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王始都郢在当阳季家湖古城

《史记·楚世家》记楚文王始都郢的地方,历史文献一般都认定在今湖北江陵城北纪南城。此说以目前考古资料看,甚难成立。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江陵纪南城遗址从城内的文化堆积、城门和宫殿基址的发掘和城外遗物的文化内涵看,都证明现在规模的城垣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所形成的。①所谓楚文王(一说楚武王)始都郢是在纪南城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童书业先生在《春秋楚郢都》一文中,用了许多史料,否定春秋时楚郢都在江陵,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把春秋楚郢都定在“汉水中游一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春秋早期楚国的郢都应     

青铜器上的重环纹源流探析

重环纹是商周青铜器纹饰中的一种.它出现在西周中期,大量流行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该阶段重要的抽象化纹饰之一.重环纹应起源于商代晚期的鳞瓣纹,表达的是动物躯体的涵义.春秋早期以后至战国晚期为其流变阶段,它作为装饰纹样仍然存在并使用具有深刻的原因和背景.     

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

三、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第二次破坏周人用鼎制度的第二次大破坏,大致发生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主要表现为: 一、周初的诸侯,至战国初已兼并成十几个。他们都远比周王室强大,这自然导致所有诸侯统统僭用天子鼎制。原有的五等爵的鼎制,已荡然无存。     

《大学》的著述时代考

历代有关《大学》的著述时代大致有：春秋末战国初说;西汉初年说;东汉说等。《大学》的著述时代当在战国末至秦初。这可以从《礼记》所据之“记”的时间,《大学》被秦火壁藏的特征,《学记》的成书年代,引用《尚书》等几方面得以证明     

从出土货币资料看先秦中山国的商业

先秦中山国疆域内出土的货币资料堪称可观，其中空首尖足布和尖首刀的年代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城白”刀、赵直刀、燕“明”刀和“蔺”布的年代属于战国中晚期。空首尖足布发现于春秋鲜虞族的窖穴，铸地却在晋国，表明前期中山国与晋国之间存在着商业活动；尖首刀币的起源与戎狄族的实用青铜削刀有关，其通行区域与铭文内容的考定进一步说明，至迟在战国早期，中山国无论是与国内肥、鼓、仇由等部落之间，还是与北方的燕、代等国之间，均有着较多的贸易往来。“成白”刀面文应该释读为“正帛”，推断其为后期中山国负责管理钱币铸造与流通的职官名称，而这一专门职官的设置正是为了适应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印纹陶对西南和台湾等地的影响与传播看百越民族的流向

几何形印纹陶是古代南方百越民族重要的物质文化特征之一,它产生于浙、闽、粤、赣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发展兴盛于相当中原的商、西周至春秋,衰退于战国,它的兴衰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和南方百越民族的兴衰是一致的。理出南方古代印纹陶对西南和台湾地区的影响、     

《春秋穀梁传》的作者为穀梁子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穀梁传>当始于穀梁子,穀梁子从传说的子夏所传之笼统的<春秋>阐释之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春秋穀梁传>.穀梁子对于<春秋穀梁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可以说穀梁子是<春秋穀梁传>的第一作者,<春秋穀梁传>最初的古文文本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     

晚期巴文化李家坝类型初论

运用三峡库区地下文物抢救工作中发掘出来的最新考古资料进行研究,提出在晚期巴文化中还存在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即"李家坝类型".这种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的三峡地区,年代主要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至西汉早期.该类型是在继承早期巴文化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文化因素,并在东边楚文化的影响下所形成.因此,其主要特征是由早期巴文化因素、新的晚期巴文化因素、楚文化因素等这三组文化因素所共同构成.     

木渎春秋吴城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20 0 0年至 2 0 0 1年 ,苏州博物馆考古队在苏州西南的木渎一带发现了一座春秋晚期的城堡遗址 ,它应当就是阖闾时伍子胥所筑的吴国都城。木渎春秋吴城遗址的发现 ,对于研究阖闾的都城位置、汉代吴郡的位置和探索战国秦汉之间吴地所发生的巨大变迁都具有重要意义。     

楚国联姻考述

楚国与其他诸侯国的联姻是楚国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不仅反映了楚国与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化,也有助于了解东周时期复杂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楚国联姻与其国策密切相关,春秋早期为求发展多与周边小国如郧、邓等进行联姻,春秋中晚期至战国初期,争霸使其与其他大国如秦、晋等联姻频繁,战国中晚期楚国由盛而衰,联姻已失去其政治意义。由于文化差异及地理位置关系,楚国无固定的联姻国,与东周王室也无联姻关系。     

古代越族若干问题新探

结合有关越族的文献记载和研究成果,文章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看法不同的结论。认为“越”、“于越”之称均来自中原华夏族,而非源于越族本身。春秋后期,越族的活动区域北至今江苏北部,西至安徽中南部和江西东北部,南至浙江西南部,东至大海;战国前期,扩大到今山东南部和福建中部;到战国中后期,进而向南迁徙至今广东东部一带。     

