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世"与"抗世"的矛盾结合——南宋贬谪词对张、柳渔父意象的继承及其原因探析

唐宋贬谪词中渔父意象的原型,远溯自庄子<外物>、屈原<渔父>,近承于张志和<渔歌子>,柳宗元<江雪>.南宋贬谪词中的渔父意象运用得格外频繁.其意象所表达的含义,是对张氏渔父避世精神和柳氏渔父抗世精神的继承与结合.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渔父意象中隐含的庄子、屈子形象与南宋贬谪词人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贬谪的原因上具有相似性;其次是南宋贬谪词人大多有"避世"的客观条件,即有较为丰足的物质基础;再者是因为南宋特殊的时代环境形成了文人"进则尽节,退则乐天"的思想,在文学上又有北宋苏东坡以及南宋赵构作榜样.     

论两宋赠妓、咏妓词的异同

赠妓、咏妓词最具词体本色风貌,并始终贯穿于宋词的创作中.宋词对歌妓的刻画不仅表现在容貌、情态、技艺等方面,同时也传达出文人对歌妓的情感类型,即狎玩戏谑、蕴含感情、有所寄托等.由于词体发展以及时代风貌的不同,两宋赠妓、咏妓词也表现出一些差异:北宋词人提及歌妓实名时,多出现在词作中,而南宋多见于题序;南宋赠妓、咏妓词所表现的内容、情感比北宋更为宽泛,出现了赠妓却非关艳情及绝情之作,还出现咏老妓、悼亡妓等北宋词不曾涉及的内容.     

论南宋酬赠唱和词的文人化倾向

酬赠唱和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重要形式,在宋词中亦多有表现.从词体发展来看,酬赠唱和之作在南宋,尤其是孝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风格更为开阔多样.从互动方式看,南宋文人以词酬唱主要集中在即席、临别、异地寄赠这三种情况下.与北宋相比,南宋酬赠唱和词在主题、功能、艺术形式上都呈现出新特色：传统的艳情题材有所退减,家国情怀大为增加,词中的脂粉气与感伤气明显减弱;词体功能从尊前娱乐更多转向文人抒情言志,词甚至充当起了书信的功能;次韵的艺术形式极为突出,文人气息更加浓郁.     

东坡词中“雨”意象的审美意蕴

北宋著名词人苏轼词中运用了大量雨意象,这些雨意象具有独特的情感内涵和审美意义。情感内涵主要有两种：喜雨和苦雨,分别表现了作者轻松、愉悦和惆怅、苦闷的心情。东坡词中的雨意象可分为描述性意象和象征性意象,描述性意象具有烘托和造境的审美意义;象征性意象具有隐喻和象征的美学意义。东坡词中雨意象的审美意蕴深厚,是他词创作具有重大成就的具体例证和体现。     

情爱的伤逝之歌——晏几道、吴文英恋情词比较

北宋词人晏几道与南宋词人吴文英的恋情词源于他们相近的恋情生活和伤痕心理。在表现方式上同以追忆和梦境为主 ,但梦窗词显得更复杂更深隐。在情感特征上具有相同的真挚伤感 ,既有恋情的 ,又有身世际遇的 ,不同的是梦窗词中闪动着时代的悲感。     

论宋代贬谪词之三大情感类型

宋代贬谪词有三大情感类型:感伤缠绵、悲愤执着、旷达平和。其中,感伤缠绵类包括时光流逝之感伤、功名成空之感伤、漂泊无依之感伤;悲愤执着类情感包括对对奸佞小人的指斥、对自我高洁人格的标榜和肯定、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旷达平和类包括在山水自然中的旷达,在佛道思想下的旷达,以及旷达的最高化境——随遇而安、无往不适。这三种情感类型分别受到宋玉、屈原和陶渊明的巨大影响。从时代上来看,感伤缠绵类情感在宋代贬谪词中最为普遍,但更典型的表现是在北宋贬谪词中;悲愤执着的情感集中表现于南渡前后;旷达平和的情感虽在北宋苏轼笔下有突出表现,但更普遍地表现于南宋贬谪词中。     

