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述要

世界各国关于财政分权的实践由来已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提高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否有助于限制政府规模,如何影响政府间的职能分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成果.     

财政分权:理论与国外实践

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主要模式。随着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也在不断深入,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对财政分权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评述,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美国、俄罗斯、日本的财政分权的实践,分析比较了这三个国家的财政分权模式,并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提出了建议。     

全球化构建中的话语制衡

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而且是一种特别的话语行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完整的全球化话语体系.这是一种主题话语体系,它拥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和独特的思想意识形态,同时还具有不少新的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修辞方式,包括数据化语言、时空分离、积极性语言等.全球化话语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强势群体的强势语言.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也产生了全球化反话语.这些话语对全球化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形成了强力制衡.这种话语制衡机制有助于合理的社会机制的形成.     

议会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略比

本文运用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方法,对当今世界国家两种民主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理论原则与客观实践的关系上,揭露了资本主义议会制民主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实质;论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巴黎公社式民主制的组织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斯革命斗争中的创造,它确立和保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和行使其民主权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缔。     

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     

论分权与权力制约

分权与权力制约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分权的学说与权力本身一样古老，而有分权就有权力制约。我国的权力分工与制约体制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权力制约制度，在本质上带有调整和探索的性质。与实行多党制的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和制约只能是相对的，而分权与权力制约的变革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国家权力如何民主化的问题。     

审慎推进财政分权体制

中国法律规定由中央政府集中控制国家税基和税率结构,而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上推动了财政分权的发展,尤其是支出责任的下放,同时也分散了中央对政府收入的控制。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并未被真正赋予税收权力和支出自主权。在此背景下,考虑中国的经济条件是否适于全面推行财政分权体制,或推行该体制还需一定时间,是十分必要的。     

《红楼梦》中的集权和分权管理

不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如果只是—味地看重权力，那么，他就只能被列入从属的地位。     

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流失的财政分权治理研究

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所体现的"公地悲剧"特点较其他形式国有资产更加严重,存在着较大的管理漏洞和流失规模,主要表现为制度偏漏、软预算约束、利益人侵占以及监管的瘙痒效应等.在现有的"二元"财政框架下,对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需要确立合理的财政治理模式,以体制创新强化和规范财政管理方式和管理策略.其中,特别要强调分权框架下多极政府之间在加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减少和抑制流失的激励条件和效率结果.     

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法治思潮初探

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法治思潮以当时的民主宪政运动为背景 ,以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 ,其目标是通过议会主导的权力分立的政体设计 ,培育国人的法治观念与习惯 ,以达到制约政府权力、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法治之境。笔者以为 ,自由精神与权利意识的缺失是近现代中国宪政与法治建设屡遭挫折的原因之一。因此 ,总结与反思半个多世纪以前盛极一时的中国自由主义法治思潮 ,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俄罗斯财政分权与软预算约束

分权与激励是当前财政分权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俄罗斯联邦财政体系的从无到有,为以自主权为主线研究分权对政府行为激励提供了典型案例。自经济转型以来,软预算约束一直是俄罗斯分权领域最重要的激励机制之一。总体来说,俄罗斯没有形成硬预算约束的有效机制,由于地区和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不足破坏了地方财政纪律,导致地方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政策选择的失灵及效率损失。因此,硬化预算约束要求构建一个明晰的财政分权体制,明确联邦以下政府的财政自主权,保持财政规则的稳定性。     

论治安管理工作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利益制衡

目前,在中国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实践中,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面临着许多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难题,在公权力的行使和私权利保护的边界中处于两难的境地,而解决二者冲突的明智之举,应当是采用利益制衡的方法。本文旨在通过对治安管理工作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分析,寻求公权力与私权利利益制衡的方法。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衡逻辑——兼论中美互动的关系样态

在权力转移的宏观场域中,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嵌入了现实主义的制衡逻辑,主要目标是抑止中国的权力增长。美国运用丰富的资源和工具对中国采取复合型制衡策略,包括提升自身实力、运用联盟资源、利用海洋争端、借助国际规则等多种制衡方式。由于制衡存在巨额成本,且加剧了中美猜疑的螺旋上升,容易诱发中美战略冲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受自身权力生产能力下降、东亚二元结构及联盟关系不对称和中国反制衡能力提升等因素影响,其成效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中美两国应该转变思维,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互动范式,努力走出修昔底德困境。     

集权与分权结合：多校区大学管理的必然选择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多校区管理问题越来越复杂,这其中包含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是大学多校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运用集权与分权的策略在于授权,在授权过程中求得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离岸制衡与支点选择：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印政策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印太战略”基本遵循离岸制衡的逻辑,根本目标是制衡所谓的“潜在霸权”中国,选择和鼓动印度作为“支点国家”承担责任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政府对印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优化资源配置,以“民主价值”诱导印度护持美国霸权;推卸战略责任,缓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扶持印度制衡中国;维持地区均势,利用印度构建遏制中国的同盟体系。拜登政府对印政策与决策者对印认知和印裔政治集团参与、利用印度构建外部均衡的需求以及延缓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等因素相关。拜登政府的离岸制衡战略将进一步危害中印关系,加深对南亚国家内政外交的干预,使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离岸制衡战略下的美印关系存在着战略分歧、两难困境和“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这是美印双方无法忽视的隐患。     

民族习俗与文化制衡——以恩登布人的穆坎达仪式为例

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自为体系,是一种制衡存在。文化的稳态延续乃至于整个社会的稳态延续不是按简单平衡的方式去实现的,而是一个“制衡”的过程。民族习俗作为文化系统中组织层面的非强制性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文化的自然延续去节制社会成员的生产消费和协调人际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习俗就是一种制衡存在,是文化制衡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民族习俗的执行过程就是文化制衡的过程。     

集权与分权: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迁

文章首先以集权与分权这一矛盾为主线,缕析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博弈过程: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从中央高度集权一步步迈向地方独立分权;北洋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表现为中央财政严重削弱,地方财权恶性膨胀;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变化频繁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地方财权。随后,从保持一定的中央权威、界定政府财权与事权、赋予地方独立税源以及完善财规、建立激励约束监督机制等方面揭示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迁对当今正确处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启示。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以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分权为考察

文章从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土地管理及农地保护等方面入手,探讨了中央和地方监管权的分界.由于不同领域的性质各不相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界限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中央有必要将自己的权能限于必要的范围;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具体划分则应根据效率原则,通过基本法律加以合理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