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基于劳动生产率和纳税遵从双重视角的分析

在我国当前税费制度下，减税降费对企业绩效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基于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企业年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减税降费可以藉由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纳税遵从双重渠道对企业绩效提升产生贡献。减税降费对于企业绩效提升具有“雪中送炭”的作用，而非“锦上添花”。减税降费对非国有（控股）企业、非垄断企业、非产能过剩企业和处于成长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绩效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企业所得税的削减对企业绩效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同时减降社保费的绩效拉动作用不容忽视。因此，要坚持以企业绩效提升为立足点，不断提升减税降费在助企纾困政策中的“含金量”，最优平衡“减税降费”与“财政减收”的关系。     

Armey曲线与中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学术界在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问题上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实际上,已有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两者关系的线性设定。而Armey曲线否定了传统的线性研究前提,解释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直观地揭示了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存在性。我国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0.1657,即当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0.1657时,财政支出可以最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     

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下的经济增长展望——基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框架内,考察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与中美技术脱钩“三大新因素”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评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改革红利”,结果显示：基准情景下,中国“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在5%以上,2035年人均GDP为2.43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 2.42万美元的水平;考虑“三大新因素”后,“十四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相较基准情景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2035年中国人均GDP为2.28万美元,比基准情景减少0.15万美元,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加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3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左右,有效对冲“三大新因素”的不利影响,中国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FDI对胶东半岛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依据1984～2005年胶东半岛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GDP时间序列数据,对FDI与胶东半岛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胶东半岛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即FDI对胶东半岛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FDI产生的供给效应对胶东半岛的GDP的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胶东半岛的GDP增长也对FDI的流入产生极大的吸引作用.     

基于生产函数的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分析

基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要性分析,运用我国1985-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与柯布-道克拉斯生产函数建立OLS回归模型,从供给侧对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趋显著,劳动要素的作用则有所减弱。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提出对策建议,指出供给侧和需求侧因素的合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战后日本两次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及对中国启示

二战以后,日本先后完成了两次供给侧的改革,第一次供给侧改革使日本完成了从垄断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的过度,使日本经济走上了正轨,实现2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二次供给侧改革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人口结构改变等背景下发生的。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减税、放松管制等措施,提高企业经济效率,为此,再次实现了近20年的中速增长。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更为复杂局面,竞争性市场尚未形成,亟需通过供给侧改革,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推动经济增长。     

论教育与经济增长的互推效应——基于1990-2010年的经验数据

本文基于1990-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发展策略.实证分析表明,我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互相促进,财政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GDP增长0.6个百分点,且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使教育支出增加2.9个百分点.我国政府需适度增加教育支出,优化支出结构,拓宽投融资途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营商环境改革背景下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企业减税降费政策,这能否真正激发企业活力,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利用2016-2018年混合横截面数据,从减税和降费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 表明,减税和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都有激励作用,且二者的交互项也显著为正,即减税和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互补性.随着营商环境优化,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的作用增强.所以减税降费的同时加强营商环境优化,可在激励小微企业创新方面发挥"1+1＞2"的作用,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近年货币与产出关系的实证分析:1994-2004

货币供给与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中充满争议的问题。本文即以M0、M1和M2来分析我国1994年1季度到2004年1季度货币供给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以考察近年来我国货币与产出的关系。考虑到GDP和货币供给量M0、M1、M2增长率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不能用普通回归分析等传统方法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采用处理非平稳变量的协整等计量分析方法,以避免伪回归现象。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M1、M2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M0与GDP之间没有表现出相关关系;货币供给量M1、M2是影响GDP变化的重要原因,M2对GDP的影响更大于M1。     

