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溯源—论北洋西学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的创建

中国近代教育最早出现于18世纪40年代,它是由外国教会举办的一些学堂,其中有些学堂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大学,但这些大学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当局和民众对于国家独立、民族自强的发展愿望.直至19世纪90年代,中国逐渐出现了北洋西学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产生了中国近代大、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系统学制.这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划时代的创举.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先导--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近代法学教育肇始于清朝末年，为满足改良政治、立宪修宪的需要，经过政府的推动和社会的响应，清末法学教育开办之初便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作为第一批政府办学，为近代的法学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近代福州电报学堂探略

清朝政府在引入电报时,曾创建了一系列电报学堂,其中以福州电报学堂为滥觞。该学堂在近代中国的教育转型中所具有的示范意义不容忽视。从办学动机看,福州电报学堂是清朝疆臣“权自我操”理念之产物,透视出的是近代国人的强烈主权意识。从教学运行看,该学堂属临时性质,无论是教学内容抑或教学手段,皆具有较强的近代性,与中国传统教育大有区别。从教学效果看,该学堂培养出的中国首批电报技术人员,为日后中国电报建设尤其是台湾地区的电报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成功移植西式近代工程技术学校的先驱之一。     

福建船政学堂历史地位新探

1866年清廷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学堂,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许多奇迹。她是中国近代第一所与国际接轨的、首创留学生教育制度的、产学一体多元结合的高等院校,是中国近代科技和海军的摇篮,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是近代西方先进教育模式中国化的典范。     

创办近代中国铁路高等学堂的实践评析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清政府创办了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南洋公学、邮传部铁路管理传习所等一批铁路学堂,为近代中国铁路事业培养了不少建设人才,有力地促进了铁路建设事业的发展。虽在办学过程中面临缺乏统一管理、师资短缺、经费紧绌、生源不足、战争动乱等困境,办学条件艰苦,但培养出的铁路建设人才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近代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从而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湖南时务学堂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

湖南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堂,也是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在教育宗旨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结合起来。在教育方法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时务学堂兼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长的特点,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探索。     

陕西法政学堂与近代中国西部的法学高等教育

陕西法政学堂是近代中国西部成立较早,西北成立最早的法学高等教育机构。陕西法政学堂的成立标志着近代陕西法政教育的开端和中国西北地区法学高等教育的起步。陕西法政学堂成立后,尽管多次停办或改并,但是它对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深刻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陕西法政学堂不仅培养了近代陕西最早的一批地方官吏和法、政人才,而且为西北大学的法律与政治学科奠定了基础,为解放后西北地区法学教育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从书院到学堂的三重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书院改制,使以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被近代学堂所取代。从书院到学堂,这不仅仅有教育机构名称的更替,也包括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内部各要素的近代转化,还包括了从传统松散的、与科举分途的教育组织机构到建立合科举为一途的近代国家教育系统的三重变化。     

湖北矿化学堂始末考

湖北矿化学堂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第一所近代官办新式学堂，也是全国第一所矿学专门学堂，其开办计划最早缘于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对盛宣怀在山东烟台筹办“矿学学堂”之构想的积极响应，此后曾一度尝试在广东开办此类学科，并最终在移督湖北之后，在他所筹设的汉阳铁厂内成功开办。由于当时湖北地区近代新式教育基础薄弱、经费与师资匮乏等原因，矿化学堂开办数年后成效甚微，最终并入自强学堂。其短暂历史可反映出洋务教育注重实用技术、忽视普通教育的基本特征，以及张之洞对西学的认识反复多变，在人事任用方面亦是有得有失。尽管湖北矿化学堂存在诸多缺陷，而且只是昙花一现，但其作为中国近代矿学专门教育以及湖北近代官办新式教育(尤其是实业教育)历史先驱的开拓意义仍然是不容否认的。     

论洋务学堂中工业科技教育的弥散性

通过认真梳理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洋务工业技术学堂,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学堂和外国语学堂中也广泛开展了近代工业科技教育,工业科技教育在各类洋务学堂中呈弥散性分布状态。这种弥散性使洋务教育在中国社会的工业生产、教育乃至思想、政治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对我们重新认识洋务运动相关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学校经营:传统学校管理的变革

