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经》的史学价值

隋代王通所作《元经》，在编撰方面具有叙述的贯通性、材料的简明性、正统的凸显性以及对《春秋》的比拟性等突出特点。其保存了一些《晋书》没有的史料、一些与《晋书》不同的史料；这些史料可以与《晋书》互勘互证，具有一定的价值，值得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元经》的史学价值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杜预“礼经”说驳议

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孔子“遵周公之遗制”作《春秋》，《左传》五十“凡”就是“周公所制”的“旧典礼经”。其实，杜预“礼经”说既不符合他引以为据的《传》文本意，也与五十“凡”内容相违背，是不能成立的。     

陆机《文赋》“知”、“能”说——读钱札记之四

陆机是晋朝的著名诗人和作家,据《晋书》记载,司马氏一举灭吴国,陆机时年二十。此后便“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太康(晋武帝司马炎年号,280—289)末年,与弟陆云离吴入洛,当时文坛名人张华曾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可见陆机在当时的名望和影响。《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文章传》说:“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钟嵘《诗品》不唯将陆机列为上品诗人,且将他同潘岳作了一个对比,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其高下亦不言而喻。臧荣绪《晋     

李清照的为人及其文学成就(下)

李清照《语溪中兴颂和张文潜韵二首》,此诗的写作时间,俞理初认为是初嫁数年所作,庞石帚先生《养睛室笔记》则以为李易安“建安辛已嫁于赵氏,年始十八。至崇宁五年,挺之作相,则二十三也。理初论次,不知何所依据。近人或以为作于崇宁三年……或以为作于元符三年前后。……二说亦皆臆测无显据。余以为诸说皆非。易安此诗,虽难定其确在何时,要必作于安渡流离之后。”并认为“审其语意,二诗亦非一时之作。”庞先生之说实当。盖作品产生时间与作者的年事、阅历大有关系,易安此诗郁郁孤怀,煌煌大笔,当非二十几岁时所能作。且必在南渡之后,所感滋多,庚信萧     

论潘岳《秋兴》、《闲居》两赋的创作心态

人品与文品.人格与文格的关系是评论界常涉及的重要问题。二者之间的矛盾与背离的现象.人们常举潘岳为代表论之。对潘岳的人品,人们依据《晋书》本传对潘岳“性轻躁、趋势利”拜尘贾谧等的记载.认为潘岳人品卑劣.因此对他的代表作《秋兴》、《闲居》两赋表现出来的希求归隐、闲居的情怀,常斥之为“失真”的矫情。“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夏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元好问《论诗绝句》)有的研究者则撇开以人论文,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隐逸风气说明潘岳等文人在作品中表达的隐逸思想是有其时代背景可寻,即使未付诸实践,也允许作家在脑中想想,所以在创作这样的作品时也会有真情实感的流露。     

沈约"权憩汝南县境"再考

对于《桐柏山金庭馆碑》是否为沈约所作,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考查史书,此文“权憩汝南县境,固非息心之地”中的“汝南”其实是指南齐郢州江夏郡汝南县,其他的解释均与史实相差较远。“权憩汝南县境”由此成为《桐柏山金庭馆碑》为沈约所作的有力佐证。     

赛典赤赡思丁“西域附元”说质疑

《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赛典赤赡思丁,一名鸟马儿,回回人,别菴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太祖西征,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命之宿卫,从征伐,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关于赛典赤赡思丁的家世及出身,《元史》所载,仅此寥寥数语。据众多学者考证,其为西域布哈拉人,故“西域附元”说似乎已成定论。据《蒙兀儿史记》、《多桑蒙古史》、波斯拉施特《史集》、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及日本小林高四郎《成吉思汗》等书所言,绝无赛典赤赡思丁于西域附元后即被重用之事,上述史籍均大同小异地记载了成吉思汗军队1220年春攻克花刺子模不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差误商榷

近年教历史文选课,采用赵淡元先生主编的全国通用教材《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上、下册）获益良多。该书凝集了全国近二十位学者的智慧。所选要籍脉络分明,选文注释详赡。兹就备课所得,列五事以为商榷,以期不断提高质量;笔者建议乃浅陋之见,仅供参考而已。一、校对失误者多处,应予订正。如：上册第60页《战国策·赵策》中“变右之教”之“右”当作“古”。上册第103页《史记·平准书》“天下若其劳”之“若”,应为“苦”。下册第54页《晋书·祖逖传》中有“父武,晋王椽,上谷太守”之“椽”当作“”。下册第94页《新唐书·魏…     

《论语集解》非何晏一人所作

《论语集解》在《隋书·经籍志》题为何晏所作。南朝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即《论语义疏》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叙录》,北宋邢昺的《论语正义》都题为何晏所作。现在通行的哲学史史料学、思想史著作和辞典也都持同一说法。实际上,《论语集解》不是何晏一人而作,而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据《晋书·郑冲传》载:“(咸宁)初,冲与孙邕、曹羲、荀(岂页)、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是之,名曰《论语集解》”(着重号为笔者所加)。《隋书·经籍志》也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     

