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认同与自由意志——道德增强的神经科学伦理问题研究

诉诸先进神经科学的道德增强技术可以直接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但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自由意志、自主性、同一性等伦理问题的思考。面对道德增强技术是否干预了人的自由意志这一问题，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展开了争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人是否在道德增强前后保持了身份与自我的连续性，即论证道德增强会不会影响人的自由意志。通过对叙事认同理论的解释与分析表明，适当的知情同意程序可以使道德主体积极地融入叙事身份的被动变化中，从而维护人的自由意志。     

试析尼采“酒神精神”的伦理学意蕴

尼采是西方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一直到今天还在饱受争议。“酒神精神”作为尼采哲学的核心思想,蕴含了深厚的伦理涵义。“酒神精神”从开始到最后一直跟随着尼采的步伐。权力意志、超人、主人道德等都不过是酒神精神的变身和另一个称号。尼采通过酒神精神宣扬了人的权利意志或强力意志,为本来没有意义的人生赋予了意义。同时,尼采的超人也是借助于酒神精神出场的,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与理想人格。所谓的超人或者主人其实就是最具酒神精神的人。更重要的是,酒神精神是尼采颠覆传统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工具。尼采正是通过酒神精神、权力意志、超人、主人道德等对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与人类社会以来一切道德传统（尤其是基督教道德传统）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自己的价值观——超越善恶之外,并把人的生命与酒神精神而不是道德作为人的行为评价参照。     

生态伦理的自由意志维度

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目前的生态伦理学研究不仅没有将生态道德责任置于自由意志基础上,反而还使人丧失了自由意志。传统的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人与人关系之间,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自由意志与自然世界无涉。生态伦理学则是探究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作为生态道德责任生成基础的自由意志必然与自然相关。与自然相关的自由意志是一种生态自由意志。正是生态自由意志的确认,才能使生态伦理的存在具有道德合法性与生态正当性。     

道德：“应然”的自由意志

在黑格尔看来,道德作为"主观意志的法"和"自由意志的内在定在",本质上是将自身作为他物的远距离反思.因而,只有与内在的善和外在的现存世界相互对待的自我反思着的自由意志才能称之为道德.就其过程而言,道德乃是"向善"和善现实化自身的辩证运动,善及其实现既是道德的"他物",更是道德的"应当",亦即道德所希求的目的.这不仅表明道德处于自由意志的"应然"而非"必然"阶段,而且凸显了其向伦理推进的独特内在超越途径.     

道德"应该"的生态伦理归向——从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关系出发

以隐喻方法为切入点,从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关系着手,对生态伦理确立的理论基础进行学理阐释.生态伦理的道德"应该"是对人之自由意志的一种约束和限定,同时,生态伦理"应该"的落实既以人为裁体,又是对人类利益的伦理保护.     

人工智能对人之本质的挑战——从马丁·路德的人文与宗教视野来分析

从路德的人文与宗教视野,探索人工智能对人之本质挑战,含五个部分：两希传统的悲剧性人神断裂、中华文明的特点是“天人合一”抑或“绝地天通”？知识与权力互动历史的外在语境和内在动力、人成为神的思想发展史及如何避免“全能”与“全善”间冲突给人类未来造成灾难？故需从人文社会科学和神哲学上认识人并通过伦理约束手段将能力用在善上,解决人在走向“全能”却没有向“全善”的冲突,避免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康德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康德伦理学关注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意志自由问题,并围绕着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探讨。自由体现于人的道德实践,从自由概念可引申出普遍的道德法则,其基本思想有助于理解当代关于普遍伦理的争论。在人学的层面上,康德伦理学弘扬以人为目的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人类的永恒主题———对自由的追求。这对于反思当代社会的异化状态,寻求人类的合理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设准与呈现：康德与牟宗三关于道德之认识

道德之于人类实践的意义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牟宗三的观点与康德哲学多有共同之处,都认为道德是人之所以成,道德是无条件的自律性、普遍性行为。二者不同在于：康德否认人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认为道德是意志对理性的无条件服从,这种服从的前提是人有意志自由,但这只能是一个设准;牟先生则认为人不仅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并随时呈现,同时这种意志也是一种智的直觉,对无限的本体的直觉,是人绝对而无限的性体,是万物的生生之源。牟宗三将他与康德之间的差异解释为对人是否可以既有限而无限这一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背后的根源则在于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传统。     

尼采新价值观的重构

尼采摧毁传统道德价值观,建立"强善弱恶"的善恶观,划分主奴道德等级观,在虚无主义的大背景下提出"权力意志",认为只有拥有这正强力,才能支撑人类,改变自我,"永恒轮回"是他对未来社会美好的憧憬,他认为这个思想可以制约人类行动;他创建"超人"学说,鼓励人类超越自我,做自己命运的主宰。     

生理增强技术的身体德性反思

生理增强技术是利用药物、生物技术、基因技术和智能技术等改善人的身体机能和生命活动的技术方式或手段.其伦理两难体现为,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的健康、安全和进化带来威胁.要解决此问题,就要调和生理增强技术和人类自身的共同善之间的关系.身体德性立足身体之自然善,致力于解放身体、挑战身体的局限,以发挥身体的自由和价值.身体德性指导下的生理增强技术,应以身体健康为基础、以身体强健为动力、以身体自由为目的,致力于人类自身的共同善,如此生理增强技术就不仅会实现自身的积极价值,也会为维护人类自身及其进化的利益做出贡献.     

