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

晚明社会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士人生计的贫困化 ,并对晚明士风的嬗变产生了极大影响。于生计促迫下 ,士节的沦丧、士心的尚利与士行的污贱构成了晚明士风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导致了晚明士人自身人格精神的消解与没落 ;另一方面也促动了其生存观念的转化并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这对晚明士人健全经济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出路的拓展也起到了积极意义     

世俗人生:儒家经典生活的窘境与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化

传统儒家基于“志于道”的终极理念而确立起的士人经典化的生活模式 ,在晚明社会的变迁中陷入了极大的窘境之中。“贫”、“穷”、“抑”成为晚明士人最为重要的生存困惑与社会呼声。晚明士人也于这种生存压力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促动下 ,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 ,开始了由“道德人”向“世俗人”社会角色的转化。这种转化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但同时也潜在地促动了“士”与社会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拓展了其通过社会而存在的能力。     

晚明士人的婚恋

凌濛初的《二拍》塑造了一批士人形象,他们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科举功名已经不是生命和生活中的神圣和唯一的追求,他们张扬自由个性,冲破封建礼教,挑战世俗社会,勇敢、坚定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甚至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用男女性爱,甚至用赤裸裸的感性放纵来冲击传统的礼教观念.撕破了孔孟道德的虚伪面纱.对晚明社会和整个士人群体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小说无疑反映了晚明社会士人群体现实,作家借小说中的士人形象阐释了晚明启蒙思潮.但小说中的士人形象也客观地反映晚明士人群体的启蒙思想的诸多局限性。     

"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

晚明社会变迁与"心学"的兴起,导致了儒家思想界"三教合一"思潮的繁盛,并形成了一个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来的民间宗教--"三一教".这种士人学术社团的宗教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晚明士人于自身生存状态影响下的一种异化式的解脱方式.这种转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三教合一"学术思想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学术思想深入发展的一个内在阻碍.     

晚明山人治生论

“山人”一词由来已久,但其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并活跃是在晚明。作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知识流民,山人“不事产业”,“问舟车于四方”的世俗治生方式曾一度遭到非议,但其多样的治生方式无疑是晚明下层士人生存发展阻滞下出路的探索与扩展。其治生方式的多元性、流动性、世俗性客观上也为士人人格的完整与健全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 ,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查漏补缺，迭出新见——评刘化兵博士的专著《士风与诗风的演进》

对于明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的研究,学者似乎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晚明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时期,在王学的影响下,士人思想解放,人性张扬,饱受程朱理学压制的思想和才情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喷发的机会。可以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间,晚明时期是士人最“出风头”的阶段,因而     

野服躬耕：晚明乡宦的文化装扮与仕隐并存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价值选择和生存方式日渐多元,但同时社会变迁也带来了普遍的焦虑,乡宦的社会角色和身份定位变得复杂不确定。于是他们转而借用其他社会群体的角色来寻求身份之外的价值体现,以野服躬耕的文化装扮游离于隐士、官员、士人、农人、商人等不同角色之间。但晚明乡宦既不会抛弃士人身份成为绝对的隐士,也不会成为全然投身于地方事务的改革家,体现出社会转型期知识群体对自我的困惑和反省。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失范及其评述

"纵适游讨"与"狂狷自现"实则是晚明士人社会交往失范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士人通过攀援阿附来获取声名利禄的一种自我离异式的社会交往形式;后者则是士人通过超越常轨的个性的极度抒发,来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异他式的社会交往方式.就其本质而言,两者都是士人在晚明士林社会交往关系异化的影响下,藉以摆脱交往困惑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但"纵适游讨"所导致的士人社会交往质量的下降,不仅未能使士人真正摆脱困惑,相反倒导致困惑的进一步深化;而"狂狷自现"则是以背离的形式对社会交往理性内涵的一种追求,多少为士人更为理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中晚明士人陆树声的学术倾向探析

江南士人陆树声的学术倾向在中晚明时期具有代表性,其学问旨在修正阳明后学的空疏弊病。陆氏反省中晚明士人远离“明经”之旨的现象,他在认同阳明学说的基础上,对于阳明后学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认识。陆树声不积极支持阳明从祀,对王学末流的虚谈之风也提出批评,他强调由深造自得而“致”良知,并警惕阳明后学“跻阳明而为禅”的倾向。陆树声平以济世的学行特色,在他的学术取向、文学表达与言行实践中均有体现,亦是中晚明学者深入反思和救弊阳明学说的缩影。     

名士与名妓——《花月痕》与《青楼梦》中的情性交流

晚清小说《花月痕》与《青楼梦》被称为＂狭邪小说＂,其内容主要描写了士人与妓女之间的交往和情感。从而展现了晚清时代士人的宦海沉浮,以及士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生命与爱情的珍重。表面的狎妓,其实包涵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钱谦益与憨山德清的一段思想因缘

晚明文人与僧人之间的诗文交往、唱和是僧俗沟通的重要途径,既体现着晚明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也显现着晚明文人对佛教的信仰和理解。钱谦益,明清之际的文坛领袖;憨山德清,明代著名的高僧。本文通过两人之间一段思想因缘交往的考察,揭示了晚明文学史上僧俗思想互动的一个侧面。     

晚明士大夫党派分野与其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无关论

以晚明士大夫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的具体情况进行的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林、阉党及无党派中绝大多数与耶稣会士有交往的士大夫都对耶稣会士及其传入的"天学"持有肯定的态度,没有任何一个党派的士大夫从整体上因其政治派别而对耶稣会士持友好或拒斥攻击态度.这说明各党派士大夫对耶稣会士的交往态度与他们在晚明党争中所属的政治派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商业文明的发展与晚明士林风气的嬗变

晚明时期,商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四民观的转变,唤醒了士人阶层的理性精神,一股新异的思想解放之风在士林中鼓荡。对自由个性的张扬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构成了晚明世俗社会生活的一道靓丽风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说“清福”:关于晚明士人生活美学的考察

"清福"展现了唐宋以来士人阶层的生活理想,他们试图建立物质与精神、身体经验与审美体验、俗世生活与艺术、哲学之间的连续性。这一生活理想在晚明得以广泛流传和实践。晚明士人建构起一套以俗世生活为基准、以身体和感官的满足为起点、以快活自适为旨归的理论体系,他们以生活的观点来判断事物和人生价值,在物质的享受和娱乐活动的实践中力求塑造一种优雅的姿态。传统上身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生活与审美、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的尊卑、断裂关系得到改观,一种从艺术为了生活、实现艺术化的生活的理论系统逐渐建构起来,艺术与生活的连续性得以从理论上确认。这实际上为中国美学提供了一种世俗化的、形而下的"生活美学"范式。     

明中后期士商社会交往评析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对商人和商业观念的改变,士人与商人这两个素少交往的阶层逐渐加强往来,并成为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尽管王学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商人的认识,但是居于传统社会核心地位的士人和商人的实际社会交往活动却并非对等.明代士商交往,表明了士人世俗化倾向的加强.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     

论晚明士人的“尊女”观

晚明士人“尊女”观集中体现为李贽“男女平等”说和士人“女胜于男”说。两者在其构建路径上都存在挖掘女强典范来对比男弱的思维取向。士人“女胜于男”说旨在彰显女性崇高的道德和行为,有从两性道德向日常生活层面拓展的过程,也是明代士人“尊女”观影响逐步加深的表现。李贽“男女平等”说是明代士人“尊女”观走向伦理纲常对立面的结果,亦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思想领域动态统一被打破,社会思想独立性的凸显。对李贽“男女平等”说既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发展去过誉和捧杀,也不能过于强调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忽视其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