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渭城”作为秦都故地,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入唐后又进入诗人的创作,成为一个意旨丰富的诗歌意象。由于盛唐时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配乐演唱,并以《渭城曲》(《阳关曲》)之名广为传播,“渭城”作为诗歌“别离”意象的指称意义,亦因此而凸显。入宋以后,《渭城曲》(《阳关曲》)在社会上仍影响广泛,不但成为文人诗、词抒写别离情怀的标志性意象,此外,还成为一些画家绘画的素材。宋代文人的诗、词创作,确立了“渭城”意象的别离意旨,强化了情感表现力度,而画家特别是李公麟的《阳关图》画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渭城别离主题的意趣。由于宋代文人的诗、词及画家的绘画创作,“渭城”作为文学作品的“别离”意象得以经典化。“渭城”在唐代原本是唐人长安西行的起点,西行之路经阳关而绵延至西域,又因诗人沿途吟咏,遂成为一条自长安西行的唐诗之路。因此,“渭城”也可谓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上的一个标志性别离意象。     

论唐代小说中的道教仙境意象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仙境描写以宗教目的为主,人间生活和世俗情感并没有成为主体。唐人则"有意为小说",关注和反映现实人生。唐人笔下的仙境和神仙意象是唐代特殊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唐人小说中的壶天仙境描写少了许多虔诚的宗教信仰,更多的表现出文人"作意好奇"的游戏精神;人间"仙境"扬州意象表现了唐人求长生和求富贵时代心理;"神仙"窟的艳遇故事则是唐代文人狎妓冶游和交游女冠的时代风貌的曲折写照。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流水意象

本文从流水意象与中国古人的情感世界、流水文化的地理学根据及神话遗存、流水意象的多重哲学美学蕴涵、流水意象与华夏民族精神及文人性格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意象——流水意象,进行了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指出了流水意象的种种哲学美学蕴涵及其与华夏民族精神和文人性格的深层联系,对其在中国古典文学情感表现中的意义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作者认为,流水意象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功能的审美价值系统,它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具有某种对应关系,并同其他意象母题一道,生成和强化了占传统文学相当比重的创作构思、审美表现的民族化形式;而它与华夏民族精神和文人性格的关系,更反映了它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从文化学角度解读南宋寿词的勃兴

本文从南宋朝野上下的祝寿风尚、理学思潮的影响、文人结社酬唱等外部环境和词体文学自身特点出发,全面系统地审视了南宋寿词繁盛的社会文化成因,藉以寻绎南宋寿词的价值及宋代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的某些精神特质。     

论辛弃疾词的曲折含蕴美

辛弃疾是宋代成就最高的词人,其词作不仅抒写了雄浑壮阔的内容,而且具有词这一文体幽深精微的美质。文人和英雄的双重身份,使辛弃疾的情感格外深沉复杂,发而为词,就使其词作盘郁顿挫,具有特别动人的力量;与此相应,在意象上"摧刚为柔"和大小意象的对比,在结构上"以文为词"、"引气入词",在用典上丰赡贴切等艺术特点,也使其词作具有一种独特的曲折含蕴美。     

乐音音响意象与中国古代思乡文学主题——从西域乐音音响意象谈起

建安诗人首次将乐音意象与思乡主题结合起来 ,乐音是怀乡的催发剂。听觉意象常以乐器象征 ,还泛化到禽鸣鸟语、滴雨、鹃啼、雁鸣等意象。为此乐音本身的审美能量也得到了较充分的体味。闻音思乡的情感力量 ,还泛化、织入到小说戏曲中。作为视听并具的意象话语 ,乐音音响是音乐与文学、视觉意象与听觉意象间互动关系的体现。思乡主题对此有重要的贡献。     

三首羁旅诗之比较－－浅谈片玉词、白石词、梦窗词的风格特色

羁客思归是宋代婉约派词人经常表现的主题。本文分析周邦彦、姜夔、吴文英三词人描写羁旅的代表作各一首 ,并比较探讨片玉词、白石词、梦窗词不同的风格特色。周邦彦生活在歌舞升平的时代 ,因而 ,片玉词讲究辞章音律 ,绵密浑厚 ,更显“唯美”色彩。姜夔、吴文英都是生活在南宋的布衣词人 ,更多身世飘零之感 ,全词弥漫着伤感与凄凉的情调。白石词以“清空”见长 ,词意淡远空灵。梦窗词则更显意象的密集浓艳 ,显得有些晦涩     

