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刊杂剧三十种》校勘举例

一王季思先生于1980年7月在吉林省召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发言中有这一段话: 要研究古代戏曲,还应对古代戏曲剧目来一番清理,下功夫校勘,注释,这项工作,是进行戏曲研究的基础。十七年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例如,我们刊印了《元刊杂剧三十种》,可是没有人认真进行整理,似乎也还没有人能把它读通读懂。王先生这番话真是语重心长,慨乎言之。我的《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一书,虽说是“新校”,其实是1966年完成的“旧”稿。最近我又辗转读到郑骞先生所著《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此书出版之后二十年,我才能读到,真有相见恨晚之感。郑书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结构助词"底、地、的"

主要分析了《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结构助词＂底、地、的＂的使用情况,指出＂底＂和＂的＂主要用在体词性结构中,＂地＂主要用在谓词性结构中,后者与前者的主要语法功能是分开的,但是也有混用的情况。     

追寻文本的真实——《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文献价值

元刊杂剧的真实面貌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不可能再现。目前仅存的元代刻本《元刊杂剧三十种》,给我们提供了接近真实文本的宝贵机会,故而更加引人瞩目。国内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校勘本当属徐沁君先生《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它涉及元杂剧的版本与科白、角色与情节、字词曲牌等方面,突出体现了忠实原著、多方求证的精神。至于众多独到的见解,更是令...     

从“底”字短语的产生、发展看《元曲选》"的"字短语

名词性“底”字短语产生于唐代 ,晚唐五代运用逐渐增多 ,其内部构成初具规模。南宋时 ,“底”字短语大量运用 ,其内部构成类型已基本完备。从宋代开始 ,助词“底”出现了“的”的形式 ,到元代基本完成了对“底”蹬取代。《元曲选》“的”字短语在继承中有所发展、变化 ,与《元刊杂剧三十种》相比 ,亦有一些不同。     

汉语事态助词“来”的形成过程

事态助词是中古时期新产生的词类,在中古时期只有“来”一个成员.事态助词“来”用于句子末尾,表示事情曾经发生,一般用于新近发生且对现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事情,给句子加上一个已然的标记.文章着重对事态助词“来”的产生时间及形成过程进行研究,希望可以对深入认识事态助词“来”贡献绵薄之力.     

中文系词曲研究室积极开展戏曲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

中文系词曲研究室自正式成立以来,在院、系的领导和支持下,除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外,积极开展戏曲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徐沁君老师前此校点的《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1980年底已由中华书局出版,现在他编校的《吴炳戏曲集》也是中华书局约稿,纳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今年交稿。车锡伦老师与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合作编校的《聊斋志异戏曲集》也纳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年内可望出版。徐沁君老师主编的《元剧四大家名剧选注》,系齐鲁书社约稿,上册已于去年交稿,中、下册今年完成。除此以外,研究室承担的戏曲古籍整理研究工     

《祖堂集》中的助词"许"及其相关结构

《祖堂集》中的助词“许”可以处于两种不同的限定性结构,其不同在于二者语法位置前后互补。两种结构均表极小数量意义,具备行业特征。     

徐沁君教授及其著述简介

徐沁君教授,词曲研究家。中国古代戏曲学会理事。1911年生,江苏靖江人。早年任中学语文教员,1957年调扬州师范学院至今,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目前,仍兼任博士生的指导工作。徐先生青年时代,读王国维、任中敏、郑振铎诸先生之书,受其影响。早年著有《词派分析》《曲派分析》二书(未刊稿),发表词学论文多篇。中年以后,乃以传统的校勘、考据方法,研究古典戏曲文献。1966年,所撰《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成,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季思先生在1980年曾发出感叹,《元刊杂剧三十种》是一本“似乎也还没有人能把它读通读懂”的书。然而,徐先生正是国内全面研究整理该书以求通解的第一人。隋     

元明戏曲语词释义十三则

一、速风、率风、摔风:刮风.比喻动作的速度之快,声势之大.(1)《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七里滩》剧三:“见旗帜上月华日精,(讠虎)的些居民似速风进星,百般的下路潜藏无掩映.”(郑校:速字待校.)(2)同上《焚儿救母》剧三:“奉炳灵公旨,送孝子张屠儿离了神州.出神州十字街,下东岳摄魂台,奉圣帝速风早到来.”(3)《盛世新声·双调·碧玉箫》:“寒暑相催,日月率风疾;名利驱驰,车辄(辙字之误)涌潮退.”(4)《孤本元明杂剧·曹彬下江南》剧四:“征人似行云涌,战马如率风疾.”(王校,率,疑误)(5)《盛世新声·中吕·快     

