小说叙事技巧,但“春秋笔法”是中国古代小说最基本的叙事手法。《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的笔法与小说叙事技巧异曲而同工,依次表现为露珠映日一叶知秋,草蛇灰线绵针泥刺,曲笔回护褒贬有度,明镜照物妍媸毕露。总体特征是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即“春秋笔法”之尚简用晦而意含褒贬。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其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万历十五年》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万历十五年》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万历十五年》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所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我们只要翻阅其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同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中所给出的隐喻,即对20世纪70年代治国方略的启示,也因时过境迁产生了当下阅读语境与文本隐喻思想的疏离。     

《铸剑》的叙事结构及修辞策略

鲁迅小说《铸剑》在文本内部表现出鲜明的读者意识,它将故事表面的通俗生动与深刻的思想意蕴有机融合,故事结构逐步递进,复仇意旨渐趋强化,但结尾处陡然一转,复仇的意义颓然瓦解。同时,小说始终贯穿着看与被看这一源自电影叙事的修辞,文本的意义在更为丰富的层面展示给读者。     

对知识分子命运和地位的重新审视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叙事指向比较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两个在性爱叙事上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典型文本。其故事、情景、行动元及语境方面的趋同与相异比较,使我们看到了叙事文学中浅表叙事层面后的深层叙事,尤其见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对知识分子本质的思考这一过去从未被论者关注的话题。研究这一叙事指向特点不仅对文本分析亦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探寻产生了意义。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事结构及功能

叙事结构具有超越文字的意义。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独具匠心的结构安排,体现了该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是叙事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叙事佳作。该部小说采用叙述分层的方式建构文本,富有技巧地展现了整个故事。在叙事时间的安排上,该小说遵循季节的循环,同时又调整时间的速度和顺序,带有现代小说的非线形发展的特征。另外,小说中空间上“东部”与“西部”、“东卵”与“西卵”、“纽约”与“灰堆”的对立构成超越地理意义的隐喻,揭示和深化了主题。     

从《金瓶梅》的叙事时间看作者的生命意识

综括古今中外的小说作品，无论是传统的一维性的直线式叙事，还是现代的切割时间、错综颠倒的自由式叙事，时间因素都扮演着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这种时间因素的“戏剧性”利用，即显示出小说的叙事时间的艺术变化，它是指小说的叙述者根据一定意图串联故事各部分内容时所表现出来的或先或后的顺序，它构成了小说结构的基础，成为小说情节赖以生长的土壤。作家将它直接诉诸读者，读者则根据它的线索追踪情节的发展，考察人物的转变，探究故事发展的时代背景，并以此为依据弄清作品的内在意蕴。因而，准确的叙事时间，不…     

论《神曲》叙事模式的转变

但丁的《神曲》打破了西方长篇叙事文学的叙事模式 ,用诙谐喜剧形式反史诗和悲剧 ,反英雄而写普通人 ,打破完整故事的叙述而采用分门别类的叙事方式 ,叙事结构由外向内转 ,叙事角度由全知视角转向第一人称内焦点叙事视角     

唐赋叙事与修辞

从中国文学史叙事与抒情两大传统角度考察,唐赋似乎应归属抒情传统.然而,唐赋又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唐赋,特别是唐律赋,以辞藻华美著称,修辞在唐赋叙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修辞本身与叙事有着密切关系.从“叙事如何运作”的层面看唐赋赋前小序,作为赋的副文本,或为纪事,或如寓言,几乎都是有助于赋之主题阐释理解的叙事文章.而唐赋作家又往往运用丰富多样的修辞技巧来叙事,从而在赋的修辞与叙事之间建立起一条紧密相连的通道.     