学校经营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指学校借鉴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以学校资源多层次优化配置、整合为基本途径,以提供各种较好满足市场需求的教育服务为主要方式的实践活动。它对于促进学校管理创新,提高学校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实施学校经营,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根据市场需要和学校特点确定经营领域,提升校长的职业素质。     

公立学校选择与私立学校选择——试析美国现行择校政策

"择校"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其现行政策主要有开放入学、特许学校、教育券、教育税减免、家庭学校教育等表现形式.上述择校政策大致可分为公立学校选择和私立学校选择两大类.美国国内对私立学校选择的质疑远远大于对公立学校选择的质疑;公立学校选择实施的范围和力度也远远大于私立学校选择.总的来说,由于择校政策推行的范围和力度相当有限,其是非得失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与确证.     

“京派”“海派”“谪京派”之争考辨

1934年前后发生的"京海之争",是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论争之一。此次论争看起来热闹非凡、涉及面广,实际上参与论战的各方立场皆有不同,他们对于"京派""海派"的定义可谓言人人殊,意见并不统一。然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对"京派""海派"概念的界定及其成员的划分多沿用在1930年代论争之初就模糊不清的说法,以致众说纷纭,甚而有盲目扩大各派阵营、夸大其对立之势。细析萧乾的原文,"谪京派"极可能是"嫡京派"一词之误排,故与"谪京派"相关的论说不能成立。     

方法论: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比较分析

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之争一直都是热点话题。本文试图以哲学层面上的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两种思潮的分歧为基础,分析比较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不同偏向,以及这种偏向产生的根源、后果和发展趋向。     

论在校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的法律责任

在校未成年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应包括教育活动、教学设施、学生间事故和第三方致害事故等。学校承担的赔偿责任是一种法定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责任,其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是“未尽职责范围的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其免责事由主要指“外来原因”。我国《民法通则意见》第16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两个条款,显得过于原则和简单。     

阳明学派与公安派

公安派从阳明及其后学那里得到了理论的滋育 ,主要表现在万物一体论对公安派文论及主体性精神的贯注 ;心本体论对于性灵说的启迪 ;崇尚“狂者”与公安派的“英特” ;不虑而知 ,不学而能与公安派的师心不师古等四个方面。     

湘乡派之得名始末及其与桐城派之关系追述

湘乡派是以曾国藩为盟主,曾门四大弟子为核心骨干,曾氏幕府宾僚以及众多湖湘文人为羽翼的晚清一大古文流派。湘乡派正式有古文派别之称,似始见于李详之《论桐城派》一文。围绕曾国藩是否开创湘乡派,一种看法倾向其为桐城派之旁系别支,一种观点主张其为摆脱桐城笼罩而发展的独立文派。     

朱子学派道统思想与湖湘学派的关系

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道统”一词是南宋朱熹首次提出来的,实际上“道统”一词在唐代初期就已经出现。朱熹及其弟子对道统论影响力的扩大和道统体系的定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朱熹及其弟子的道统思想源自湖湘学派。对湘学开创者周敦颐历史地位的衡定,胡宏首发其论,张栻继承其说,影响到朱熹及其弟子,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周敦颐接续儒家千年不传道统的地位得以确定。     

"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

从发生学的角度,《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学界“新学”、“王学”互指现象提出质疑,但也存在偏重官学形式而将两者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从王学官学化、“新学”概念的由来、内涵及宋人态度等看来,王学与新学在历史上分别与两种“新学”概念相联系:一是见于史料、立于学宫、主要包括《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虽然这两种“新学”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被合一,但在具体的思想研究当中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学派研究的意义与《泰州学派新论》评述

学派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更深透、更清晰地把握学术的发展变化过程、特征所在以及一些基本规律。季芳桐新著《泰州学派新论》之值得学派研究者借鉴者有三,即整体把握、重视体验、意在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