道德实践的辩证意蕴

道德实践是人之为人独有的生命践履方式,是人类自我生成、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重要维度和内驱动力。人类道德践行的方式各有其异,与西方人多以对待自然之方法看待人事,故把“善、义、美”作为客观的求真对象,采取理性分析的态度而进行纯粹伦理规则之构建不同,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从始源处就奠定了“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美德伦理意向。如中国先贤从“性命天道相贯通”的生命觉悟而开出“践仁成圣”、“美善相乐”的道德实践进路。因此,需要从人类伦理实践辩证法的高度来重新理解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及其本然关系。     

论科学共同体“冲动的合理体系”

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认知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共同体通过实体“义务”的伦理诉求、“德-得相通”的道德机制、“手段-目的同一”的价值逻辑、“义利合一”的道德取向,建立伦理冲动一科技冲动的合理体系,使伦理冲动、科技冲动由差别达致契合,在科学共同体实体的伦理意志与伦理行为中实现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推动现代科技的进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全球伦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今天,基于道德哲学层面的全球伦理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全球伦理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更是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理想目标,它在“良知”、“责任”、“公正”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价值诉求诠释了它丰富的伦理内涵,而通过从实现个体的自由到建立一种善治的社会将能够实现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全球伦理.     

中国非儒和反儒伦理文化中的意志自由论

自由在汉语语义上与“自主”贴近，指个性主体和类主体对外在必然性的不断挣脱，这个外在必然性既可以是物理世界的，也可以是人类世界的。然而，伦理学意义上的自由和哲学上、政治上的自由虽然相关，但更倾向于人格上的自主以及道德主体对人生价值的自我选择。与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道德自觉相反，以道家为核心的非儒和反德伦理文化一贯倡导与道德自愿紧密相连的意志自由，并对这种自由的哲学依据、生态依据、基本内容、沦丧背景、恢复途径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论。（一）自由是宇宙今的最高法则以道家为核心的非儒和反儒伦理文化中的自由有着…     

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性质和特征

马克思把传统伦理学对个体的道德关注转向了对阶级和制度的道德关注,把伦理的主体和客体从个人转变为阶级和社会制度。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总体性质是“制度伦理”。马克思强调关于“善”、“正义”、“公平”和“公正”等伦理原则必须放到人的现实的生存条件的基础上去理解,使传统伦理学的抽象原则转变为现实的、历史的原则,实现了一场伦理观的革命。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中包含着伦理和道德的因素,但马克思反对把伦理原则作为基础性原则的“伦理中心主义”。     

管理伦理中的道德主体建构

管理伦理的逻辑中心在于道德主体的形成和建构。道德主体是道德内化与外化在管理活动中的枢纽，是“善”的本质的体现。管理伦理中道德主体的建构路径有三：道德认知形成，即对道德内涵和规则的学习、体认和理解，对道德善、恶的一种自我知觉和体认，对道德目标、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和运用；道德情感建构，即主体对管理情境的情感直觉与体验，以及对管理角色的情感想象与理解；道德目标实现，即管理目标实现。其意义在于：重构管理者的道德精神本源，增强对管理道德情境的适应功能，实现管理过程中的道德作用。     

黑格尔法哲学思想中的自由观及现实意义

黑格尔称＂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法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认识法的理念,即＂自由＂。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思想理论可以看到＂自由意志＂经历了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个阶段,其自由观运作的原因在于法律保障自由、道德营造自由和伦理实现自由,客观的法律与主观的道德统一于伦理实体,构成完整的自由观运作机制。其法哲学中的自由理念在于使民众树立正确的＂自由＂价值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理性的行使个人权利,运用好法这把度尺,实现个人自由意志,真正践行好个人自由。     

中国传统慈善伦理双重道德意涵及其近代嬗变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伦理意义体现在对"仁"的高扬与彰显,这一论点符合我们对中国社会德性论传统的认识,但这种只强调动机而较少关注道德实践结果的倾向却遮蔽了传统慈善事业重"善"的事实。中国传统慈善是以"仁"的道德情感为动机,以"善"的实现为目的的道德实践。"仁与善"共同构成了慈善伦理的双重道德哲学意涵,并在慈善事业上具体表现为"养"与"教"。传统慈善"教养兼施"的模式可以在伦理型文化之中实现自洽,但近代以来,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崩解后,"仁养"与"善教"发生分裂,两种慈善事业路径分别孕育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公益事业的萌芽。     

社会生活中主体有德行为选择的可能性分析

实现道德选择中的有德行为是社会有序化的关键。有德行为是对他人和社会有道德价值的选择行为。其内涵包括主体的意志自由、利于人的意识和利于人的事实,其实质是主体的道德修养和对时下情景的正确判断。主体的意志不自由、多重道德价值评价的存在、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等,会带来主体有德选择的困境。因此,合理的社会舆论、面对多重评价时坚持“价值量大小”的优先序列原则,以及发生价值间冲突时坚持“底线伦理至上”的原则,可以使主体走出有德选择的困境,实现有德行为。     

文化反叛背后的道德寻根——《夜幕下的大军》之伦理解读

在伦理批评的视域中审视诺曼·梅勒的代表作《夜幕下的大军》,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并非简单停留于文化反叛层面,而是以社会批评为手段,展开对美国传统道德的寻根与回归。梅勒通过本真生命的书写与主观历史的叙事两种策略来讲述反越战游行,暴露出客观新闻报道的"伦理无意识",从而真实再现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道德图景。《夜幕下的大军》肯定了重视个体自由、呼吁公民责任的美国传统伦理观,显示出新新闻主义创作寓于激进的社会批判之中的伦理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