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朋赋》补校

1.2、昔有贤士,姓韩名朋,少小孤单,遭丧遂失其父,独养老母。谨身行孝,用身为主意远仕。忆母独注(住),[故娶]贤妻。(137页) 按:“用身为主意远仕”,应在“主”字后断句。“谨身行孝,用身为主”,上句就家而言,下句就国而言,即孔子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也。“主”指君王。项楚曰:“‘用身’费解,王利器《敦煌文学中的〈韩朋赋〉》改作‘朋身’,亦非是。原文‘用’字乃‘母’,字形误。”按:项说非。“母身为主”,语意不明,亦甚别扭。王利器之说可以成立,然体察文意,亦非是。“用”字无误。     

释《谋攻》中的“能”

《孙子·谋攻》:“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对这段文字中的“能”字,统编高中教材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学参考书均未作注释,似将它作为常见熟字处理,而在一些较有影响的教学工具书中,则把这个字解释为“能够”①。 其实,将这个“能”训为“能够”是谬误的。它不是能愿动词而是副词。清代学者王引之云。“‘能’犹‘乃’也”,并指出“声相近也”②。意思就是“能”的意义和“乃”是一样的,而且它们的古音是相近的。为了证明“能”“乃”在一些情况下的同义,他援引了《孙子·谋攻…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是谁首先提出的?

目前史学界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武昌起义后,是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个对革命起了极为恶劣影响的口号。”或者说:“张謇利用章太炎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来瓦解南京政府,是从内部帮忙了袁世凯,离间了革命政权。”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在《辛亥革命杂忆》中说:“中山先生后来说,章太炎的话是附合当时的某官僚的话。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对中国国民党员发表演说,讲到武昌起义后,他由巴黎到达上海,本党的同志及绅商各界,甚至一般老官僚都一起来欢迎他。其中有一个官僚极为郑重地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当时一般官僚最怕的就是革命,故造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八个字,去抵制革命党,而革命党人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也随声附合。中山先生讲演中没有点出这个官僚的姓名,实际上,他指的就是张謇。”(《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3页)由此可见根本不是“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这个口号”;也不可说是“张謇利用章太炎提出的这个口号”。应该实事求是地说,章太炎曾经重复过张謇提出的口号,由于章太炎     

也谈“颈”字的源流及其意义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修订本)第498页说:“说文:‘颈,头茎也’;广韵清韵:‘颈在前,项在后’。可见‘颈’字在最初大约是指脖子的前百的部分。‘颈’字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不过, ‘颈’字普遍用来表示脖子的意义是在汉代以后。” 我认为,《广韵》对于“颈”字的解释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关于反腐败的思考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出了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他说:“我生60多年来,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其所谓‘其兴也孛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他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的话,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和忠告.半个世纪过去,这种忠告在今天仍然有着很强的警诫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论“持”“迟”应是古汉语词尾(上)

<正> 古汉语的词尾研究是很薄弱的一环。薄弱的主要方面就是词尾的全貌或数量不清。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年)“词尾”一节仅言“文言里却有明显的形容词词尾,就是‘然’、‘焉’、‘乎’、‘尔’‘如’等字”,未及其他。王力先生《中国语法理论》(1943年)主要论近代汉语,上册第三章第二十节“记号”,实际是分析词头词尾的,所言词尾有“儿”、“么”、“子”、“们”、“头”、“了”、“着”。王先生1980年出版的《汉语史稿》在古汉语     

漫谈“红学”何以成为“学”

近年来“学”很多，什么“生活学”、“口才学”……什么“三国学”、！‘水浒学”、“西游学”……真是五花八门，目不暇接。其实．要成为一门“学”是有条件的，不是想设什么“学”就可以设什么‘哮”。那么，《红楼梦）研究为什么可以成为“学”呢？“红学”这个词，最早是晚清时候出现的。有个叫朱昌鼎的文人，很爱看｛红楼梦），人家问他“洽何经”？他说“系少三曲者”（实际上是少一画三曲），那就是“经”字去掉“一画三曲”．成了“红”字，所以他说：“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可见那时候“红学”这个词还带有调侃的意味。后来才…     

“道”义别解

一 老子的“道”就象一个具有无限魅力的魔方吸引着历代的哲学家。大凡有造诣的哲学家,几乎无不对它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之中,陈效应先生的解释可谓别具一格。他说: “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从‘道’这个观念开展出来的,而‘道’的问题,事实上只是一个虚拟的问题。‘道’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和作用,都是老子所预设的。老子所预设的‘道’,其实就是他在经验世界中所体悟的道理,而把这些所体悟的道理,统统附托给所谓‘道’,以作为它的特性和作用。当然,我们也可以视为道是人的内在生命的呼声,它乃是应合人的内在生命之需求与愿望所…     