元刊《古今杂剧》中形声字的“省借”和校读问题

(一) 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元人杂剧中最重要的总集之一。是书刊于元末,所录各杂剧,或题“大都新编”,或题“古杭新刊”;全书板式,也有大小字本之分。可见,它是一个集当时各地刊本于一帙的汇刻本。它所收录的剧本,二分之一均为海内唯一孤本,且有个别作品,如《小张屠焚儿救母》,自元以来,各书都没有著录;其余十五种,虽复见于《元曲选》和《孤本元明杂剧》,但是正如王国维所说:“体制文字,亦大有异同,足供比勘之助。”所以,历来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遗憾的是,此书自影印刊行以来,始终没有一个校本。由于原书出于坊刊,校勘不精,所以脱误难读。使用起来也有很多不便之处。因而在以往的研究工作里,并没有为一般学人所充分利用,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处所宾语研究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处所宾语共有四类,即表地名的名词、表机构的名词、合成方位词、N-L复合词,前两种处所宾语具有强处所性。能带处所宾语的动词有三类,即动作动词、趋向动词、判断动词,前两类动词占据主流。对比研究发现:在近代汉语里,处所宾语呈现出弱化态势,而处所补语和处所状语则逐渐增强。     

从《祖堂集》看唐五代时期的名词化标记“底”

"底、之、者"构成近代汉语名词化标记的系统,借鉴现代汉语名词化标记的概念,对《祖堂集》中三者的语法功能和分布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近代汉语助词"底"与现代汉语"的"的语法功能和意义,探讨"底"过渡为"的"的原因。     

《祖堂集》与唐五代前佛典特式判断句比较研究

对《祖堂集》和唐五代以前佛典里的 5类特式判断句进行描写分析和对比研究,揭示出每一种特式句式的特征,指出《祖堂集》5种特式判断句在之前的佛教文献中均能找到源头,凸现了二者语法现象的特殊性,对系词“是”后置判断句的来源问题提出了新见。     

论张岱对《水浒传》的接受

张岱与《水浒传》关系密切,曾序水浒绘画、评水浒小说、题水浒牌赞、载水浒演剧、写水浒杂剧、观水浒传奇、听水浒说书、记水浒雕刻,接受方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在当时并不多见。这些接受活动主要发生在明亡以前,几乎不涉及民族意识。有关接受活动的记载,保留了文学、美术、戏剧、民俗、说唱、雕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张岱对《水浒传》文本的接受,在艺术方面,高度赞扬其艺术技巧;在思想方面,鲜明主张“忠义”说,强调惩恶除奸、嫉恶如仇、敢于反抗。张氏“忠义”说虽非新论,在天启、崇祯年间却有着独特的意义,值得关注。     

貂蝉“连环计”故事的文化解读

貂蝉“连环计”故事来自民间,之后被文人接受。元明时期,“连环计”故事备受欢迎,主要体现在文人与民间在创作上的有意偏好、戏曲选本对《连环计》杂剧和《连环记》传奇的浓厚兴趣和《连环记》传奇的备受赞赏三个方面。“连环计”故事具体地说,实际上是历史加计谋加美女的故事。文人与民间对由这三种因素组合而成的“连环计”故事的喜爱,体现的是重史、尚智、爱美的共同民族文化心理。     

从《水浒传》的“互文性”看其“经典性”

作为一部内涵丰厚、文法高超的英雄传奇小说经典,《水浒传》之“互文性” 大致可分三个层面：与其前文本所发生的上行“互文性”,与其大略同期的文本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以及与其后文本所发生的下行“互文性”。就上行“互文性” 的情况来看, 《水浒传》的文本来源主要有二：除了对《史记》经典细节的化用,还有对杂剧章法的借用。与《金瓶梅》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的情况也并非仅仅限于“借树开花”、“借鸡生蛋”,而是二者通过互相点化或戏拟某些经典故事来反讽社会现实。由《水浒传》对《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派生的力度与强度,我们更感受到它“之所以成为经典” 的文本魅力。从《水浒传》这一经典文本的沿承与传播状态推演开来,可以说一部小说的“互文性” 之强足以成就其“经典性” 之高,或者说一部经典作品的“互文性”与“经典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论古典长篇小说中的"榜"艺术

《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红楼梦》、《镜花缘》、《花月痕》等小说广泛存在“榜”现象。“榜”在小说文本里或于开篇做个总体的预见和暗示,或于小说中间做相关的提示,或于小说的结尾处做一个总括。“榜”将众多的人物和事件统筹起来,从而起到介绍人物与人物定位、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等作用。重点分析了“榜”在小说文本中的概况与特征,探讨“榜”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的艺术。     

《祖堂集》新词研究与辞书编纂(一)——《汉语大词典》未收及商榷之新词义项

通过对《祖堂集》中出现的唐代新复音词汇单位与《汉语大词典》作比对分析,从义项设立的角度来探讨《祖堂集》词汇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和作用,以期能对唐代文献的阅读和词典的编纂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祖堂集》新词研究与辞书编纂(二)——《汉语大词典》未收之新词

通过对《祖堂集》中出现的唐代新复音词汇单位与《汉语大词典》作比对分析,从词目收录的角度来探讨《祖堂集》词汇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和作用,以期能对唐代文献的阅读和词典的编纂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汉译佛经中作状语的"甚大"

“甚大”作状语最早出现于东汉译经,魏晋南北朝和唐代译经续有沿用,用例甚多。与这种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甚大”作状语在中土文献中极为少见,我们只在《太平经》、《太平广记》、《祖堂集》、《敦煌变文》等几部文献当中发现了几个例子。所以,“甚大”作状语能在中土文献中出现,是佛经语言现象“直接移植”的结果,而其不能真正融入汉语,则是因为与汉语的语法规则有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