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议与民主的张力——慎议民主中公民的能力平等问题

慎议民主试图取代传统的聚合式民主,以新的方式塑造政治合法性.慎议对公民的主观能力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为了通过民主慎议过程确保合法性,公民们还应当具备有效影响政治决定的实质性可行能力.这两个方面都导致了慎议与民主之间的张力:如果强调公民的主观能力,慎议民主将从属于完善论的价值而变得边缘化;如果把实质性町行能力作为前提,慎议民主又将失去提供政治合法性的价值.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通过对作为慎议资格的能力与从事实际慎议的能力进行区分,既化解了慎议与民主的紧张关系,而且也突出了慎议民主的政治合法化功能.     

刑事判决合法化的手段解读——在政治社会学视野中的分析

刑事判决的合法化必须依赖一定的手段,以唤起并维持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刑事判决合法化的手段有所差异:或者借助于神圣的力量使刑事裁判神圣化,或者借助于理性的力量使刑事裁判理性化,除此以外,受政治社会化思潮的影响,各国还普遍地依靠社会化的力量使刑事裁判合法化。当然,在现代社会中,理性化是刑事判决合法化的基本手段,而神圣化和社会化则处于补充地位。     

从伦理社会主义到“第三条道路“ ——20世纪西欧社会民主党伦理观评析

本文通过对伦理社会主义及其几种衍生形态的分析,探讨了欧洲社会民主党等左翼党派的伦理思想流变、实践历程及执政经验,从"善治"和民主角度论证了欧洲社会民主党对经济政治全球化过程中的新问题作出的理性选择.本文由此得出结论伦理是当前治国的核心.德政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理念、政党合法性和长治久安的实践基础和归宿.现代国家和政党的角色和功能在经历着由政治统治型向民主管理型和社会服务型的转变.     

科学发展理性:中国转型社会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础。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公共理性表现为科学发展理性,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对求解中国转型社会问题的最佳回应;二,对古今中西公共理性的扬弃和创新。科学发展理性的公共价值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

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讨论常常充满着困惑,因为学界从未建立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适当的分类标准。本文认为,界定合法性概念对全球治理机制十分重要,合法性的评估不能简化为对自利的探讨,正义性与合法性应该区别对待。本文着重探讨全球治理机制合法化的充要条件,即所谓的复合标准。这种标准要求确保民主国家对问责渠道达成一致,包含三种独立的合法性评估标准(可接受的最低道德标准、相对获益和完整性),以及应对实际和规范不确定性的有效认知方法。机制与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其中监督和批评全球治理机制运作的外部代理人对机制持续的合法性非常重要。此外,尽管民主价值观念对合法性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层级的某些程序在全球层级也同样必需。     

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探析

经验性政治合法性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秩序是否获得社会公众的有效认同,而不在乎认同的价值所在;规范性政治合法性理论主要关注政治系统是否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认可的价值判断问题,它以价值判断为导向,强调政治合法性的理性标准。哈贝马斯在分析了经验性合法性理论和规范性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强调政治合法性是经验性和规范性的统一,既强调民众对政治秩序的认同,又强调政治秩序必须符合一定的价值规范。本文主要从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界定、对合法性的证明——合法化以及其合法性理论的特点来分析哈贝马斯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论现代执政者的伦理合法性

古往今来,无论何种社会形态下的政治制度,对执政者的合法性追寻从未有过懈怠,它是关乎政治稳定的首要之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其中伦理的合法性同样需要从理性、权威、道德几个层次构筑成现代执政者的必备素质。     

人权与理性的法理言说

人权是人类具有理性思维之后的选择性产物，人权的发展以理性为主轴而形成相对完整的人权之链。进入现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自主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频繁交涉，理性轴承功能逐渐消退，人权发展的理性图景呈现出模糊性情境。为此需要超越传统抽象理性假定思维模式，通过实践性和关系性的商谈理性达成理性基础上的人权系谱共识，并通过自治论据、共识论据与民主论据等予以证成和推进，以迭致破解现代人权迷途理性之策。     

法治社会的阶层基础阐析——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角度

市民社会的勃兴是探讨传统中国未能出现与集权博弈的独立力量的一个重要视角。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演进呈现的消长与博弈,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渊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共生互动孕育了理性文化要素,从而产生了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的全面变革。独立中间阶层对当代民主社会的价值在于多元权力中心左右了现代政治国家"公共选择"的过程,使个人权利得到彰显,敦促统治合法性向社会回归,最终通过民主宪制让权力服膺于自由。     

