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百年文论——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问题

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由古典文论的传统的“诗文评”学术范型向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转换的历史,是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由“诗文评”旧范型脱胎出来,萌生、成形、变化、发展的历史;应该紧紧盯住近百年来从古典文论到现代文艺学的历史发展中学术范型转换这个最显著的特点。这百余年的历史,有两个时段变化最大、发展最快、最为耀眼因而给我们感触最深,一是最初那二三十年,一是最末这20来年;而中间几十年则略微平缓和单调了一点。百年历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要发展文艺学,必须不封闭,多元化。     

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

翻译标准历来被视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国内外翻译家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标准或原则,但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争论颇多。一、对“信达雅”标准的评价在我国,关于翻译的标准,最有影响的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如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     

译文三合：义、体、气--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中国的翻译学传统本质上是一个文章学的传统。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对译者提出了要求。“信达雅”的实质就是传统文章学要求的“德学才”。“译文三合义体气”是对“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继承和发展,同样也从文章学的角度,对翻译过程和译文质量的检验提出了更具体、可操作的要求。“义”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意义上的契合,“体”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文体和形式上的契合,“气”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气势和文章内脉上的契合。“信达雅”是译者条件“,义体气”既是翻译原则,又是翻译标准。     

论翻译文学批评———特殊性、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

翻译文学批评对于翻译文学来说,非常必要,但做起来非常困难。它与一般的文学批评有共通性,更有特殊性。它是跨越不同语言的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语言学批评的基础上。一般的文学批评可以“得意而忘言”,翻译文学批评却应该是“言意兼顾”,应该将语言学批评与关学批评结合起来;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为此,翻译文学批评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对我国翻译文学而言,“信达雅”是基本标准,“神似”、“化境”可以作为最高标准。在批评方式方法上,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批评,即译本比较批评,在翻译文学批评中是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式。     

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之可能性与必要性

与其他文学学科相比,文艺学是新时期以来变化最大、也最不稳定的学科,其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也常被提及,这导致新世纪文艺学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为此,笔者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文艺学专家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应是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从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的角度,认为回归文论的原创性,着重流派创新,是走出文艺学所遭困境的必由之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从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的建构出发,不追求通常意义上可与批评脱钩的普遍有效理论,明确提出建立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出来的兴辞诗学理论。笔者则认为,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经典文艺学,在接纳反本质主义方法论时,不应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要回到波普尔的理论原点;应当面对古代文论研究进行扩容。这些讨论提出了文艺学今后发展的一些思路和可能的建设方案,或有助于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

与其他文学学科相比,文艺学是新时期以来变化最大、也最不稳定的学科,其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也常被提及,这导致新世纪文艺学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为此,笔者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文艺学专家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应是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从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的角度,认为回归文论的原创性,着重流派创新,是走出文艺学所遭困境的必由之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从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的建构出发,不追求通常意义上可与批评脱钩的普遍有效理论,明确提出建立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出来的兴辞诗学理论。笔者则认为,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经典文艺学,在接纳反本质主义方法论时,不应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要回到波普尔的理论原点;应当面对古代文论研究进行扩容。这些讨论提出了文艺学今后发展的一些思路和可能的建设方案,或有助于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论翻译标准与“信达雅”

翻译标准是翻译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准绳,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文章通过对中外翻译标准的异同及"信达雅"内涵,指出了在中国翻译理论中,西方科学的理论不可少,"信达雅"这一国粹也不能丢,在今后的翻译实践中应遵循这个原则。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

与其他文学学科相比,文艺学是新时期以来变化最大、也最不稳定的学科,其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也常被提及,这导致新世纪文艺学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为此,笔者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文艺学专家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应是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从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的角度,认为回归文论的原创性,着重流派创新,是走出文艺学所遭困境的必由之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从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的建构出发,不追求通常意义上可与批评脱钩的普遍有效理论,明确提出建立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出来的兴辞诗学理论。笔者则认为,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经典文艺学,在接纳反本质主义方法论时,不应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要回到波普尔的理论原点;应当面对古代文论研究进行扩容。这些讨论提出了文艺学今后发展的一些思路和可能的建设方案,或有助于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经典文艺学与反本质主义

与其他文学学科相比,文艺学是新时期以来变化最大、也最不稳定的学科,其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也常被提及,这导致新世纪文艺学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为此,笔者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文艺学专家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应是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从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的角度,认为回归文论的原创性,着重流派创新,是走出文艺学所遭困境的必由之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从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的建构出发,不追求通常意义上可与批评脱钩的普遍有效理论,明确提出建立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出来的兴辞诗学理论。笔者则认为,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经典文艺学,在接纳反本质主义方法论时,不应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要回到波普尔的理论原点;应当面对古代文论研究进行扩容。这些讨论提出了文艺学今后发展的一些思路和可能的建设方案,或有助于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内向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双向对话--论建立传播学的翻译观