试论春秋中晚期楚国在鄂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通过对鄂东地区出土的有完整发展序列的春秋中晚期楚器的型式分析,以及与邻近地区同时期出土器物的比较,认为鄂东地区沿麻城、黄冈一线在春秋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与典型楚文化特征一致,即该地区在春秋中晚期为楚国的坤舆。结合当时的历史地理情况可以看出,鄂东地区在春秋中晚期为楚国东部边境,是楚国与其东邻诸国争战的前沿;目前发现的鄂东地区麻城、黄冈一线的春秋中晚期遗存与楚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有关。     

吴王阖闾都城考——关于苏州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的讨论

在苏州西部山区发现的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群和许多高规格春秋墓葬,印证了宋代方志所记“吴故都在馆娃宫侧”的传说,从而使春秋晚期吴国都城显露出本来的面目：西为吴国故都,东为新都吴大城,中部郭城之内则有姑苏台,东西绵延约20公里,显示出一方霸主的强盛国力。     

墨子“法天”“听民”的法律思想

墨翟是春秋战国之交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主张兼爱、尚同,但是也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思想。他认为法制是治理国家的重要规范,是规矩绳墨,不可或缺;法制的制定要效法天道;还主张赏善惩暴,要俯从社会舆论,注重社会效果,这与法家、儒家、道家都不相同,而且这些观点的提出比法家人物思想要更早,其思想观点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从红光村发掘的彩绘石磬看纪南城南郊祭祀

1970年,在距纪南城2公里处的红光村发现了一批绘有凤纹的石磬,通过对石磬和凤纹的研究,我们发现这批石磬与楚人的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纪南城南郊有用于祭祀的祭坛。南郊祭祀对象是一个以祭祀至上神太一为主体,并包括其它诸神在内的＂百神＂祭祀系统。2004年公布的《上博（四）.柬大王泊旱》可以作为楚人南郊祭祀的明证。     

先秦吴都城市建设考

阖闾所筑吴城实出自楚国逃臣伍子胥之手 ,伍子胥充当了吴都建设的总设计师。吴都整体布局基本上是按宗周制度来规划建设的 ,在楚都郢的基础上因地制宜 ,既有所因 ,又有所革。吴都平面构造成“亚”字形 ;其八门兼设水、陆二门 ;城内筑有小城、高台 ,设有市 ,城外筑有台苑、墓葬区 ;手工业区则分布于城内东北和西北一带     

古代文集编辑探源

别集、总集均属于古代集。它们的编辑，尤其是别集的编辑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先秦时期章多以单篇流传；两汉之际，史家录作品由依类分别记录，到逐类记录；东汉末至建安时，别集雏形已形成。魏晋以降，出现以姓氏标明为集的《诸葛氏集》。最早的总集是晋挚虞的《章流别集》，而不是刘向所编的《楚辞》。     

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楚国在春秋时代已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到了战国时代 ,楚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 ,北方的儒家思想已为楚人所接受。当时儒家典籍 ,在楚国已很流行。秦统一以后 ,实行“焚书坑儒” ,但齐、楚二地 ,距秦都咸阳较远 ,秦控制力不强 ,故古代典籍及师儒多保存于齐楚二地。《汉书·儒林传》中儒生 ,多齐楚人。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了战国时楚国儒学之盛。从《孔子诗论》看来 ,它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对《诗经》的看法。这种看法虽与后来的齐、鲁、韩、毛等汉代学者有区别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多少受到《孔子诗论》等先秦儒家的影响。其中《毛诗》似与《孔子诗论》的说法最近 ,齐、鲁、韩三家可能由于用《诗》劝谏君主、藩王 ,多少要“断章取义” ,故相去较远。但《毛诗》和《三家诗》基本上都受儒家著作的影响     

关于济南设立中外合资银行的战略分析

早在2003年12月济南市就与福州、成都、重庆一起被中国银监会列为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人民币业务的重点城市,但直到2006年12月中国履行对WTO的承诺全面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济南市仍没有一家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落户,这与济南作为山东省省会的历史地位和城市形象很不相称,而抓紧设立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则能给济南市的外资银行引进工作带来实质性的突破。     

晋阳古城之文化积淀及其历史地位

晋阳的历史年龄已有 2 4 99年 ,晋阳兼称太原则已有 2 2 4 9年了。太原 ,尽管宋初统一战争中有堕晋阳而建太原之沿革 ,惟从地名学、从原始居民传承、从政治地缘等视角看 ,由晋阳到太原 ,都是一座持续发展之城 ;战国赵、十六国前秦、北朝东魏、北齐、唐、五代后唐、北汉七朝都或别都 ;向为中央肩背而国家安危兴亡所系及其“表里山河”天下独有之地理形势 ;地处古来华夏族旱地农业文化与戎狄游牧族草原部落文化接合地带 ,是以为民族融合之会归及其多元文化 ;具有太原老陈醋、晋祠大米、汾酒、太原葡萄酒、并州快剪刀等独特的传统工艺与特产 ;典型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造就了一代代典型历史人物及其典型的社会性格 ;晋阳古城待发掘的恢宏遗墟及其城郊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