法律的合法性危机及哈贝马斯的法政治学理论——解读《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哈贝马斯对法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阐释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来源和危机问题。在他看来,法律不能离开道德正确性问题,亦即合法性问题。在哈贝马斯的行动主义社会理论中,合法性是正当程序下主体间“理性辩论”这样的政治过程的可能结果;也就是说,只要主体间的交流、讨论、争论、谈判、协商和达成一致符合“理性的辩论伦理”,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是可以重塑和再塑的。换句话说,合法性成了程序的可能结果。哈贝马斯的这个“辩论伦理学”是建立在他的宏大的社会理论基础上的。本文的重点就是要在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框架内,围绕他关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剖析他对法政治学(民主理论)的贡献及不足。     

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民主政治逻辑的辨析

以埃尔顿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及其本质的空间政治学分析与历史性考察,认为领土的诞生伴随着现代民主国家的诞生,民主政治的逻辑本质上就是领土逻辑,而民主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计算理性的空间权力政治观念。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民主政治逻辑的分析表明,领土逻辑支配资本逻辑,政治现代性支配社会现代性,经济全球化的背后隐藏的是民主政治的全球空间政治实践。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空间政治优势,则是我们进行经济全球化活动的根本前提。     

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

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架构主要包括合法性的实质、基础,合法性危机的成因、表现、应对策略等内容。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基础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指标来衡量。在横向上需要考察统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因素;在纵向上则需要研究合法性的历时性特征。民主是现代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政治不稳定;应对合法性危机可以有改革或革命两种选择。     

“以社会制约权力”:理念、内涵和定位

"以社会制约权力"是一种民主思想,是对三权分立和人民主权这两种民主理论的融合,同时也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有效结合。它是现代民主中权力制约的方式之一,强调的是通过来自社会领域的力量对国家权力构成一种非强制性的制衡,以扩大民主的社会基础,完善民主的权力制约机制。作为权力制约的一种方式,"以社会制约权力"是现代民主所需要的,但又不是惟一的,它需要与"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一起服务于现代民主政治。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思想研究

罗尔斯在后期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公共理性这一根本性的概念。通过对现代民主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罗尔斯认为,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可建构出一种政治正义观念,而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公共理性能够成为政治正当性证明的公共基础。因此,通过考察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罗尔斯公共理性思想的基本特征。     

民主合法性:民主巩固的重要基础

民主巩固是一个持续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民主巩固,必须充分重视民主合法性。本文首先界定了民主巩固和民主合法性的概念,指出民主合法性之所以被认作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基础,是基于以下考虑：民主合法性是民主国家获取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公众、精英、政党、利益集团和其他政治组织对民主合法性的认同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因素。     

"德福一致":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政治与道德是人类实践哲学的两个方面,从发生学来看,政治是在人类活动的自律性机制--道德规范无法约束社会生活之后的产物,这也就表明了政治的合法性与人类道德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应当从道德原则推导而来,而任何道德价值原则又都是奠定在一定的人学本体论之上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在于人学本体论.从现代人学本体论出发,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既应坚持对个体权利的道德辩护,实现"德福一致",又应坚持对整体的伦理关怀,实现"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其中"德福一致"是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价值基础.制度是现代政治的最集中表现,因此,政治合法性的最根本的价值基础在于制度的"德福一致"即制度道德.制度道德既在于制度制定又在于制度执行,而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离不开制度中的人.因此,探讨新时期关于制度和制度中人的建设问题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着力加强政治合法性。第一代领导人以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为主,主要依赖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第二代领导人以依法治国和经济绩效为主,第三代领导人主要以加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建设为主,第四代领导人主要是民主建设为主的政治合法性建设历程。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面临挑战,因此需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促进公民积极参与,融入国家化浪潮等方式来加强中国的政治合法性。     

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五四宪法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证成

从古典社会契约论到罗尔斯,合法性理论转向了对程序正义的探讨,而哈贝马斯在扬弃了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建构起通过交谈、对话和协商达成共识的程序正义。我们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为五四宪法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证成提供了论证思路。     

风险社会背景下行政决策合法性之检视——以城市垃圾焚烧选址为切入点

风险社会背景下,行政决策面临合法性危机.科学与民主的有机结合是证成行政决策合法性有效路径;协商民主程序为行政决策合法性提供程序性保障;预防原则为补强行政决策合法性提供法理支撑.     

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及维护

在人类社会,政治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塑造,但是政治权力并不一定能持久地维持政治秩序.政治秩序要得以持久,还需要政治合法性."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到底什么是"合法性",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如何,以及如何维护.笔者就此进行了初步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