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身体叙事与女性生存困境

《金瓶梅》中的身体叙事,是对传统中国两性关系的深刻揭示,尤其展现了女性的生存境遇。在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话语系统下,女性只能沦为依附性的"他者",身体则成为她们此在的唯一生存样式,从而暴露了女性的生存困境与悲剧命运。     

被记忆的他者——论《我的安东尼亚》的记忆书写

笔者从记忆入手对<我的安东尼亚>进行女性主义解读,分析作为白人男性精英文化代言人的吉姆·伯登如何通过记忆对安东尼亚等移民女性进行身体和精神的重塑,从而将后者囚禁在不平等的性别规范中.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男性记忆是塑造和重构"理想"女性的重要途径.男性借助社会赋予的话语霸权和对女性身体的居高临下的"注视"剥夺了她们的主体地位,使她们成为失语的他者.     

“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身体叙述”

"十七年"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体观念运作的结果是充满各种生理欲望的身体被简化为"为人民服务"的物质性工具,文学作品对社会成员身体遭遇的表现和处理,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外部规训和社会成员的自我规训,拯救身体就此成为一种精神拯救的手段。身体拯救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信仰抵抗型、党群关怀型、民间治疗型和揭露惩罚型。     

民生视域的女性发展

社会发展的民生转向,必然使女性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女性在民生社会怎样发展、如何发展,不仅是女性发展的根本问题,也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走向和人发展的前景.女性的本质在于女性的特殊身体,着力关怀身体,就成为民生时代女性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关怀身体,女性就要从"政治身体"、"道德身体"、"金钱身体"、"他者身体"中解放出来.同时,民生时代女性要善待自己,树立主体意识,追求幸福生活,坚持全面发展,培养和谐品质.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齐泽克视野下《金色笔记》中女性主体的建构

在齐泽克理论视野下,《金色笔记》彰显了女性在意识形态压制下,进行理想化主体身份建构的深刻体验。"自由女性"的自我构建的过程,也是社会对其实在界压制的过程。但"自由女性"实在界,最终冲破意识形态的封锁,安娜彻底抛弃旧的符号秩序,走上一条第三性道路。     

西方文化中女性身体及其媒介呈现

男权治下的西方文化中,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女性身体曾作为男性凝视的客体和文化规范的规训对象。女性成为男性话语体系中的他者,以男性话语建构的女性特质作为内在规约在时间与空间上约束自己,凸显了西方社会权力结构下的规训机制。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女性身体从被动的凝视走向主动的公开,频繁呈现于大众传媒与公共视野之中,成为商业消费主义的公共景观。与此同时,女性突破了时空的束缚,并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凝视权力。这不仅是后现代文化消弭传统文化,更表征了性别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的变迁。解读女性身体的媒介呈现,是解读西方社会的治理机制、民主进步和文化变迁的路径。     

纠缠在利用与依赖之间的性别修辞--对消费时代女性小说的一种解读

物化作为消费时代女性小说的一大叙述主题,揭示了女性自我与身体、物质与精神的多重权力关系。它昭示了一种消费性性别伦理形态的存在,并直接叩问其性别意识形态的根本立场问题。从女性主体出发的性别“利用”行为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其实是对父权制的另一种性别依赖。     

论女性作家叙事风格的转变

由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性"话语处于边缘化、缺席状态,在"男女平等"的宏大叙事的长期覆盖下,性别差异被彻底抹杀,女性作家处于失声状态.从"人的觉醒"到"女性觉醒"再到"身体写作",20世纪以来,中国的女性作家们在历史的启示和当今世界女性主义理论的召唤下,对女性自身价值追求和角色定位作出了可贵的精神突破.     

身体与治理术--基于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考察

身体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物质存在,而是带着福柯所说的被形形色色的权力所规训和干预的烙印。女性的身体由于其柔弱性、可变性及可塑性,成为近代以来民族与国家叙事下妇女解放运动的符号载体。革命时期解放妇女的种种政策,是服务于革命对“文明、进步”符号意义的需求和革命补充后备力量的需要;建设时期“男女各顶半边天”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为了最大程度动员女性劳动力参与迫在眉睫的生产建设;而新时期塑造“新妇女”形象的号召,则是为市场转型扫除障碍,使女性成为父权制和资本谋利的对象。当代社会消费主义盛行,身体的美学化成为流行趋势,女性看似在积极地塑造出符合标准的身体,然而却再一次落入权力的游戏中。     

审美是一种权力交锋的实践——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

审美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接受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之后提出的最重要的美学概念.伊格尔顿认为,进入后现代社会,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审美此时不但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且其内部也不断发生着权力交锋的实践.在伊格尔顿看来,审美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物质基础和媒介是"身体".审美在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中对身体的欲望等产生影响,成为一种打着意识形态烙印的身体冲动,它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建构它们的意识形态,使其得到更新和发展.由此,伊格尔顿把身体、审美与领导权的争夺成功地联系起来,把审美活动纳入社会历史中,使审美幻象找到发生现实作用的基础,开辟了通过关学解析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新领域.伊格尔顿的深邃与创见就在于此,这就实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发展.     