略谈《汪道昆墓志铭》的价值

近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汪道昆多有研究，其中徐朔方先生的《汪道昆年谱》和汪超宏先生的《〈汪道昆年谱〉补正》对汪道昆的家庭、交游、仕宦、著述与戏曲活动作了翔实探讨，是今所见引征材料最为博赡者。但由于条件所限，两著皆未能看到明俞均的《明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汪南明先生墓志铭》，他人著述中亦鲜见之。今蒙台湾元智大学罗凤珠教授赐赠《墓志》复印件，得以略述其要。     

关于《晋书》的编修时间

据文献记载,《晋书》的编修始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完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然而,在乾陵陵园内出士的唐中书令,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薛元超墓志,(见廖彩樑编《乾陵稽古》或《乾县文物志》)对《晋书》编修的起止年代却有新的记载。薛元超墓属乾陵十七座陪葬墓之一,位于乾陵东南方约二点五公里处(在乾陵博物馆东南约七百米处);一九七○年二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同原乾陵文物保管所发掘清理了此墓。出士的薛元超墓志完整无损,系石灰岩质;长、宽均为0.8米、厚0.2米;志文清晰可读,未缺字、漏字。全志共三千二百余字,系崔融撰文,曜骆縯书序,毅俊书铭,通篇墓志所记元超生平事迹较之文献详细、具体。据墓志载,薛元超卒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十一月二日,终年六十     

潘岳哀词试论

作为西晋文坛的代表人物,潘岳为文的擅场是在赋及哀诔诗文上,而其哀词成就尤著,以致历代毁潘者亦难置微词。王隐推其“哀诔之妙,古今莫比”;刘勰更赞道:“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综观前人评论,可知王、刘的意见颇具代表性。近年潘岳研究渐受重视,于潘氏文学诸方面多所论及。本文拟就代表潘岳文学最高成就的哀词作点粗浅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吕本中“活法”诗论针对性探微

吕本中所作《夏均父集序》,主张作诗用“活法”。他在南北宋之际一再强调这种理论的现实背景是什么？学界或以为是针对黄庭坚句法、字法体系及江西诗派末流之弊。据笔者考察,若说有现实针对性的话,极可能是当时受官方词科四六“典雅派”影响的诗坛,吕本中没有从江西诗派内部“造反”的任何可能。     

先入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潘岳三考

在一些史书和谱牒中 ,西晋文学家潘岳的出入行藏多有舛误 ,导致他的创作和人格得到一些不尽合理的评价。本文梳理、分析、综合各种史料 ,对潘岳“挟弹出洛阳道”、“与杨氏结婚”、“作《阁道谣》”等事件的时间与真相进行较为详尽、准确的考证 ,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     

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质疑

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质疑康金声“浪漫”一词，古已有之，为叠韵连绵词。《淮南子》作“澜漫”（见《览冥训》），亦作“漫澜”（见《齐俗训》、《精神训》），意为不事修饰。魏晋时代的“浪孟”（见潘岳《笙赋》）、“浪莽”（见《陶渊明《归园田居》之四），虽然换...     

钟嵘《诗品》"杜明师"其人考

《诗品·上》评谢灵运条的“杜明师”,中外学人有多种说法。有以为是姓杜名字叔恭者,有以为是姓杜名炅字子恭者,有以为是姓杜名昊字不恭者,有以为是姓杜名炯者,有以为是姓杜字恭者,有以为是姓杜名明而被尊为宗师者。真是异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其实,杜、杜炅、杜炯、杜叔恭、杜子恭、杜恭皆是杜明师的名和字;杜昊字不恭是误作;本名和字号及生平事迹当依宋人所编《云笈七签》的《杜传》作“杜字叔恭”云云。作杜炅、杜炯和只作杜子恭、杜恭,是有关作者为避唐高祖之父李?名讳而改者。     

潘岳若干问题研究

潘岳是西晋著名文学家，然而由于史书所载的几件“丑行”，后人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然究其实质，“望尘而拜”一事证据不足；“构陷怀大子”虽有其事，但应具体分析，主谋是贾后，潘岳充当其刀笔工具乃不得已；“二十四友”是为修国史而筹备的写作班子，诸多亮直之士皆在其中，难以说明潘岳人格低下。贬潘现象，是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因人废言”所至，值得商榷。     

从《晋书》的编纂看《兰亭序》的真伪

本文考察了唐修《晋书·王羲之传》与《世说新语》及注所载的有关王羲之事迹和《兰亭序》的异同之后，指出唐修《晋书·王羲之传》是唐初修史馆臣为了迎合李世民偏好王氏书法的心意的产物，《传》中对《世说》所记有关的故事作了从塑造“书圣”形象为目的的修改，而《兰亭序》的后部分文字也是经“摹学”王氏书法的高手伪造后传入宫廷为太宗所得由褚遂良鉴定而入正史的。因此，《兰亭序》是伪作而非真品。     

习凿齿及其杂传创作考论

习凿齿是东晋著名文人，《晋书》卷八二有传，然《晋书》本传所载，止于生平大略，且多语焉不详，关于其生平行事的诸多问题，有待厘清。本文摭拾其相关史料，对其生平行迹著述等略加爬梳考订，并对其杂传《襄阳耆旧记》的小说品格略加阐释，管窥汉魏六朝时期“郡国之书”的普遍小说化倾向及其小说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