茅盾小说中江浙方言俗语的运用

茅盾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以他独特的审美能力,吸(?)消化了大量江浙方言、俗语,从而使作品添上一层浓郁的以乡土美为特征的地方特色,使作品更加馥郁斑斓,多姿多彩。本文想联系茅盾的语言观,对其作品中江浙方言、俗语的运用作些探索。所谓方言,实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语言分化的结果。对方言的理解和认识,茅盾说得十分晓畅明了,他说:“中国之大,各地人民口说的话,也就多种多样,甚至于不能互相通晓;这些各地的互不相同的口语,通称‘方言’。”接着,茅盾进一步阐明白话和方言的关系,“照这样看来,‘方言’就是某一特定地区的‘白话’,离开了‘方言’的‘白话’在理论上是不通,在事实上是没有的。”(《再谈“方言文学”》)同时,茅盾对方言的美学功能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他说:“各地方性的大众语(方言)中间最有风趣最能传神的腔调和语汇,在所谓普通话中是没有的,……。”(《论大众语》)还说:“方言中间有些语法能够传达某一种情趣     

金正恩无法忘怀的男人又回来了

“我跑到他怀里,哭着说：‘我终于回来了!’金正恩说：‘你回来我很高兴。’我接着说：‘我是个背叛者。’他说：‘过去的事清我都忘掉了。”’     

试论我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试论我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冯云，冯舒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８年９月曾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①他还特别解释说：这个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     

“刘郎”辨

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首句云:“茂陵刘郎秋风客”,诗中“刘郎”,指汉武帝刘彻。对此,清人王琦在为《李长吉歌诗》作注时指责李贺说;“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日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现在有些同志对此则加以赞誉,如藏克家同志在谈到李贺为人富有正义感时举例说:“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竟直呼‘刘郎’加以叽嘲。”(《韩愈登门访李贺》,《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5日)还有的同志说:“李贺对这个历史上曾叱咤一世的汉武帝直呼‘刘郎’,又称他为‘秋风客’,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在封建文人中是罕见的。”(《李贺诗五首浅释》,见上海师大编《语文学习》1978年第4期)同是一个“刘郎”,古今论者对李贺的褒贬迥然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郎”字的理解问题。据笔     

谈渔业集体经济的按劳分配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消费品只能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     

矛盾根本属性初探

矛盾问题是辩证法的核心问题,研究辩证法,当然要首先明确何谓矛盾。长期以来,在我国哲学界存在着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和斗争的看法,诸如:“可以把‘对立’和‘矛盾’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因为“‘互相对立’表现了‘矛盾性’的最本质的关系”;“‘矛盾’只是‘反对’、‘对立’含义的抽象化,并不具备统一、一致的含义”;“矛盾本身有其自己的规定性,矛盾就是一种对立”;等等。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下面谈点自己的认识。     

李岚清为邓小平刻章的趣事

“小平同志有各种各样的印章，但独缺这两方印，就由我这位当‘处长’的给这位当‘部长’的来刻吧，我想如果我不刻，没有哪个篆刻家敢给他刻的。”李岚清说。     

文章之妙,都在无字句处——金圣叹美学思想札记

波兰美学家罗曼·茵格而顿(一译英加登)在论及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提出了著名的“空白说”.这一学说,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有许多个“未定点”,也就是“空白”,“读者进行的最为重要的活动.就在于排除或填补未定点、空白或本文中的图式化的环节.”’比如:“孩子踢球”这个句子,“我们便面对着表现的对象中无数的‘间隙’.此句中的孩子,不管是十岁还是六岁,不管是男是女,褐色皮肤或白色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文选》中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就如何理解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體问题,谈几点体会。一、实事求是所以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因为它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茅盾早期对文学的真善美认识

早在一九二○年一月,茅盾就提出:“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凡是一个新,都是带着时代的色彩,适应于某时代的,在某时代便是新;唯独‘美’‘好’不然。‘美’‘好’是真实。真实的价值不因时代而改变”。在这里,茅盾提出了真善美的思想以及三者间的相互联系,认为只有“真”,“美”与“善”才有生命、有价值,不为时代所局限。     

朱镜我与左翼文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衣村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和反击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同时,还领导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革命文化工作者,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说,十年内战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虚概念浅论

虚概念浅论○王守衡“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是人们极为欣赏的诗句。王国维曾十分赞叹地说：“着‘闹’字境界全出。”确实给人以清新悦目，传神入化妙笔生华之感。也有人会以为“不通”，李渔就曾嘲笑说：“此语实难著鲜。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