近代诗歌意象与近代文人心态

近代诗歌意象出现了更新气象 ,诗坛新变记录了近代文人的心路历程。这种现象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转型 :既是诗歌艺术的新发展 ,也是时代思想风貌的深刻反映。“箫”与“剑”的意象组合 ,寄寓着近代文人的新型人格理想 ;“轮船”等科技新事被营造为诗歌意象 ,表现了近代文人的求知热忱 ;“山”与“海”的意象组合 ,体现着开放意识和文化守成 ;“破钵芒鞋”意象则流露着近代文人的迷惘和寻觅。     

论两宋词坛京都书写的世俗化趋向

古代诗歌与都城的结缘源远流长。及至两宋,词人的京都书写在继承的前提下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在情感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对都城享乐生活的眷恋;在书写方式上,或正面铺叙,或双城对比。京都意象的世俗化书写深植于两宋社会文化的土壤中,城市制度变革、时代思潮、词学观念等时代环境从不同侧面影响着宋词京都意象的书写特点,使之成为中国文学世俗化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唐宋词内在质素演变略论

唐宋词一般模式是：人物＋场景—→心绪变化。词从晚唐五代到最终凝定不前的南宋时期,这三个要素是渐有演变的。从文本意义上说,这三个要素的演变,使词能不断地反映时代整体的社会心绪和意趣,并能不断地提供新的审美特质而始终使之处在时代文学发展的最前列,使之最终完成了由娱乐色彩较浓的文学品种向严肃文学过渡、由大众艺术向文人个人抒情艺术过渡的进程     

李煜词女性意象探微

女性是李煜词中经常描写和抒情的对象。李煜词中的女性意象因为其独特的姿容、体态具有西方文论角度的的符号张力;这些女性意象同时也是李煜词中重要的情感载体,还是李煜内心的深层动力结构的产物和表现。李煜用词的形式成就了这些震撼人心的女性意象,而女性意象也因其艺术魅力成就了李煜词跨越时空的魅力。     

南北宋词异同平议

南北宋词发展演变的轨迹显著.北宋词多风花雪月之吟唱,无寄托可供寻觅,多即席配乐而作,多自然感发、率情之作;南宋词多黍离芰麦之悲苦,多用比兴寄托手法,以费心构思、巧妙安排为主,逐渐演变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清人在朱彝尊之前大都喜爱北宋词,朱彝尊之后南宋词备受推崇.事实上,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北宋词处于词的兴起期,南宋词处于词的高峰期,这是词史发展的必然.     

香农、施拉姆传播系统模式和词的传播活动

从传播媒介使用情况看,词可划分为两大传播阶段:示现媒介系统时期即"歌者之词"(以歌者的口头演唱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时期和再现媒介系统时期即"文人之词"(以书信、印刷品等纸质媒介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时期。在歌者之词的时代,歌者—文人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播系统,歌者和文人都同时兼具信源和信宿两重身分,歌者在传播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词在这一时期的审美倾向;在文人之词的阶段,文人—文人之间即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播系统,这一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文人创作与传播无需再考虑歌者的审美情趣与文艺修养的问题,因此创作更趋典雅和精致,用典更加生僻,意象更加繁复,寓意更加深远,其审美接受也要求读者具备更加深厚的学养,词于是日益成为文学家案头的精致文学产品,成为词学理论家孜孜不倦寻求"微言大义"的经典文体。     

王质的词学观及其创作实践

南宋文人王质一向以第二个苏轼自诩,其词学观也步趋苏轼,倡导诗词一体,打破诗词界限,主张以词纪实。在创作实践中,王质亦如苏轼,以诗为词,用词抒发个人怀抱和人生体验,情感真切动人。就艺术而论,王质的中长调甚类其古体诗,令词则神似其律绝;且与其律诗一样,王质填词喜用叠词,这既是其研习《诗经》的结果,也印证了其诗词一体的词学观。