长久以来,翻译研究着重于“译”的方法,追求“信达雅”的境界,对翻译的“传”的研究未能给予充分重视。然而,翻译实质在于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活动。如果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翻译活动,我们就可以将翻译过程引入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从理论上解释翻译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为“直译”“意译”、“摘译”“改译”等译法寻找到理论依据。     

浅谈严复及其“信达雅”的影响

严复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他提出的“信达雅”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信达雅”是三位一体的有机体，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但“雅“字引起较多争议，褒之贬之，见仁见智。本文通过研究严复先生的生平经历、“信达雅”的提出来探讨严复先生及其翻译思想的影响。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中国古典散文中的意象隐喻翻译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是构成中国古典散文意境美不可或缺的要素。汉英两种语言在思维方式和民族审美心理及文化传统方面存在差异,由此导致的意象的隐喻翻译是古典散文之意境重构的难点。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的实质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在感知体验的基础上,用具体的、已知的、熟悉的事物来理解抽象的、未知的和不熟悉的事物。隐喻的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喻体“跨域映射”的过程。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指导,通过译例分析,探讨中国古典散文中意象隐喻翻译的技巧。     

艺术思维的想象特质——《文心雕龙》“神思”篇的再探讨

把《文心雕龙》中的“神思”看成“想象”和“构思”的观点,是我国古典文论研究中最为普遍和最为流行的观点,而把想象或构思作为艺术思维的全部内容,又是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对“神思”问题的简单化认定。我们认为,以现代文艺理论的方法解读古典文艺理论著作,消除古文论是古文论、现代文论是现代文论的“绝缘”现象,无疑是一种更有意义的努力。     

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可能向度——以文学批评家胡河清为例

面对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论的丰富资源,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鲜有原创性的进展,如何有效地摆脱这一困局?文学批评家胡河清给我们揭示了一种可能的研究向度:立足本土的文化传统,将中国文论的精神充分内化,使自己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回到事物本身",面对具体的创作实践,解决实际存在的理论问题;重返审美体验的文学批评,打通中西古今,建构有根柢、有灵性、有活力的文艺学.     

译遵信达雅 文循语逻修——谈信、达、雅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我国的翻译历史悠久,翻译理论也十分丰富。发展到近代,比较完整、系统而全面的、影响也最大的翻译理论,莫过于众所周知的“信、达、雅”翻译三标准了。这个理论是清末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借鉴前人的经验、总结本人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作为“译事楷模”明确提出来的。既是译事楷模,那就要“译遵信达雅”。而“文循语逻修”则既是他提出这翻译三标准的主要依据,又是他按这三条标准对译文提出应该达到的质量标准。也就是说,原文是语法准确、逻辑通顺、修辞文雅的,按翻译三标准的要求译出的译文也应该象原文那样,词汇语法准确、逻辑通顺、修辞文雅的,即“文循语逻修。”关于“信、达、雅”三     

研究与反思:“信达雅”翻译理论新辩

严复的"信达雅"译论是中国100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传统翻译理论,但在西方译论快速发展的今天却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和挑战,译界对其不同的认识虽有利于中国译论的丰富和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翻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对此,文章分析了多位学者对"信达雅"理论的研究情况,考证了"信达雅"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状况,进而结合严复的翻译思想和现代翻译理论,剖析了"信达雅"的原意和现意,指出了"信达雅"在当代翻译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风起云涌,并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空间。在诸多西方文论中,接受美学和翻译研究的关系非常紧密。将接受美学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引入翻译理论研究,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可行性与审美性,无疑是一种好办法。     

2012: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     

观照与转换：当代话语中的古代文论

古代文论是古典文艺学上的"此在",在今天有两种阐释,即观照和转换."观照"是以古释古,强调还原历史上显性的文论范畴或隐性的文论系统;"转换"则着重要求以古释今或释今参古,即用古代的文论,包括概念与范畴、思想与精神等来主导或辅佐今天的文学理论,目的是古为今用.从文学和文论载体、批评对象、文学批评观念、批评主体思想特质等因素来看,古代文论具有浓郁的自足性和自适性,这也是古代文论观照较易、转换较难的主要原因.     

认知隐喻理论视域下的诗歌意象翻译方法——以花意象为例

意象作为诗歌中的重要元素,其翻译历来是诗歌翻译的重点和难点。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隐喻论提供了研究诗歌意象翻译的新视角。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诗歌意象是一种从始发域“象”映射到目标域“意”的概念隐喻,因此两种文化中是否存在对应的映射关系决定了如何来翻译诗歌意象。花是古典诗歌中的重要创作题材,从认知隐喻理论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中花意象的翻译,归纳了五种诗歌意象翻译方法,分别为直译、直译加解释、变象达意、舍象取意和音译加解释,旨在为诗歌意象翻译提供借鉴,传播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