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写作的身体主体意识

女性的身体主体意识,是指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基本权力意识,也即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欣赏、支配、享受的自由意志.中国当代的都市女性写作正是侧重从"赞美身体"、"支配身体"、"享受身体"等几个层面,对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及身体主体意识进行前所未有的审美表现和文化透视.作为一种性别意识鲜明的"性别写作"亦或"身体写作",都市女作家对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的审美表现和张扬,必将极大促动女性久被遮蔽、禁锢且多灾多难的身体走向解放和自由,并最终整体地促进和提升女性的性别觉醒和精神成长.     

被压抑的身体、话语与寓言:以女性自画像为例

女性自画像是典型的以身体为本位的艺术实践活动。身体作为自我存在的前提基础,很早便被确立为集表征、认知与叙事功能于一体的空间性存在。然而受意识形态影响,身体明显附着上了性别标签,自我形象建构的权利一度为男性所独有,由此导致女性自画像长期处于边缘地位。面对男性的感官享乐与欲望投射,女艺术家一反固有视觉习惯,对自身身体展开无"他者"在场的审视与观照。在梳理女性自画像脉络基础上,强调作为一种被忽视与误读的视觉文本,其内蕴的权力话语、历史寓言与文化镜像不仅有效规避了同一性思维及二分逻辑结构带来的弊病与缺失,且为艺术秩序的重构提供了可能。     

以暴力对抗命运枷锁——欧茨小说《他们》的身体政治解读

欧茨小说《他们》以暴力虐待下的身体意象展现美国社会权力运作机制对个体的规训和管制,以及多重压迫下女性意识的身体表征.命运枷锁下的"他们"并没有屈从于"全景式"规训机制,而是在反抗中努力重构身体的主体性.我们能够通过小说文本、话语去解读身体所蕴含的历史构建和文化认知,解读身体的社会表征、身体的生产性和身体隐喻.     

知识男性的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解读知识男性与劳动妇女的爱情叙事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知识男性与劳动妇女的爱情叙事大量而集中地出现在男作家所创造的文本之中.在这些文本中,美丽温情的女性都是"空洞的能指",知识男性的心灵挣扎与身体历练才是作品叙述的中心.男作家们的创作目的并不在于对劳动妇女这一群体生存与命运的关切,其创作的隐秘动机是治疗男性知识分子的心灵创伤,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之内,建立中国知识男性的自我主体形象,改变知识分子被权力政治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修正知识分子卑琐、不洁、可疑、软弱的"女性"化形象.     

《可食的女人》中的女性身体与男权制度

《可食的女人》中女性人物的外貌、服饰、繁衍、性爱甚至所吃的食物都是由男性控制和决定的。女性丧失了有声的话语权,处于"他者"的位置。女性的身体是一个无声的战场,既受到男性的主宰和控制,又是女性反抗男权制的有力武器。《可食的女人》中女性身体和男权制度的关系体现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妇女生活的关注和思考:女性需要通过控制自己的身体来反抗男权社会,重新认识自我,塑造自我,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从而确立女性的主体性地位。     

“十七年”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意识形态、叙事结构与女性形象

"十七年"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党和政府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它们通过借鉴成功影片的意识形态策略实现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像化和民族政策的影像化,通过叙事结构的功能化展示影片人物、视角、声音的意识形态选择与对立,通过淡化女性性别身份、民族身份及文化身份的方式建构女性形象来映射新疆社会的嬗变,这些都在最大程度上契合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革命"和"解放"的总主题,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合法性建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域外汉学《老子》性别议题的三个面向———女性至上、雌雄同体及无性别

在《老子》与性别的研究议题中,女性至上论者与无性别论者错将女性或婴儿当成身体主体。作为对"道"与圣人特质的隐喻表述,母、牝、雌、婴儿是身体意象而非身体主体。《老子》中富有主体性的人格构建是圣人,其社会性别呈现出雌雄同体的双性气质,在人人皆可成圣的境界形态中,打破生理性别的壁垒,建构双性同体的社会性别身体认同。这一《老子》性别议题的潜在意义与当代性别理论的发展遥相呼应。     

新时期女性体育文化生活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理论分析法对如何构建新时期女性体育文化生活进行了探讨.认为女性体育文化是女性文化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受女性文化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在女性体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女性意识、观念、经济能力、家庭婚姻状况等诸因素影响和"经济层沟"、"素质层沟"现象的产生造成了女性体育文化分化、分层,再加上传媒对女性体育文化的"失语", 导致不同阶层女性之间体育文化品味、意识形态、行为习惯、欣赏水平、体育消费观念等距离拉大,使新时期女性体育文化的正常发展遭到破坏.     

“身体”的理论旅行——从“文化研究”到“理论之后”

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力求通过反思文化研究的分析模式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如今,"理论之后"渐成指向理论社会实践的代名词。身体在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两种语境中的功能不同:文化研究探寻身体背后的社会意味,"理论之后"则更看重身体的生理性;文化研究中的"身体"指向了权力分类和冲突,而"理论之后"的身体则强调了社会"团结"。立足于上述两种身体,反观"理论之后"有关理论实效性的种种设想,主要表现为理论的有用性和理论隐喻性、理论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都关乎意识形态策略,其理论背后有着具体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