从集体化叙事到个人化叙事——《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叙事模式比较论

《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所采用的不同叙事方式体现了农村题材现实主义小说在“十七年”和“新时期”从集体化叙事到个人化叙事的转变。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文本结构的安排、“家”意象的讲述来看这一变迁,可以窥见“十七年”到“新时期”对于农村题材现实主义小说讲述方式的不同。     

哲理与文学——论卢梭《爱弥儿》中的小说书写策略

《爱弥儿》是法国启蒙哲人卢梭的代表性哲理作品,被誉为一部“教育小说”,它融合了理论论述与小说叙事两种书写策略,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论述拖出叙事,叙事承载论述的动态互动模式。在此模式中,小说叙事始终服务于哲理的阐发与接受,实现了修辞意义上“劝说”的功能性运用。一方面,小说叙事通过演绎抽象的理论论述,用故事对理论观点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小说叙事将文学想象与虚构内嵌在文本的整体性中,从整体上提升了哲理作品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并借此在读者接受上发挥优势。由此,通过分析《爱弥儿》中独特的小说叙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启蒙时代哲理与文学之间的交互关系,为重估文学在启蒙中的重要价值提供一个新视角。     

从叙事作为修辞来看叙事与小说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叙事本质的探讨 ,来展开对叙事与小说关系的论述 ,认为叙事虽然已经取得了广泛普遍的哲学意义 ,但是它最好的体现还是在小说文本中 ,叙事与小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 ,由于叙事与小说之间的复杂关系 ,使得叙事作为修辞成为了可能。     

古典小说叙事的时空意识

本文探讨古典小说叙事的时间和空间特点。提出《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真实的历史时间里讲述似史非史的故事,把“历史性”当作小说叙事的最高目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以春夏秋冬的自然时间作为小说故事的时间框架。古典小说叙事的历史时间和自然时间带规律性的现象是都呈现出时间循环的特点,表现出浓重的悲剧意识。在空间观念上,讲史小说以地域空间作为小说叙事的空间结构,反映了古代中国重视土地社稷江山的中华意识和霸业意识。人情小说以园林空间作为小说叙事空间的构架,追求一种园林艺趣     

新世纪小说影像化修辞设置

新世纪小说叙述的"影像化"意味,主要来自独特的影像化修辞设置,本文以《天鹅绒》、《望着你》、《陆犯焉识》等为例,分析新世纪小说各类影像性修辞设置在文本中的配合;探讨相对于其他非影像性文本,所表现出的"叙述的场面化"、"人物对话的叙事化"的总体特点。这些影像化修辞设置营造了新世纪小说独特的叙事效果。     

后殖民语境、文化身份与中国古典叙事小说翻译

在后殖民语境下,如何保持和传承传统文化以及坚持怎样的文化身份立场成为中国古典叙事小说翻译关注的焦点。从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西厢记》的翻译传播实践看,针对古典叙事文学的具体特征,翻译中的身份立场与具体翻译策略问题值得重视,古典叙事小说的翻译应当遵循适度、多元性原则和采取多种翻译策略糅合并取的方法。     

唐代占梦小说与《汲冢琐语》的关系

唐代占梦小说导源于古代的占梦术和占梦小说故事。唐代占梦小说分为占梦小说、梦告小说和感应小说。战国时期《汲冢琐语》是一部“古今纪异之祖”、“古今小说之祖”的作品,记叙梦验是其重要內容之一。作品所描写的离奇古怪的梦象、穿凿附会的占辞和梦验,构成了占梦小说最初的内容。唐代占梦小说多半袭取了这一类故事的占梦內容和叙事结构。通过对这两者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唐代占梦小说导源于《汲冢琐语》一书,《琐语》是唐代占梦小说的雏形。而这种观点是对现有梦文学史研究只把诗歌、诸子散文、史传等看做梦文学起源的观点的补充。     

论《所罗门之歌》中的自由与回归主题

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从小说的类型或体裁上可以归为“奴隶叙事小说”或“奴隶叙事文学”。本文将分析和研究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奴隶获得自由和文化回归这一主题     

杨朔诗化散文的内核:小说化叙事

杨朔诗化散文多由人物和故事组成,叙述时一波三折,很注重细节的精细描述,并对内容和叙述方式作虚构性处理,是小说化的叙事话语;其结构形式也与内容的话语叙事相适应,成为情节性发展散文结构,成为形式化的内容,具有独立的形式审美性。这一切表明杨朔诗化散文的内核是小说化的叙事,它的单位意象也揭示了这一点。同时,杨朔散文"诗意"的产生也与其小说化叙事以及单位意象的指称意义转换有关。要说明的是,杨朔散文的小说化叙事,正是对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散文文体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