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的企业金融化动机——基于企业税收负担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探究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及其作用边界,在科学评估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减税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以2001-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税收负担会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而且税收负担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检验发现：较高的金融资产与实体资产收益率差距、企业处于较弱的市场权力地位均会增强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放大效应。上述研究从税收负担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视角科学评估了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减税降费等精准施策以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比"非典"从生产法角度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社会经济背景与"非典"时期存在较大差异,以"非典"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类比此次疫情会低估后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利用中国行业数据估算的结果更加理想。乐观估计下,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预计降至4%,年度GDP增速降至5%左右;如果复工情况不理想或者疫情扩散造成国际经济局势紧张,预计全年GDP增速将低于4%;如果防控与工业生产受到海外疫情蔓延的拖累,那么疫情会持续影响后三个季度的GDP增长,进而全年经济增长不乐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强调,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成为政府目前工作的现实目标,以"新基建"为主的财政政策是对冲疫情冲击经济的首选政策,推动"新基建"投资和深化减税降费政策可以实现稳增长的现实目标。     

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研究

在国内外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模型,并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结构中,基本建设支出、财政支农支出、教育支出、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对于经济增长都有着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出各个项目都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据此,应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注重结构调整等。     

财政支出增长理论述评

面对全球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经济学家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瓦格纳法则、时间形态理论、发展阶段论和保险支出理论 ,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对财政支出增长现象进行了分析 ;福利经济学派通过建立各种模型 ,从微观的角度对影响公共产品供应和需求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 ;公共选择学派则着重分析制度、政治决策过程等因素对财政支出增长的影响。这些理论对当前我国的启示是 :应该保证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增长态势 ,适当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同时要区分不同性质的支出 ,实行“有保有压”的政策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财政支出结构     

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国内外学者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安徽省1990-2005年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数据,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安徽省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人均GDP对国民生产总值的作用力度较强.在此基础上,为安徽省金融发展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提出自己的建议.     

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政府公共性财政支出偏好

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支出过程体现出来。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 ,政府有明显的公共投资扩张偏好 ,对社会性支出扩大相对忽视。人均GDP水平与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抚恤的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农业和农村发展支出等呈负相关关系 ,与社会性支出中的教育文化卫生支出、公检法司支出等则呈正相关关系。各项政府公共性支出都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但是农村人口比重对政府社会性公共支出缺乏解释力 ,政府支出中的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1981-2003)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因此,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本文利用年度和季度数据,采用协整与误差纠正模型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年度还是季度数据来看,GDP增长率都是CPI变化率的Granger原因.而季度数据的分析进一步表明,GDP增长率对于CPI变化率的影响要滞后三个季度左右.可见,过快的经济增长会诱发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如果要控制CPI的变化幅度,或者说要控制通货膨胀,那么对于GDP增长率的适当控制也就成为必然.由此,根据中国经济增长以投资和出口作为核心动力的现实情况,改变以投资扩张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势必成为今后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1978-2007

以中国1978～2007年的经济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从长期看,GDP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出口总额增加能带动GDP的增长,而进口与经济增长是反方向变动关系;从短期来看,进口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     

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1978-2OO7

以中国1978～2007年的经济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从长期看,GDP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出口总额增加能带动GDP的增长,而进口与经济增长是反方向变动关系;从短期来看,进口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     

我国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比例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1995-2011年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回归,分析了影响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比例的因素,及各因素对该比例的贡献。本文分析的影响因素包括: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卫生费用占GDP的比例、人均GDP、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老年人口比例。结果发现: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和卫生费用占GDP的比例对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比例的变化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我们研究何为合理目标并提出,2015年政府卫生支出需达到21492亿元才能达到将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比例降到30%以下的目标。     

企业生产率追赶中的税收调节效应研究——来自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前沿企业通过创新提高自身生产率,也使行业前沿生产率提高;同时,前沿企业创新扩散带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学习模仿产生的生产率追赶效应使非前沿企业比前沿企业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因而,在企业整体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后发企业后发优势的发挥也会使企业生产率趋同.然而,企业的创新行为、生产率追赶行为以及生产率溢出效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税负的增加会减少企业现金流,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和生产率追赶行为.因此,经济现实中企业生产率收敛的存在性、显著性及其具体表现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经验分析予以检验.以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前沿企业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均显著存在,企业生产率收敛现象明显;企业税负的提高不但会抑制企业生产率增长,而且会弱化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不利于企业生产率趋同;与所得税相比,增值税提高对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相对非研发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而言,税负提高对研发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因此,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和生产率收敛;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使税收优惠成为企业生产率追赶的催化剂,而不是低生产率企业的维持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